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世说体”小说述评

宁稼雨

       从中国文化“三段论”的角度看，元明清三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市民文化。代表市民文化的主要文学形式是白话通俗小说和各种戏曲讲唱文学等[1]。世说体小说作为士人文化的文学形式，至清代已是强弩之末。与声势浩大的通俗文学繁荣局面相比，不免相形见绌。它主要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文人喜闻乐见的世说体形式中，去表达和记录他们在彼时彼地的各种社会经历和心理流程。同时，世说体小说发展到清代，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局面。在内容上，它基本上体现了清代志人小说的特点，反映遗民抵触情绪和受宠文人得意心情，以及文人个人经历和闲散生活的内容兼而有之；在取材上，既有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综合性画廊，也有反映一代人或一类人物的断面，还有记载某一地区人物事迹的小说；在体例上，虽然均为世说体，但在门类的设置上，却有较多的变化、差异。这说明，世说体这种传统的小说形式，在明代虽然出现了与市民阶层意识相互融合的趋势和倾向，但到清代又重新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专有文学形式，并旦有了较强的功利目的和实用色彩。这也许与清代学风的求真务实不无关系。另外，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这些社会新变化在世说体小说中也留下深深痕迹。下面分别就相关作品缕析述评。

梁维枢《玉剑尊闻》

《玉剑尊闻》，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明末清初梁维枢作。维枢字慎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生卒年不详，明天启前入举为官，天启中以党论削职。崇祯时重新起用，政迹斐然。后乞养归，卒祀乡贤[2] 。本书有顺治十一年（1654)赐麟堂刻本，1927年藁城魏氏养心斋刻本[3]。据书前作者引言，知此书成于顺治十一年。除作者小引外，书前还有吴伟业、钱谦益、钱芬序。

《玉剑尊闻》仿《世说新语》体例和门类，多《雅操》一门，而《捷悟》《自新》二门有目无文，故实存三十四门。作者自云：“见自元以来数百年间雅言韵事，几同星风，凡有韵闻见，略类《世说新语》者分部书之。” [4]可见书中所记，以明人事迹为主，兼及元代。

本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生活经历的折光投影。梁氏在书成以前，有过四段经历，弱冠以前，梁维枢放荡不羁。 20岁以后始发愤读书，中举人，曾任工部主事。天启中因党论被削职家居。崇祯十五年（1642)又被起用。如以弱冠为界，他前期生活比较浪漫，后期则主要埋头政务。这两方面，恰好是书中内容的两大色块。

作者在引言中自称“少为祖父母所爱，父母不忍严督。总角以后。日事蹴跑，驰马、顾曲、近妇人”。这段浪漫生活是他性格自由发展时期，难以忘怀。中年以后它作为一种潜意识印入作者心际。书中若干放浪才子的种种轶事，正是作者追忆这段经历的投影。卷九《唐子畏》条取明人书中关于唐伯虎假扮佣书，拐走主人婢女的记载，表现风流文人放浪不羁的性格特征。从唐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看出作者追忆弱冠以前经历的心理流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思想仍然是明末浪漫主义、启蒙主义个性解放思想的余波。所以，作者的怀念和追忆，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好色，因为这些浪漫生活的描写，是与思想与个性解放的社会内容紧密相联的。如书中《任诞》记：“顾文康微时读书山寺，逐得一犬，剥之，求薪不得，走佛殿，揖罗汉曰：‘不得已，烦大士。因斧其像以爨犬。熟即呼群儿环坐，掰而大嚼，为之一饱。”在顾文康面前，寺庙、罗汉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反而成了取笑和烧火的材料。这种对宗教偶像的亵渎，也正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界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尊重个性、尊重情感的启蒙主义新思潮的余波。联系到前面唐寅赚婢的故事，会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主旨的不同侧面。又如《汤临川》条：

汤临川创为《牡丹亭》，张新建相国语之云：“以君之才辩，挥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张无以应。(《玉剑尊闻·规箴》）

汤显祖虽然曾从师于罗汝芳、张新建等理学大师，可他终于摆脱了传统理学中“性”与“理”的束缚，提出“情”的哲理信念。一部《牡丹亭》,正是他的以情胜理哲学思想的形象表述。

故事中汤显祖与其师张位的对话，一针见血地点明了二者的相悖之处。此事原出明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作者取入本书，可见他与汤显祖的相通之处。不仅如此，他还把李贽关于“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的惊人妙语采入书中。只有启蒙主义的忠实信徒，才能如此不遗余力地张扬越轨于当时的言行。正因如此，四库馆臣斥这些言行为“狂谬之词”，并以此认为书中内容“颇乏持择”[5] 。这固然反映了正统文人的偏见，却也从反面显现出《玉剑尊闻》作者执着于启蒙主义的思想倾向。

