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几个问题*

宁稼雨

       [摘 要]《世说新语》元刊本是现存版本中仅晚于宋本的较早刊本，学界关注较少。近年来逐渐引起学者注意，陆续有相关成果发表，但很多问题仍然未能澄清释疑。在参照吸收前人成果并全面梳理元刊本的基础上，可以就元刊本底本问题、与唐写本及尊经阁藏宋本关联问题、与其他宋本关联及版本价值问题、元刊本本身卷帙问题、元刊本刘辰翁评点作伪问题等进行考索探析，以促使元刊本相关问题研究向前推进。

[关键词] 《世说新语》   元刊本   刘辰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在全本《世说新语》存世版本中，元刊本的刊印时间仅次于宋本。因该本存世的三个版本均藏于日本和中国台湾，学者关注者少，致使该本在《世说新语》相关文献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已经出版的《世说新语》整理本中，明确将元刊本列为参校版本的只有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和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有关元刊本版本研究方面的文章只有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和周兴陆《元刻本<世说新语>补刻刘辰翁评点真伪考》。[1]这些研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笔者近年在研究中发现，关于《世说新语》元刊本，乃至整个《世说新语》的版本研究，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这里仅就元刊本的几个相关问题做些论述，期盼方家指正。

一、元刊本自然面貌与递藏过程

元刊本《世说新语》见于以下文字记录：（1）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五子部小说类：“《世说新语》，……又，元椠本，昌平学藏。”[2]（2）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世说新语》……刘辰翁批点之本分八卷，亦因是书分析卷帙也。元至正务本书堂刻本则据陆本，明正德仁实堂本则依刘本。明万历王世贞刻本则出于仁实堂本者也。吴郡袁褧万历中所刊者则以务本堂本为渊源者也。” [3]（3）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元刊本。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须翁刘辰翁批点，刘应登序。”[4]

（4）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世说新语》八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元]刘应登校，题宋刘辰翁批点。[元·建]刊[元]修，八册。”[5]（5）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八册，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点，元至元二十四年刘应登原刊元坊肆增刊评语本。”[6]（6）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八册，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点，元坊刊本。”[7]（7）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评。元刊本，共四册。内阁文库藏本，原河本立轩，昌平坂学问所等旧藏。按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五著录昌平学藏元刊本《世说新语》八卷，即此本，其识文曰：‘刘辰翁批点删略注文。’”[8]

据以上记录，元刊本现存以下三种版本。

一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即森立之、王国维、严绍璗记录之本。该本分八卷，二卷为一册，共四册。卷一从“德行”起至“言语”止；卷二从“政事”起至“文学”止；卷三自“方正”起至“雅量”止；卷四自“识鉴”起至“赏誉”止；卷五自“品藻”起至“豪爽”止；卷六自“容止”起至“巧艺”止；卷七自“宠礼”起至“排调”止；卷八自“轻诋”起至“仇隙”止。首册封面题“世说新语 元板 一之二”，上钤“日本政府图书”藏印，中间贴三枚内阁文库藏书签。首页为“耘庐刘应登”序，钤有“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书籍馆印”“日本政府图书”等收藏印章。该序大字写刻，半叶五行，行十三至十五字。正文卷一首页首行顶格题“世说新语卷第一”（后七卷除卷四此处失题外，馀均同此），第二、第三两行均低四格，题署“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须溪刘辰翁批点”，第四行低两格，刻“德行第一”。正文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低一格，行十七字。各卷末顶格题“世说新语卷×”，卷八末题“世说新语卷八终”。各卷批文以阴刻“批”字引领，批文插在注文中，字更小。书中撰注、批点人姓名惟卷三、卷七、卷八尚存，馀皆剜去，注亦删削过半。另还有若干页字体与全书不合，应为补刻。综上所述，内阁文库本应非原版，而是经过剜改的后印本。

