叔新先生七十华诞就要到了，作为晚辈和后学的我，从心底祝愿他健康长寿，并愿意把我对叔新先生的由衷敬意和殷殷深情写出来，献给先生和大家。因为，我以为叔新先生为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学问，更在于他的人品！

1982年，我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古代文学方向硕士学位。我们的专业不同，我没有听过叔新先生的课。但我来到南开不久，就听说了他的大名，从此便对他抱着一颗敬仰之心。

大约是82年十一月前后的一天，我在旧图二楼文科参考室看书，看见一位精神健旺的学者带着几位学生。好像在向学生们讲授有关工具书使用的情况。当时这位学者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头戴鸭舌帽，身穿戴格子的夹克衫。显得年轻而有活力。如果不是他在给学生讲课，我也许以为他和我差不多，是在这里苦读深造的学生。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叔新先生。我才恍然大悟，并对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和叔新先生比较熟悉和接近，是从毕业留校工作以后开始的。出于对他的敬仰，我在有了自己的学术著作之后，经常主动给他送去，并请他多多指教。他总是非常客气，也非常高兴。当他知道我所研究的领域主要是文言小说后，便和我谈起他也很喜欢这些随笔式的文章，而且还告诉我，他的母亲当年还写过许多这样的笔记小说。当时我出于职业的偏好和好奇，问先生这些文字还有没有。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先生竟然拿着先师奶写的，发表在三十年代报刊上的笔记小说给我看。看着这些已经发黄的报纸，我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敬意。一位名扬天下的大学者，竟然对我这样一个小晚辈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如此认真！由此不免让人想到，在一些人那里，名气和地位足可以成为盛气凌人的资本，而先生的举动让我感觉到人格平等的温暖，感觉到相互尊重的美好，感觉到一颗童心的伟大……

先生的这种态度使我在他面前慢慢失去了拘谨和隔阂，我们像忘年交一样可以随便交谈。九十年代后，我搬到西南村居住，离先生居所更近了。我去看他的机会也就更多了。我们的谈话可以说是天南海北。我们谈生活起居，谈兴趣爱好。我们更像是朋友，而不是师生和长幼。巧合的是，2000年，我们又一起搬进了校外的龙兴里小区，而且是前后楼。在装修房子期间，我深感先生一人持家的不易，经常为他出谋划策。入住后我去看他更方便了。我们的忘年式的交往也一直没有中断。

然而我最为感动和铭刻在心的，还是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的公心和对我事业上的支持和肯定。尽管我们的专业方向不同，但他以其学术大家的素养和惠识，对我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肯定。每次给他送我的新著，先生总是非常高兴我的进步。而且，他还在各种场合，褒扬和肯定我的成绩。我不认为叔新先生的这些做法带有私人感情因素，因为叔新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正直和坦诚是人所共知的。我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一位考生的专业课试卷叔新先生给了不及格。但事后他却向研究生院打报告要求特招这个学生。理由是这个学生尽管基础知识有些不足，但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有培养前途。据说这件事情在研究生院传为笑谈，被称为“拿着上吊绳喊救命”的举动。但这恰好反映出叔新先生为人的正直和公平。他从不把不相关的事情搅在一起。对我是这样，对别人也是这样。这一点，我以为是很多学者，包括许多所谓大学者所难以企及的。一些人在自己的学问方面也许不乏建树，但在对他人的评价方面却很难跳出私人情感的樊篱局限。更有甚者，或者以学术评价作为相互讨好的礼物，或者以学术批评作为发泄私愤的手段。凡此种种，不仅应该受到学界的唾弃，与叔新先生相比，也不啻天壤之别！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道德文章”并称的。叔新先生的文章已经藏之名山，世所共知。在他七十华诞的时候，我想我们还应该大书特书他的道德。因为，他身上所凝聚的中华学人的优良品德——童心与公心，是所有的学人都需要反躬自问和时时反省的东西。人们也时常把高校和学术界称为象牙塔，除了科学研究的价值外，叔新先生身上这种童心与公心恐怕也是象牙塔之所以成为象牙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此文原载《刘叔新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