作者官工部主事期间，政迹不错。书中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为官者的故事，表现出作者的社会政治理想。首先是一些官员廉洁自好的言行。如《德行》篇《王琎》条：“王琎作宁波知府，操守廉介。故事，日有堂馔，用鱼肉。珑谓家人曰：‘汝不见我食草根时？命瘗之。人呼为‘埋羹太守’。有给事来访，为客居闲。琎不怿曰：‘吾意若造请，有利于民也，而厉民耶！茶至，大呼：‘撤去，不必奉！’给事惭退。人又呼‘撤茶太守’。”同卷《刘东山》条，写历任广东地方官都将官库羡余钱留为私用。刘东山为方伯时，却将此款作公费支销，毫无所取。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升官是发财的代名词，故得官不发财者则鲜而可贵。从王琎和刘东山的廉洁行为中，可以看到梁维枢对理想官员道德品质方面的设计和要求。

其次，作者还借能干官吏的事迹及其遭遇，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如《周文襄》条：

周文襄有一册，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昼夜阴晴风雨，亦必详记。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粮船失风者。文襄诘其失船何日、何时，东风、西风。其人妄对，文襄语其实，诈遂不行。（《玉剑尊闻·政事》）

作者动笔写此书时，正值明末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明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之际。作者于此时写这样的小说，其拯世救国的“补天”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善良的补天愿望，结果当然不可能实现。他们的一腔热血和过人才能往往由于小人中伤、奸臣昏君的打击而付之东流。如《德行》篇《许应逵》条：“许应逵为东平守，甚有循政，而为同事所中，得论调去，吏民哭泣不绝。应逵晚至逆旅，谓其仆曰：‘为吏无所有，只落得百姓几点眼泪耳！仆叹曰：‘囊中不着一钱，好将眼泪包去，作人事，送亲友。”为政有声而被削职家居的梁维枢，其遭遇正与文中许应逵相同。故事表现了作者对主人公遭遇产生的共鸣。说明这些人理想与现实冲突在当时社会具有普遍性。史载“赵南星被祸，维枢倾身翼之。杨涟锒铛，道出正定，维枢往迓之，大言檻车之旁，曰：‘公此行垂名竹帛，夫何憾哉！时逻卒狞立，人咸危之，维枢洒然不顾也”。[6] 可见他的正直品格和与东林党人的相通之处。

志人小说往往反映出包括作者在内的人们对人的设计和理想，《玉剑尊闻》也是如此。作者以小说向人们宣告自己的人格信念：做人应自由自在，任情所为，不受拘束，为官则要清廉和胜任。这些结论是他对人生品尝之后所得，故而有一定的说服力和贴切感。

书中部分内容为杂采众书，故艺术风格不甚一致，其中不乏佳作。如《假谲》篇记：“高皇帝尝欲戮一人，皇太子恳求释之，召袁凯问孰是。凯对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东朝释之者，心之慈。帝怒，以为凯持两端，下之狱。已而宥之，每临朝见凯曰：‘是持两端者。凯诡得风疾，仆不起。帝曰：‘风疾当不仁。命以钻钻之。凯忍死不为动，放归田里。凯归，以铁索锁项，自毁形骸，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屎，潜布于篱根水涯，匍匐往取食之。帝每念之曰：‘东海走却大鳗鲡，何处寻得？”遣使即其家，起为本郡儒学教授，乡饮为大宾，凯瞠目熟视使者，唱《月儿高》一曲，使者复命，以为凯诚风矣，遂置之。”故事以生动的笔触，勾勒出朱元璋的蛮横狠毒嘴脸和阴险猜忌之心，袁凯的战战兢兢而又沉着应变，准确传达出当时文人伴君如伴虎的艰难境地。前叙《许应逵》条，以许临行前吏民的哭泣和主仆二人的对话，形成了一种凄惋悲凉的气氛，表达了作者对此种，场面经历的深切感受。