二为台北图书馆藏本，即阿部隆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记录之第一种（台A本）。该本八卷，八册。原书无封面，内封一贴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书签。内封二为清代学者叶昌炽光绪十一年（1885）墨书跋语。后为原书正文，首为刘应登序四页，首页钤有“元本”“馀园藏书”“云川许氏怀辛斋书籍”等藏印。“馀园”其人未详。“云川许氏怀辛斋”为近代藏书家许厚基。序后为正文。正文首页钤有“䣜燕绪收藏经籍印”“濂亭”“张裕钊图书印”“怀辛居士”“怀辛所见宋元秘籍”“吴兴许氏怀辛斋藏”“博明怀辛主人藏书印”等藏印。䣜燕绪即晚清著名藏书家查燕绪。张裕钊（1823—1896）字“濂亭”，近代藏书家。“怀辛”为许厚基字已见。从刘序开始，该本内容与日本内阁文库本基本相同。所不同处为：其中四卷（卷一、卷二、卷四、卷六）卷首失题。说明二者为同一版本。但根据版本差异，潘建国判断该本的印刷时间要晚于日本内阁文库本。[9]

三为台北图书馆藏本，即阿部隆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记录之第二种（台B本）。该本亦八卷八册，钤有“天尺楼”“寒云秘笈珍藏之印”“芹圃藏书”等藏印，分别为近代、民国时期藏书家刘世瑷、张芹伯、袁克文藏书印。该书版式、行款和题署文字均与内阁文库和台A本相同，但刘辰翁批语的字体却与内阁本和台A本有别。潘建国判断该本为书贾用明正德四年（1509）赵俊刻本撤去跋语，冒充元刊本。[10]

从以上版本记录情况看，三个元刊本各有不同递藏过程。

内阁文库本。该本没有中国藏家藏印，从该本的藏印来看，先后经过了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内务省文库、日本政府图书藏书几个阶段。昌平坂学问所，亦称“昌平黉”，是日本德川幕府直辖的高等学校，为江户时代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前身为林罗山建立的弘文院。1691 年德川幕府授权林氏家族指导祭孔，并将弘文院收归幕府直接管辖，改为此名。说明该本流入日本的时间，应该不晚于此时。日本明治三年（1870），把江户时代历代将军的书库红叶山文库和昌平坂学问所藏书合在一起，创办了浅草文库。浅草文库藏书后来被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接管，其中一部分藏品保存在内阁文库，即现在的国立公文书馆。

台A本。该本所留藏印共11枚，主要涉及晚清近代藏家和台北图书馆，入台之前，该本实际上基本只有两位藏主，先为查燕绪，后为许厚基。查燕绪（1843—1917），清末藏书家，字翼甫，号檵亭。其先为浙江海宁袁花人，居于江苏苏州。咸丰庚申（1860）之乱，避乱迁徙至武昌，拜张裕钊为师，后被聘为纂修《湖北通志》。查氏世有藏书之风，先祖查升、查慎行等，均为前清藏书名家，他亦受其濡染，藏书日富；与叶昌炽为知交，叶昌炽在其《缘裻庐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到其书斋中观宋元本之事。该本前叶昌炽题识即当为至查氏书时所为。查燕绪藏书处为“木渐斋”，藏书印为“日精草堂”“家在苏州望信桥”“查燕下字翼夫”“查燕煦（绪）收藏经籍印”等。著有《檵亭诗文集》《群书异话》等。经查，该本首页“䣜燕绪收藏经籍印”为查燕绪所用另一藏印。“䣜”字与“樝”形近，“樝”通“查”。故该藏印主即为查燕绪。该书“濂亭”“张裕钊图书印”均为张裕钊藏印。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鄂州人，晚清官员，散文家、书法家、藏书家。以二人关系视之，查燕绪师事张裕钊，当以所藏善本分享于张，张得以盖其藏印纪念。该本在查燕绪之后的藏主为许厚基（？—1958）。许厚基字博明，号怀辛，别署怀辛阁主人，一作许博明，近现代藏书家。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居于苏州。家世饶于资，广收宋、元、明本古籍。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袁氏“五研楼”、姚氏“咫进斋”等家藏书零星散出时，他购得若干明刻本和名人精校本，在上海古书流通处等书肆又购各藏书家散出旧籍。曾编有藏书书目，录宋元明善本149种（此本当在其中），明清抄本近百种，经藏书名家缪荃孙、傅增湘过目审定。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许厚基所藏部分善本书被上海来青阁书店杨寿琪所购，后又被中央研究院图书馆购得，并于1949年迁入台湾，该本当随此路径流入台北图书馆。

