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追求

宁稼雨

《世说新语》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追求

宁稼雨

任何文学艺术的变革首先是一定文化背景支配下的思想和观念的变革，魏晋时期也不例外。钟嵘《诗品》在谈到谢灵运和颜延之的诗歌创作时，曾引用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宗白华先生认为“芙蓉出水”和“错采镂金”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并认为魏晋时期是二者转折的关键。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审美意识并无高下之分。因为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各有所长。清人刘熙载《艺概》谓：“《宋书》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就连二者的结合，也是一种完美的艺术风格，《梁武帝评书》云：“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镂金。”所以，我们的任务不应是硬对二者强加轩轾，而应从历史的文化背景中去揭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人们推崇不一的内在原因。
       “错采镂金”的美是一种人工雕琢的美，它体现了人的审美理想的对象化，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芙蓉出水”的美是一种自然清新、质朴无华的美，它是人们对审美对象自身的内在美感获得认识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审美领域的扩大。“芙蓉出水”之美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得到推祟，除了玄学贵无思想跃起的决定作用外，具体来说，就是当时人们对自然与自己内心深情同时发现的必然产物。
       自然作为审美容体为人们所认识，是有其历史过程的。人在未与自然界分化以前，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人作为类存在与动物分化，开始人的历史后，仍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但这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把自然作为对象加以审视。不过在人类早期，当人们对自然的秘密还不能理解时，那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自然现象，如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河、火等，只能成为人类膜拜的对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周代便开始萌发了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人与天的合谐成为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突出特色。如《易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但这时人们提出和解决的只能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而未能把自然作为美的对象加以认识。在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并不乏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但目的都不是认识、自然美。如《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国风·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但这些自然景物只是咏事的一种比兴手法，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中的“他物”，目的却是“咏辞”，不是自然美本身。《庄子》对自然景物的一些精美描述，也只是为了宣扬他因任自然的思想。《论语》和《荀子》中一些对山水松相等自然景象的赞美，是借自然景物的某些特色来比喻或象征人(主要是君子)的道德品质。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日：‘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汉代大赋中也大量写到山水，但目的也是为了说明大汉国势的强盛，并非作为审美对象加以观赏和描写。

       过去一直认为，把山川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是从南朝末开始的。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按照他的说法，好像只有在魏晋玄风过后，山水之热才能兴起。其实二者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并存的。从东汉末年开始，随着人们社会理想的破灭，就开始在山水中寻求精神慰藉。荀爽《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仲长统《昌言下·乐志》：“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戈高鸿…．。”所以钱锺书先生《管锥编》认为：“山水方滋，当在汉季。”并说：“荀以‘悦山乐水’，缘‘不容于时’；统以‘背山防流’，换‘不受时责’。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于逸野兴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

       如果说汉末时人仍对山水的审美是“不得已之慰藉”的话，那末到了魏晋的期，随着老庄思想的盛行和贵族庄园的兴起，出水自然之美，终于成为人的自觉审美对象。港台学者徐复观先生也认为，魏晋以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占有很明显地地位；所以也只赋与自然以人格化，很少将自己加以自然化。在这里，人很少主动地去追寻自然，更不会要求在自然中求得人生的安领。……庄子对世俗感到沉浊而要求超越于世俗之上的思想，会于不知不觉之个，使人要求超越人间世而归向自然，并主动地去追寻自然。他的物化精神，可赋与自然以人格化，亦可赋与人格以自然化。这样便可以便人进一步想在自然中——山水中，安顿自己的生命。同时，在魏晋以前，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地对象，也不一定是为了满足美地要求。但到魏晋时代，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地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的美地要求。”（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这一时代风尚变化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文人士流的生活行为。如孙绰“居于会稽，游山放水，十有余年。”，其兄孙统“家于会稽，性好山水……纵意游肆，名出胜川，靡不穷究”。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得到精神的愉悦与陶冶。

《世说新语·言语》：“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想。”同篇载：“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难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又记：“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记：“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除了个人对自然的独自感怀，他们还相互交流各自不同的感受：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世说新语·言语》）

由于审美偏好的不同，同是祟尚自然，却能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司马道子喜欢皓月当空的明净之美，谢重则希望稍加点缀。而二人以自然美为追求目标，并耽情其中的做法，却又是一致的。
       他们不仅在山水中流连忘返，而且在游山玩水中抒发自己的感受，竞相吟咏山川之美。《晋书》本传记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溉然叹息，顾为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出于对自然的深情，他们唯恐生命的短暂，不能与自然永在，于是便以吟咏的形式，希冀灵魂与自然永不分离，这才真正是忘情于山水。又如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谢安传》）。甚至能否以山水为题材，已经成为对某些文学样式评价的标准。《世说新语·赏誉》：“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长君在座。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充分自觉地意识到自然美在自己的生活和文学艺术中的重要位置。它不仅大大开拓了文学艺术的视野和领域，也成为以后人们审美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刺激了山水诗画、散文的日益发展，使之日臻完美、成熟。

宗白华说：
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而有灵趣。”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然使人有凌云意。”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越。这使中国出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轨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渗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

黑格尔曾将自然的存在称为美的“第一种形式”，将人们历意识和表现的自然美称为美的“第二种形式”。魏晋人对自然美的认识相创造，显然已经上升到美的“第二种形式”。

（本文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