由作者本人作注，是本书的又一特点。不过注中内容已多为人知，如曹操、李白，妇孺皆知，故《四库提要》讥其注“尤多肤浅”，为允当之语。

李延昰《南吴旧话录》

《南吴旧话录》，未见著录。《松江府志》题为李延昰 (1628—1697)撰[7]，未标卷数。据书中内容及有关材料分析，本书最早由延昰六世祖西园老人口授，曾祖尚炯补撰。延昰子汉徵为全书作注。李氏其他宗亲如袭之、中孚等人也参加了编注工作。汉徵夭亡后，由延昰整理补充，最后定稿成书[8]。延昰原名彦贞，字我生，一字期叔，后改今名，改字辰山，亦曰寒村。明亡后流寓平湖西宫道院，著书行医。有《放亭集》《甲申因话录》《证人录》等[9]。书成于顺治初年。延昰临终前将自己全部藏书及《南吴旧话录》书稿交给当时文豪朱彝尊。朱氏藏本后来下落不明。现存本书有三种版本，差异较大。一为嘉庆丁丑（1817)张应时校刊本，六卷，书前有张应时序和朱彝尊为李延昰所作塔铭。这是目前发现本书最早刊本。二为光绪癸卯（1903)陈蓉曙抄本，上下二卷，书后有吴仲怿跋语。此书一直鲜为人知，上世纪中叶为谢国桢先生所得，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方为世人所见。三为民国乙卯（1915)吴重熹刊刻铅字本，二十四卷，卷为一门类。前有吴重熹序，据此序知此本系据商邱宋筠藏抄本排印，附有《松江府志》李延昰小传和胡祖谦、耿道冲、雷补同、阮惟和四人弁语。书后有佚名的阙文序和几则附录。三个版本中六卷本与二卷本内容、条数基本相同，均不分类。此二本内容多见于二十四卷本，但二十四卷本的条数远远超出此二本。相比之下，二十四卷本为原作的可能性较大。

本书采用世说分类之体，又专记松江一地人物轶事。这种方式在世说体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

书中全记明代松江一带人物事迹，上起洪武，下迄崇桢，凡作者认为当地值得夸耀的文人淑女事迹，几乎网罗殆尽。虽然这是一部李氏几代人共同完成的作品，但书中总的思想倾向却惊人地一致。总的说来，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传统思想中的落后和保守部分。《孝友》一门，实际是一幅幅封建孝子图。他们或者割肉饷母（《沈得四》），或者为孝辞官（《高南州》）。这些愚腐的行为令人感到悲哀和怜悯，因为当事者不仅是为了博得父母的欢欣，主要还是为了取得舆论的好评，混上一个廉价的孝子美名。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儒家以社会功利为目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人们社会行为的约束作用。然而更为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思想不是作为社会的外在要求和约束，而是成为当事者本人内心自发愿望的所谓“心理模式”和王学所谓心学的体现，其在这里的表现，就是那些无视功利目的、纯粹内向化的孝子。如《唐二怀》条：

唐二怀性至孝。父有房婢顾氏，意颇昵之，而对之佯做怒容。二怀能体父意，使其妇视婢加厚。妇曰：“君用心殊苦。”二怀应曰：“汝妇人也，不知为人父设，为之即知吾心。事父母也，仅欲美服珍馔，适其起居则何地无曾悯。凡情中之情，意外之意，更须一一消息，方于子职有少许相应。” [10]

唐二怀与沈得四、高南州那些人的区别就在于，他的孝道，并不是为了取得社会的承认。在他看来，尽孝道并不仅仅表现在穿衣吃饭这些表面的生活琐事上,最重要的是能体贴入微地感知和顺从父母内心的情绪好恶和愿望所在。应该承认，这才是封建忠孝伦理思想最成功的杰作。在《闺彦》一门中，一大群节妇烈女的形象充斥其中，这与《世说新语•贤媛》篇中所崇尚的谢道韫等人的林下风致更是大相径庭。其他各门类中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故事也每每可见。作者对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是从反面进行批评和反思，而是不加分析又处心枳虑地从正面大力颂扬和鼓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作者思想的陈腐。

如同任何传统都有正反两方面因素一样，《南吴旧话录》一书中仍然包含和杂揉一些可以借鉴以至继承的思想因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明代永乐至嘉靖年间，倭寇曾多次骚扰我国沿海各地。松江地处东南沿海，屡受倭寇进犯。作品中以相当的篇幅，反映倭寇暴行和人们强烈的民族爱国精神。如《乔春山》条写乔春山组织义勇民兵抗倭 ，《徐子裁》条记“倭躏泖西，子裁轻舟载亲避匿，适遇零倭。子裁遣舟先行，裸身辱倭。倭怒，共争缚子裁。子裁奋力，且骂且斗，故亲得脱去” ，都可使人形象感觉到这些民族英雄的胆气义骨的光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爱国和节孝作为一个统一体进行歌颂，甚至节孝行为还可以感化敌人，进而达到爱国的目的。如《高于理》条写倭乱时高于理请代父受戮，倭寇竟受感化而去 。作者在这里从主观愿望出发，过分强调了节孝行为和伦理思想的社会作用，把民族矛盾的尖锐性纳入忠孝观念的调节之下，缺乏思想深度，无足可取。书中抗倭爱国故事中思想价值较高的，是那些出身普通，功成退隐的抗敌英雄事迹。如《丐者》条：

丐者张二，倭乱郡守双江方公募使泅水探贼，屡获真耗，且时斩贼首以献。赐以银牌犒金，俱不肯受。贼平，论功应世袭百户。郡县加以章服，张摇手曰：“吾安用此角带皂袍？朔望进辕门逐队叩头，不啻贫优演剧，岂如往来乞食，得以自繇。已忘于辱，何羡乎荣？”或有问其杀倭事，则笑而不答。(《南吴旧话录·寄托》）