台B本。该本三个藏印，“天尺楼”为刘世瑷藏印。刘世瑷生卒里籍未详，民国时期藏书家，文献学者。著有《征访明季遗书目》，编有《天尺楼丛钞》。以生活年代看，刘世瑷应为该本三位藏家之第一位。“寒云秘笈珍藏之印”为袁克文藏印。袁克文（1890—1931），民国著名著名收藏家、藏书家，字豹琴、豹岭，一字抱岑、抱存，因得宋王晋卿《蜀道寒云图》而取号“寒云”。河南项城人，袁世凯次子。虽家世显赫，但有志于学，颇富收藏。曾师从方尔谦、李盛铎学版本古籍收藏，并花重金购藏善本古籍。先后得卢文弨、莫友芝、徐坊、吴昌绶、杨守敬、邓邦述等藏书大家的宋元明精椠数百种。其藏书印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等三十馀种。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其家道日衰，晚年居上海，以抵押珍藏善本、卖字、卖文为生。所藏珍本部分为傅增湘、丁福保、叶德辉、刘承干等藏书家所购。袁氏所藏元刊本《世说新语》，流入上海大藏书家张乃熊之手。张乃熊（1891—1942），字芹伯，号菦圃。民国间浙江湖州南浔人，“芹圃藏书”为其藏印。张氏为上海藏书世家，其父张均衡（字石铭）为“民国奇人”张静江的堂兄，上海大藏书家，刻有“适园丛书”。其“适园藏书”奠定张氏藏书雄厚基础。张乃熊为均衡长子，继承其父藏书，又继续扩大。编有《菦圃善本书目》，收宋本88部，元本74部，明本407部，清乾嘉以来藏书名家黄丕烈校并题跋者101种。抗战时南浔沦陷之前，张乃熊将全部藏书运往上海，并于1941年底经郑振铎和徐森玉介绍全部售给当时的中央图书馆。1949年迁入台湾，成为台北图书馆善本书库中重要组成部分。

二、元刊本底本蠡测

刘应登在刊印元刊本序中说：“丙戍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刬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11]可知底本为其家藏本。但此本已经过刘应登的“精刬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所以今传元刊本已非其原貌。因该本今已不存，其原貌不得而知，但倘能在蛛丝马迹中摸索原貌一二，对深入研究《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原貌和价值，乃至整个《世说新语》的版本研究，都很有意义。

学界首先提出元刊本底本问题的是潘建国教授。他在分别对比了元刊本与宋本、湘中本和袁褧刻本这三种与《世说新语》宋代版本关系甚密的版本后认为，元刊本与湘中本应该同属一个版本系统。其论证过程和主要依据是，一方面，有18例元本与湘中本相同而与宋本、袁本相异的情况，另一方面，有八例湘中本与其他三本不同的情况。前者是元刊本与湘中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的根据，后者则是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所致。[12]潘氏此说第一次提起元刊本底本的问题，而且搜集了不少证据材料，证明元刊本与湘中本同出一源的可能性，给人以很大启发，有耳目一新之感。但目前仅凭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证明元刊本与湘中本同源同版，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首先，八例湘中本与其他三本不同的情况，与元刊本和湘中本同出一源之说相左，潘氏将其解释为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显然不够充分。这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但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其他可能性的可信度更大，那么这些材料就要反过来用了。其次，潘氏提出此说之前，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可能性：元刊本底本的来源，只能从尊经阁本、湘中本，陆游本（袁本）当中寻找。这也值得商榷。事实上，尊经阁本、湘中本、陆游本只是我们今天能够直接或间接了解看到的《世说新语》宋本版本面貌。这并不是说，除了这些版本材料，就没有其他可以寻找宋代或之前版本的渠道和可能性。倘若找到其他线索渠道，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与此说相左的材料证据，那么这个预设就难以成立了。

