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叫叶子戏。苏鹗《杜阳杂编》下说：“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可见大约从唐代就开始了。宋代没有关于这种游戏的记载。明代人对这种游戏进行了改造，用《水浒传》的人名为上等牌的图画。据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记载：“斗叶子之戏，其形制一钱至九钱各一叶，一百至九百各一叶。自万贯以上，各图人形。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百万贯阮小五，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八十万贯混江龙李进，七十万贯病尉迟孙立，六十万贯铁鞭呼延绰，五十万贯花和尚鲁智深，四十万贯赛关索王雄，三十万贯青面兽杨志，二十万贯一丈青张横，九万贯插翅虎雷横，八万贯急先锋索超，七万贯霹雳火秦明，六万贯混江龙李海，五万贯黑旋风李逵，四万贯小旋风柴进，三万贯大刀关胜，二万贯小李广花荣，一万贯浪子燕青。”这种改造后的游戏又叫做“马吊”，也就是后来的“纸老虎”。它曾经于１６世纪后期到１９世纪的二百多年中，蔓延于中国城乡，其流行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扑克牌和麻将牌。学者们认为，它和骨牌同为今天麻将的前身。后来流行的纸牌，也留有它的痕迹。

从明代人对叶子戏的改造中，可以看到当时《水浒传》的流传是多么的深入民间。那么为什么明代人要把《水浒传》的人物采入到叶子戏中呢？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一种争斗的游戏，需要必胜的信心和勇武的斗志，这正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的品行所在；另一方面，这样勇武的内容还不能光读书人知道，应该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东西。这又是《水浒传》的流传效应所在。所以黎遂球《运掌经》说：“署之以宋江之徒，必勇敢忠义然后能胜，而又非徒读书者所能知，故署之以不知书之人。”同书又引李东琪《纸牌说》云：“自二十万贯以至万万数极矣。其有资者数拟乎封君，可以帝制，故尊之以宋江也。”这种说法从赌博游戏与《水浒传》故事性质的接近和赌博游戏流传的条件与《水浒传》流传效应的近似上考虑问题，应当说有一定说服力。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叶子戏中梁山好汉人名与钱数的关系，实际上是当时朝庭对这些人悬赏的标价，也就是说，那是这些梁山好汉脑袋的价钱。清代大学者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四引张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说：“有赤身为国不避凶锋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双执花红；拿获李进义者，赏钱百万贯，双花红；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钱十万贯，花红；拿获董平、李进者，赏钱五万贯，有差。”这里提到的悬赏价格和陆容记载的叶子戏的等级钱数有些不同，如略去了千万、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五十万、四十万、三十万、二十万、九万、八万、七万、六万、四万、三万、二万、一万等等级，还略去了阮氏三兄弟、孙立、鲁智深、杨（王）雄、杨志、张横、雷横、索超、秦明、李逵、花荣、燕青等人的名字。有些人的名字写得也与《水浒传》不同，如把“卢俊义”写成了“李进义”，“呼延灼”写成了“呼延绰”。这样的写法来自于宋代《大宋宣和遗事》，倒还有情可原。可“李进”这个名字却未见它书记载，显然是“李俊”这个名字的误笔。还把武松等人的等级降到了十万贯。可是宋江的赏钱万万贯，却和《菽园杂记》叶子戏的记载一模一样。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民间叶子戏的等级差别竟然是当年悬赏的价差。倘若真的如此，说明宋江起义的确引起了宋王朝的极度重视。后代叶子戏的着迷者们也应当由此而感谢宋江，感谢宋江等人这么使劲一折腾，不仅动摇了宋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宋江等人脑袋的价钱还由此产生了这么一种令他们如此如痴如醉的高妙游戏，这恐怕是宋代的统治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可是遗憾的是，这张《招安梁山泊榜文》的真实性还有可疑之处。首先，这张榜文除了王士禛《居易录》引述外，连《宋史》及张叔夜的文集中也没有见到。这与这件事情本身的重要性及万万贯这样极高的悬赏是极不相称的。连余嘉锡先生这样高明的考证专家也没有找到这张榜文的其它出处，只好无奈地说：“余遍考之，终不得其出处。”（《余嘉锡论学杂著·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可见这张榜文恐怕仅见于《居易录》。可是凭王士禛的身份，还不至于去编造一篇张叔夜的榜文。那么问题的关节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