从介子推坚隐绵山，焚死不出始，人们已经把功成退隐作为民族心理中的美好‘分积淀下来。文中张二的品行即是这种美好因子的再次显现。又因它与爱国主义精神融为一体，其光彩也就分外夺目。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功成退隐的行为不仅以不受荣禄而显示出人格品质的高尚，而且还隐含着不与当权者合作的潜在意义。因此它是传统道德中值得肯定的积极成分。书中《王宪使苍头》条写王子嘉未遇时一苍头对其照顾体贴备至，及王富贵时则自请辞去[11] 。《丐妇》条记一富子患梅毒后染其妾，弃妾于野，为丐者收养治愈。丐者欲送回富家，妾不恋富家，甘为丐妇，都表现了这种高尚品质[12] ，而作者把地位低下的普通市人作为这些高尚人格故事的主人公，尤为难能可贵。

作品中还有些故事，作者的本意是要宣扬传统旧道德，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使今天的读者了解到这种道德的害人之处。如《柳御史》条：.

柳御史惇以行人选监察御史，初服廌谱。妾沙氏戏之云：“今日须辨虫豸。”御史笑曰：“更当细识虫沙。”太夫人闻之，以为嘲谑不娴家训，杖御史而遣其妾。后历官四川左布政，以内艰归，朝夕哭灵前，抚受杖处悲号，出户外竟以哀毁卒。(《南吴旧话录·孝友》）

作者从中欲宣扬传统孝道，但故事本身却反映了封建家法的残酷。这不仅会使一切儿女媳婿在老人面前无所适从，且因孝而死的归宿也大大有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肃训导。又如《方明斋》条记一位孀妇夜就书生方明斋，方谕之以理，并允诺为其守秘，后方登第，妇亦被推为节妇。作者是要显示“天理”的力量，岂知恰恰暴露了“天理”的吃人本质。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封建社会秩序所旌许的名节背后，隐含着当事者本人对个人欲望的彻底放弃与追求。这也正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本书的社会批判效果。

二十四卷本采用《世说》分类之体，这是它与另二种版本的重要区别，也是其体例形式的一个重要特色。作者还善于在纷乱的社会生活中，撷取和遴选那些平凡、短暂、具体而又能从本质上准确反映生活的事件，为表现其思想题旨服务。这是本书模仿《世说》摄取人物角度的成功之处。前举《唐二怀》条之所以深刻表现出传统道德观念对人的彻底毒害，其重要因素，就在于作者对唐二怀体察父意这一生活中琐细之事的发现与摄取。《王宪使苍头》条则通过苍头在王子嘉富贵前后恭谨与辞的对比，充分显示出苍头的高贵品质，表现了作者反映生活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吴肃公《明语林》

《明语林》，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吴肃公（1626-1699）撰。肃公字雨若，号晴岩，又号街南。宣城（今属安徽省）人。由明入清，不肯出仕，专心著述。除本书外，又有《皇明通识》《阐释》《诗问》《姑山事录》《读礼问》《广祀典仪》《街南文集》等[13]。据书前作者凡例和自序，知本书初稿于康熙元年（1662)，后搁置箧中二十年，经新安吴仲乔怂恿，刊刻于康熙辛酉（1681)。本书有《碧琳琅馆丛书》本、《芋园丛书》本。书中仿《世说新语》体例，袭其旧目，增《博识》一门，共三十七门，记明代士大夫轶闻旧事，表现了一定的遗民意识。

遗民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现象，是民族问题在封建王朝易代后的反映。历史上元、清两代的遗民意识表现得尤为强烈。清初以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遗民诗，是明代遗民这种意识的集中反映。与之有所异同的是，清初一部分志人小说虽也表现了这种意识，但比较隐晦、曲折，它不是直接描写清兵的杀掠，人民的流离失所，明代江山的陂碎。而是以追念明代人物的方式，扬彼抑此，间接表达作者对清王朝消极的不合作态度。它与清初以颂扬所谓升平局面为主的志人小说形成鲜明对照。

在这种深沉而悲喜交加的追忆中，作者首先把理想执政官员的形象推到读者面前。如：

况钟知苏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请署，钟顾左右问吏，吏所欲行止辄听。吏乃大喜，谓太守愚。阅月，集诸吏，诘之曰：“某事应行，若故止我；某事不应行，若故诱我行。是皆有贿！”缚诸吏投庭下。诸吏皆大惧，谓太守神明。[14] (《明语林·政事》）

封建社会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而其机器运转的好坏程度，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官者的能力。科举制度把大批文人引入仕途，但他们的行政才能多逊