在笔者看来，尊经阁本、湘中本和袁褧本（陆游本），这三个版本代表了迄今为止《世说新语》存世文字的三种重要形式，它们分别为：以尊经阁本为代表的完整存世宋本；以袁褧本为代表的经明人整理后刊印的陆游宋本；而所谓湘中刻本原藏传是楼，20世纪初尚存世，但后来不知去向，所幸清初以后有若干藏家曾用该本对袁本、刘辰翁本、博古堂本进行校勘，留下很多批校，这些批校大致反映出湘中本的版本面貌，所以目前湘中本是一个以批校形式存世的《世说新语》版本系统。除了以上三种版本形式外，尚有其他版本形式。其中唐写本残卷世所共知，也广为使用，遗憾的是唐写本只是断简残篇，并非全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版本形式却为校勘学者和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元代之前的唐宋类书和各种注疏中保留的《世说新语》佚文。经笔者检索，在《文选》李善注和唐宋时期重要类书如《初学记》《白氏六帖》《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海录碎事》《事文类聚》等中存有大量《世说新语》佚文。我们知道，尊经阁本的刊刻时间是宋绍兴年间，而以上类书注疏作者除了《事文类聚》编者祝穆略晚于绍兴年间，《海录碎事》的编者叶廷珪为绍兴年间人外，其余作者均在绍兴之前。也就是说，这些类书和注疏所引《世说新语》文字，时间上均早于尊经阁本。所以，这些文献是考察《世说新语》早期版本面貌的重要渠道，是上文所述三种《世说新语》早期版本形式之外的一个重要版本研究资源，同时也是研究元刊本《世说新语》底本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源。

笔者用元刊本部分文字与唐宋类书和注疏进行校勘后，发现大量与现存《世说新语》早期版本具有校勘价值的文字。这些文字足以改变我们对元代之前《世说新语》版本情况的认知，并且能够给《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底本问题带来新的答案。具体分为两者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元刊本与尊经阁本、湘中本、袁本相同，诸类书本与之不同。如例1：文学3“郑玄家奴”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复有一婢来”，《白氏六帖》作“复有一婢”，[13]《初学记》作“复有一奴来”，[14]《艺文类聚》作“复一奴来”。[15]例2：文学3“郑玄家奴”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薄言往愬”，《白氏六帖》《初学记》均作“薄言往诉”。[16]例3：文学13“诸葛厷年少”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诸葛厷”，《北堂书钞》作“诸葛恢”。[17]例4：文学17“初注《庄子》”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旨要”，《文选》李善注引作“指要”。[18]这种情况表明，在现存宋本、元本和据宋陆游本整理而成的袁本之外，还有其他版本的文字材料存世。第二种情况是，元本与宋本、湘中本、袁本之间有文字歧异，类书等文献与这些歧异或异或同。如例1：德行7“客有问”条，“客有问”三字，元刊本作“或问”，宋本、湘中本、袁本均作“客有问”，而《艺文类聚》作“客问”，与诸本皆不同。例2：德行24“郗公”条，宋本作“郗”，元本作“郄”，《蒙求》卷下注引《世说》作“郗”，《白氏六帖》卷六引作“郄”，《太平御览》卷三六七、四八六、五一二引作“郗”，刘辰翁批“‘郗”误作‘郄’，后同”，冯舒校“‘郗’应作‘郄’”，沈剑知校：“按《北堂书钞·太尉》、《初学记》卷十一、《事类赋注》‘燕’引臧荣绪《晋书》作‘郄鉴’。《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五‘郗’亦作‘郄’，皆误。”[19]例3：德行33“谢奕”条，元本作“著”，宋本、袁本作“箸”，《太平御览》作“着”。[20]例4：德行37“晋简文”条，元本、宋本、湘中本作“悦”，袁本作“说”，《事文类聚》作“悦”。[21]例5：德行38“范宣”条，元本、宋本、湘中本作“褌”，袁本作“㡓”，《太平御览》两处，卷四二六和卷六九六分别作“㡓”和“裩”，[22]《事文类聚》作“禅”。[23]以上两类情况充分证明，在现存宋本和宋本演变本（湘中本和袁本）之前，唐宋类书及注疏文献中还存有大量《世说新语》佚文。这些佚文所使用的版本，往往与现存本有较大出入，因而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类书本身所征引《世说新语》文字就不止一种版本，从而为现存宋本《世说新语》之前的版本认知提供了重要渠道线索。