于文采，故历史上文官往往为多年混迹官场的吏员所左右。这个故事通过况钟摆脱吏员的控制，掌握郡权的内容，表现况钟干练的才能。它的潜在含义，则是惋惜明末这种人才太少，以至亡国。然而，与德行相比，才能在人才设计中只能占有次要位置。因为才能只是对为官者的要求，而德行则是人所共应守循的准则。所以在孔门四科中，“德行”居首，“政事”只能放在第三位。同是一个况钟，作者并不只满足于表彰其才能，而且也不吝笔墨地突出他的品德。如《况伯律守苏》条录明杨循吉《苏谈》中况钟于府中火灾后宽囿遗火小吏，引咎自责的故事，表现了虚怀若谷，与人为善的为官之德[15]。作者对为官之德落笔较多的，还是他们廉洁奉公的品行。如《德行》篇记：“张思齐藩臬山右，长子纪徒步省觐，道于曲沃。沃令见其良苦，以一驴送之。既见公，公怪问驴何自得，纪不敢隐，具以实告。公怒棰纪，驱驴还令，且切责之。”同卷中《杨继宗遣妻》条写杨继宗妻子受部下肉食之贿，杨误食之。后得实情，升堂告诸吏以治家无方，口服皂英而吐之。又备舟遣妻还家。在作者看来，政权只要掌握在这些既有才能，又能清廉如水的官员手中，民则可安，国则可泰。可是，江山易主，异族当政，这一切理想和愿望都成了痛苦的回忆。所以，尽管清初统治者能够注意网罗人才，发展经济。但目睹过明末战乱和清初高压统治的作者，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在切身利益上都难以与政治环境形成默契。这不仅是他以此书抒发其潜意识的原因，或许也是他不曾入举的直接缘由。

从纵向来看，作为小说中遗民意识的载体——追念明人事迹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思想的规范和约束。尽管作者主观上也许没有这种企冀，但传统观念以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作者的灵魂深处。况钟引咎自责，是儒家“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伦理思想；杨继宗遣妻和张思齐还驴，则又是儒家“大公无私”思想的图解。遗民意识的不自觉流露和传统思想的潜在规定，二者碰撞的结果，便是这类遗民型小说产生的思想渊源。

作者还把笔触伸向人的精神世界，探估人们精神水准的价值和魅力，这显然又是《世说新语》影响的结果。如：

王康僖少有雅量。诸老嫂尝试之。暑月如厕，必置扇外舍牖间，使婢藏之。出视无扇，辄往。三置三藏之，乃不复置，亦终无愠色。诸老嫂相与笑曰：“七叔量如海，可鼻吸五斗醋。”(《明语林·雅量》）

故事虽然尚未超出《礼记》所规定“叔嫂不通问”的戒律，但文中对王承祜气量的描写，却精采地表现出人们对气质之美的认识与驾驭的层次之深。另一篇写气量的小说，风格却直逼魏、晋人。《雅量》篇记：“熹庙时逮者至吴，其令持牒见周吏部。吏部慨然曰：‘吾办此久矣!’顾左右曰：‘一僧庵额未应。’因命笔书‘小云楼’三字，掷笔笑：‘了此别无余事矣！”周顺昌被捕前后从容不迫的气质，表现了进步文人追求精神与思想自由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胆略和气魄，故给人以悲壮的美感。而东林党人在与魏党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正义与进步精神，又在社会伦理的角度增强了这种美感的力度。《世说新语》中所记嵇康临刑前索琴弹曲，叹“《广陵散》于今绝矣”，正与此同趣。          

从周顺昌被捕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对明代社会虽然由衷热恋而多有肯定，但明末朝廷政治的黑暗，却迫使他不得不褒 中见贬，扬中见抑d透过周顺昌的无畏气概，映示出魏阉一伙的无耻和残忍，从而自然流露出作者对理想、对现实、对过去既向往，而又遗憾的矛盾心态。又如：

刘瑾慕康德涵才名，欲招致，康不肯往。及献吉系狱，康慨然诣瑾。谨大喜过望，延置上坐，急趋治具。康曰：“仆有所言，许我乃得留。”瑾曰:“唯先生命！”康曰：“昔高力士为李白脱靴，君能之乎？”瑾曰：“清即为先生脱之。”康曰：“仆何敢当李白？李梦阳之才，百倍于白。一不当公，遂下之，吏亦安肯屈白乎？”瑾从屈谢。明日梦阳得释。(《明语林·企羡》）

作者要表现的是刘瑾对康海思之若渴，唯命是从的仰慕和康海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挚情，但它却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中期政治的黑暗，表现了宦官当权的弊端。《蔚钟》条通过蔚钟任职期间造怨，离职后被怨家派人设计谋杀的敌事，写出明代政治斗争的尖锐、残酷。

本书表现手法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满足以往志人小说简洁的速写勾勒和正面描写，而是借鉴白话小说的某些手法，为表现志人小说的题材服务。如《文学》篇记：“吴趋之里有娶妇者。夜而风雨，烛灭。无与乞火。哄然惊谓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叩门，果得火。”作者没有写都穆如何悬梁刺骨地读书，却从邻居灭烛后一齐想到向他借火，把一个数年如一日发奋于灯下的读书人形象,活生生地展现于读者面前。这种侧面描写的方法反映了作者视角转移产生的描写变化，很有文学韵味。

书中缺点有二：一为体例不严，常有一文互见同书中者；二则抄录它书内容较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予指出。

王晫《今世说》

《今世说》八卷，王晫（1635—?)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晫初名裴，后改今名，字丹麓，号木庵。又好坐溪上听松，自号松溪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聪颖名重。康熙癸卯（1663)年二十八岁时患喉疾几死，医者谓读书过苦所致。其父因令其弃举子业。三年后病愈，则闭门聚所藏数万卷图书于霞举堂，博览群书。又好宾客，当时文人名士多与其交结。康熙戊午（1678),诏征天下博学隐迹之士，京师文人多欲举晫，继知其隐居志坚，叹息作罢。康熙乙丑，(1685),岁值50,填《千秋岁》词自寿，名人竞相属和，传为千秋雅调。除本书外，还有《遂生集》《霞举堂集》《杂著十钟》《墙东草堂集》等，并刻有《檀几丛书》等。[16]

据书前作者自序，知书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是年刊刻成书，为本书最早刊本，比较罕见。后有咸丰二年（1852)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本，较为通行。后来的《清代笔记丛刊》《笔记小说大观》《丛书集成初编》、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诸本，均据粤雅堂本，后者有断句标点，又注明有疑之处，为目前较好的本子。

本书记清初以来文人轶事，仿《世说新语》体例，分门叙事，其中《自新》《黜免》《谗险》《纰漏》《仇隙》六门，作者认为有伤人之嫌，“引长盖短，理所固然”[17]，没有开列。其余三十余门与《世说》原目全同。各本书前有冯景、丁澎、毛际可、严允肇序和作者自序，另有洪晖吉、林西仲等人评林和作者例言，后有伍崇曜跋语。

在清初志人小说中，《今世说》属歌功颂德一类，但与同类小说其他作者，如王士禛、汪琬等不同，这些人都受恩于清王朝，做过大官。他们的志人小说，主要是用歌颂承平景象来表示自己和其他文人的效忠之心。而王晫却是一个布衣隐士。但他没有做官，不是无才，而是因病被父令放弃举业，其思想基础和政治见解与在朝之士并无二致。这是他们地位不同而小说思想倾向一致的基础。作者在自序中谈到写作目的：“今朝廷右文，名贤辈出，阀阅才华，远胜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胜载。特未有如临川裒聚而表著之，天下后世，亦谁知此日风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有此年。”书中虽然以记叙文人士大夫事迹为主，但作者自觉地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朝廷重视的结果。如《今世说•宠礼》中描写宋荦的行为，虽有沽名钓誉之嫌，可故事却反映了顺治对君臣关系的重视。《孙豹人》条写清初时孙豹人初以老病为辞，不愿应名，未获准。后来吏部又有年老授衔之命，硬拉他去领爵。反映清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笼络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事实。这些被文人们以欣逢盛世和知遇之主所领会，所以又有很多太平盛世之象的描绘。其中多为顺治、康熙两朝文人轶事。这些人为文则才思敏捷，为政则精明强干。如：

毛大可过海陵至淮上，时吏部张鞠存父子嗜诗有名园。中秋夜，会客数十人，伎乐合作，鼓吹竟夕。毛倚醉扣盘，赋《明河篇》，凡六百余言，及旦，淮上诸家传写殆遍。宣城施愚山，还自京师，见之目为才子。(《今世说·文学》）

歌舞升平，太平盛世，在这样的氛围中饮酒操觚是历代文人所神往的境界。毛大可的才子之气，更与此环境相映成趣，令人心旷神怡。以致作者本人也颇欲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气氛中，连别人的誉己之辞也顾不上自谦而隐了，“王丹麓博学擅才藻，一时名声满江左，居北郭，为往来舟车之冲，四方士大夫过武林者，必先造其庐，问字纳交，停轭不忍去”[18]。作者如此当仁不让地来写，固然受到明末文人标榜风气的影响，但也不能否认其为歌功颂德而不遗余力的动机。如果再结合为政文人的政迹描写，更会有此感觉。《周釜山》条写周茂源出守栝州三年，行廉政清，路不拾遗，士民交口赞之。说明作者认为这些士大夫是太平盛世的受益主体，也是创造主体。当然，作者并没有把承平世界的得来写得轻而易举，而是从为政官员艰辛努力的成功中渗透出对来之不易的升平景象的珍惜。如：