对于元刊本来说，这些唐宋类书与注疏文献的《世说新语》文字不但具有重要校勘价值，而且为元刊本的底本追溯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范围。先前因为见不到其他版本而把元刊本底本的追溯范围锁定在宋本、湘中本、陆游本当中的预设也就因此而可以解除了。因为，唐宋类书等文献中不但具有诸多与今传宋本不同的佚文文字，而且还有能够直接支持它们中的某些版本与元刊本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证据。这些证据的直接表现是：元刊本与三种宋本系统不同，但与唐宋类书所引文字相同。如例1：德行6“陈太丘”条，“膝前”二字，元刊本作“膝前”，宋本、湘中本、袁本均作“䣛前”，而《白氏六帖》正作“膝前”，与元本相同。由此可见，有直接证据证明，元刊本的底本渊源，并非出自湘中本，而是出自唐代类书所征引的《世说新语》版本。关于元刊本底本出自湘中本，以及湘中本的反例现象系刊刻时校改所致的说法，还有重新考察的必要。虽然元刊本的底本在唐宋类书中已经有蛛丝马迹可寻，但因为这些类书未明示引书版本来源，故而其所据底本具体为何仍然难以确指。所幸汪藻《叙录》综述了当时经眼所闻的若干《世说新语》版本，笔者在《日本尊经阁藏<世说新语>版本文献价值》一文中，曾将这些版本胪列为15种版本。汪藻为作《世说叙录》用力甚勤，其所见《世说新语》版本在当时号称最富，如无意外，元刊本所据底本当在这15种版本当中。

三、唐写本《世说新语》与现存宋元刊本的版本关联

从上文可见，元刊本的祖本，应该在现存几种宋本系统之前唐宋类书及注疏征引之本中，可能在汪藻《叙录》所述15种版本中，但具体何种版本已不详。不过可以通过与元刊本相关几种文献的对比校勘，大致梳理元刊本在《世说新语》版本演变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从而评价其版本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唐写本与宋元刊本之间版本关联的考察。

从唐写本与宋元刊本的关系来看，虽然唐写本只是断简残篇，但通过现存文字与宋元本对校可以发现，从唐写本到宋元本，《世说新语》的文字发生了重大调整改变。这些调整改变不是简单的个别文字版本歧异问题，而是大面积主动的文字调整修饰。唐写本中很多冗繁的字词在宋元本中被简化精炼，一些错字、漏字被修改补足，见表1。对比之下，能够明显看出，整理润饰之后的宋本元本，文字更加准确精炼，是《世说新语》版本演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化和飞跃。这些事例的共同特点是，宋本、袁本、元刊本三种对于唐写本的改动都完全一致。由此可以产生这样的推测：倘若宋本、袁本、元刊本三者是唐写本之后的第一改写整理，那么三者不可能如此大面积文字一致。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在唐写本之后，宋本、袁本、元刊本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将唐写本版本系统进行系统整理润饰的、几乎接近《世说新语》定本的版本（下简称“定本”）。所以三种版本才会出现大面积文字相同的情况，而这个版本应该就在汪藻《叙录》所胪列的15种版本当中。