郭鸣上筮仕，授昆山县令，故县剧难治，吏人且多豪滑。郭赴官，未至县五百里，吏人十数辈迎于道，乃诈称疾不起，自怀部牒，间道行一昼夜，抵县。守县吏方会饮堂庑，见一老书生，仪状朴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视其手中所持，若文书状，迫视之，则部给昆山知县牒也。大惊，互相推挤，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驰归，适至，共叩头请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谕之曰：“若所为我尽知之。今为若计，欲舞文乱法，快意一时，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饱食暖衣，与妻子处乎？”皆曰：“欲饱暖守妻子耳。”曰：“果尔，我今贷若罪，后有犯者，杀无赦！”吏皆涕泣悔悟，终郭任无犯法者。(《今世说·政事》）

此事与《明语林》所叙况钟佯愚事题旨相同，以文人官员摆脱吏员控制，施展才干的故事，反映其励褙而治的一个侧面。

作者把《自新》等六门有揭短伤人之嫌的门类摈弃，反映了他以善化恶的伦理观，也与他不愿树敌，以免惹祸的隐士心理有关。尽管如此，书中还是多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阴暗面。顺治、康熙两朝虽为清代政治开明和上升时期，可统治者在笼络文人的同时，也加紧镇压各地抗清运动，大搞文字狱，实行高压统治。书中卷三记“高云客少遭丧乱，自江左还旧乡，朴衣蔬食，块处蓬室中”[19]。同卷叙“豫章陈伯玑避乱移家，与刘远公流寓芜江”[20]。更为突出的是《政事》篇记胡励斋抗拒株连政策，不肯滥杀无辜。故事对胡亶抗上行为的颂扬，除了隐含着作者以仁为本的传统民族心理外，实际上也曲折表达了作者对清王朝滥杀无辜、株连九族做法的不满，从而也就推翻了作者回避政治和丑恶的初衷，毛稚黄在本书评林中说：“丹麓固欲以奖美传其人，然按其标部，由渐至末，佳处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犹未免是病者。”

美和丑在生活中无所不在，作家也就无法回避。前叙郭鸣所辖吏员，胡亶反抗的上司，都是王掉主观上不愿触及，但又不得不写的人物。而对那些富翁的豪奢生活，作者更表现了明显的褒贬。如：

翁逢春游临安，辇橐中金二千于寓庑下。一日被酒归，蹴金，伤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尽，不复称侠！”遂遍招故人游士及妖童艳唱之属，期诘旦集湖上。是日，舣舫西泠桥，合数十百人，置酒高会，所赠遗缠头无算。抵暮，问守奴余金几何，则已告尽矣。(《今世说·汰侈》）

杭州旧有“销金锅”之称，是富翁们挥金如土的乐园。本篇为书中《汰侈》一门中唯一的一篇小说，它集聚了作者对豪侈行为的强烈不满。只有难以克制，作者才能违背他不揭人短的诺言。

本书不仅在体例上模仿《世说新语》，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极力蹈袭《世说新语》“言约旨远”的传统，表现出语言的优美精练。所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白话小说具体描写的影响，本书在叙事描写的语言风格上表现出简洁而又具体的特点。前举各篇均可见端倪，又如：

侯辅之少遭家难，避居嘉兴，捕者突至，逮系登舟。侯默然，手执《周易》熟视之，倦则依傍人卧。捕者以为痴，且以纨挎少年易制也，将抵会城，各简视行李，或登陆，意益懈。侯睨视两岸桑翳然无际，突起窜身坐桑林中，捕者眙腭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火搜林中。侯望见火光所指，即疾避之，微行近白门，遇诘者，以《周易》示之，曰：“吾卜者也。”遂脱于难。(《今世说·假谲》)

整个故事十分紧凑，盖因作品语言简洁，描写细腻准确听致。如“逮系登舟”，仅四个字就写出士兵逮捕、捆绑、拉侯登船的全过程，用笔十分经济。其语言简洁之外，又较紧凑，故给人以动感，有回味的余地。周敷文在评林中谓此书“言简而味长，耐人寻绎”。文中对侯上船以后和逃跑前后的描写，又非常具体、生动。四库馆臣云此书“其中刻画摹拟。颇嫌太似”[21]。从文学角度看，这应当是书中的优点。

李清《女世说》

《女世说》，四卷，李清（1602—1683)撰。《八千卷楼书目》小说家类著录。清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直隶兴化（今属江苏省）人。天启辛酉（1621)举人，崇祯辛未（1631)进士，授宁波府推官，擢刑科给事中。以谏语侵尚书甄淑被劾。甄淑败后起吏科给事中。弘光朝迁工科给事中。在他三任谏职期间，先后数十次上章奏，指斥时弊，皆不行。寻迁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镇，未及杭州而清兵克南京，遂隐松江，又寓高邮，久乃归故里。杜门不与人交，晚年著书自娱，尤潜心史学，康熙间征修《明史》，辞以年老不至。除本书外，又有《澹宁斋集史论》《史略正误》《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三垣笔记》《南渡录》《明史杂著》等。[22]

本书约成于康熙时作者隐居期间，传本罕见，唯见道光乙酉（1825)三月经义斋刊巾箱本。陈汝衡《说苑珍闻》所云“无意中获一刊本，书凡四卷，又补遗一卷”，与道光本相同，当为同本。书题“昭阳李清映碧辑”，“雪溪钱时霁景开校雕”。前有作者自序和凡例。自序情感挚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是一篇出色的序文，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序中略述作书缘起。清早年丧父，伯父维凝抚育、教诲成长。二人感情不减亲生父子。维凝有《世说》癖，曾以《世说•贤嫒》一门“未饫人食指”为憾，欲撰《女世说》以续之，志未竟而卒。作者为报伯父养育之恩，辑此书以竟伯父遗志，其用心可叹。书仿《世说新语》体例，分三十一门。

在清初志人小说遗民意识与歌功颂德两大潮流中，本书属于前者。作者在书前凡例中，已交代本书取材，为正史列女传和其他传记，以及各种野史。这与作者所处时代有关。作为崇祯进士，一个大展宏图、施展才干的难得机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成为泡影。所以遗民意识对他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康熙时他以年老为由，谢绝了朝廷征修《明史》的抬举，而躲在家里却自撰若干史学著作，也包括本书。这不能不认为是遗民意识使然。这些遗民型小说的作者对满清王朝怀有抵触情绪，可惮于清政府的淫威，又不敢正面反抗。于是他们搜集前代或明人事迹，或以思古隐含贬今之意，或言隐逸以否定现实。如《白氏妇》写白氏妇年轻守寡，于宅中造祭室纪念古时文人，香火严洁，躬自洒扫[23]。这里作者笔意，不能简单看成旌表封建节妇，而是在其中隐含着民族气节的意向。《黄巢姬妾》条叙唐僖宗平黄巢后责问其姬妾从匪。姬妾云：“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相于何地乎！”[24]在这段故事中，恐怕寄托了作者对明王朝覆灭的责难、同情，也隐含着他对清王朝的不信任态度。又如：

吕徽之隐仙，居万山中，耕渔自给。后有人乘雪_物色之，惟草屋一间。忽米桶中有人，乃其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问徽之何在？答曰：“方捕鱼溪上。”[25]     (《女世说·高尚》）

文中吕徽之夫妇的远离尘世行为，给故事蒙上一层冷峭、孤寂的气氛。这种氛围也正表现了作者思念故国的难言之隐，并与作者当时的隐居心境完全一致。

除了这些遗民意识的内容外，作品中还有些故事则显现了部分传统观念的痕迹。如《杜羔不第》条写杜羔屡举不第，其妻竟写诗羞辱他，杜致羞而不敢归家。[26]反映儒家入世思想作用下人们对科举功名的注重。又如：

石氏有女嫁尤郎，情好甚笃。郎为商，远行不能阻。忆之病，临亡，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致于此。后凡有商旅远行，吾死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人呼石尤风。(《女世说·忿狷》）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地位决定了她们离开了依附对象便难以生存下去。这并不仅仅是生理的霈求，更主要的是灵魂的空虚与自我的失落。而作为商妇怨的主题，又表现了历史上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

由于本书由前代史书网罗而来，并非作者自作，故在故事情节规模、语言风格诸方面不甚一致。但就其艺术风格来说，—种冷俊、孤峭，又有些凄婉的格调，却弥漫于整个书中。这也正是作者遗民心情的下意识反映。

此外，此间还有章抚功的《汉世说》和乔从颜的《僧世说》[27]。二书一断代取事，一专记僧事。内容可想而知，但对丰富世说体小说的体裁形式，有一定作用。

清代世说体小说在内容上比较复杂，既有歌功颂德的倾向，也有遗民意识的表现,但总的看来，这些世说体小说在思想倾向上比较落后、保守，它基本体现了传统思想中的惰性和陈腐的部分。尽管它也记载了部分值得称颂的人和事，但这些不过是传统的自然延续，而看不到什么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思想，新行为。比起明代后期世说体小说中所表现的启蒙主义思想观念，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相比之下，此期世说体小说在体例上却是这种休裁的鼎盛时期。其中有的追忆前代事迹，有的只记某一类人，有的则记某一地区人物。在门类上，有的承袭《世说》旧目，有的全部自撰。有的新旧参半。但这些五颜.六色的包装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对其内容的失望。只能从二者的反差中感觉到思想的贫乏。

[27] 二书已佚。《汉世说》见《四库》著录，《僧世说》首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引，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有藏本，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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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全清小说》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22年3月），原文被编者删改，这里推送的是笔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