表1       《世说新语》宋元本对唐写本字词的改动

但是，如果继续追踪，又会发现新的情况，那就是对于唐写本进行整理润饰的工作，似乎并未结束。三种版本在承袭定本的同时，也都存在继续对唐写本（或者是唐写本的整理定本）进行调整改进的现象，见表2。例1、例2、例3说明：有些地方定本未改，宋本和袁本承袭定本未改，而元刊本（或其底本）作了改动；例4说明：有些地方定本未改，宋本、袁本和元刊本（或其底本）则分别做了不同的改动。以上四例不仅证明定本之后各本文字部分歧异情况，同时也证明元刊本的底本应该与宋本、袁本（应当还包括湘中本）不同，是另外一个版本系统，所以这也是元刊本底本并非出自湘中本的另外一个旁证。

表2       《世说新语》宋元本对唐写本字词的改动（续）

四、元刊本与其他宋本系统的关联及其版本价值

除了在唐写本与宋元本系统的对应关联中能够看出元刊本的一些版本特征价值外，元刊本（或底本）的主体版本价值应该在与现存其他宋本系统（宋本、湘中本、袁本）的群体校勘对比中呈现出来。

第一，元刊本与湘中本、袁本校勘宋本，见表3。表3诸例中，例1-2、例5-8均为字形相近讹误，例3-4为分段歧异。如例3：宋本本条与下条“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合为一条。元本、袁本以下均分为两条。《艺文类聚》卷六五、卷八三，《事类赋》卷九，《太平御览》卷四0九、卷七六四、卷八一一、卷八二四，《太平广记》卷二三五，《事文类聚》续集卷九，诸书引此均独立成条。《太平广记》卷二三五引《世说》作“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傅增湘录蒋篁亭校：“‘管宁’，宋本提行。”[24]孙毓修辑沈宝砚校：“‘管宁’，提行起，连下王朗为一条。”[25]佚名录沈宝砚校：“当析为二，‘管宁’，宋本提行起。”[26]邓邦述校略同。冯舒校：“镏本另起一条。”[27]案，“镏”同“刘”，谓刘应登元刊本。何煌校：“‘管宁’，俞氏藏本另起。”[28]戴熙芠校：“惜荫轩本误连上文。”[29]管大勋本佚名校将本条截分为两段，校：“管宁误行。” [30]例4：宋本本条与上条连段，元本以下提行另起。戴熙芠录沈宝砚校：“‘王朗’，宋本连上。”傅增湘、佚名录蒋篁亭校：“‘王朗，宋本连上条。”何煌校：“‘此条俞氏藏本误连一段。”以上两例元刊本与湘中本、袁本以及唐宋类书所引校正宋本分段讹误，为其版本价值的重要体现。

       表3       元刊本与湘中本、袁本校勘宋本

第二，元刊本与宋本、湘中本校勘袁本，见表4。表4诸例中，例1-8、例10亦为字形或字音相近讹误，其余例9、例11-15均为“绝”“殊”二字歧异出校。据潘建国考证，原文应为“殊”，“绝”乃晏殊校定该本后为避晏殊本人名讳所致。则作“殊”者，为来自未经晏殊校定的陆游本系统之袁本，而作“绝”其他三本则是经过晏殊校定之后的晏本系统。[31]这与前文所述元刊本底本应为唐代类书征引《世说新语》所据本之说貌似相左，因为晏殊校本晚于唐类书所据本。这个问题可从元本、宋本、湘中本三本与晏殊校本关系来考虑。三本虽然均同晏殊本，但各有所本。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来自不同版本系统的元本、宋本和湘中本，均使用晏殊本校勘，并采用了晏殊本的部分内容。于是才会产生三本既保持其原底本的基本样貌，又吸收了晏殊校本的一些做法的情况。[32]元刊本的版本系统渊源又从这个角度得到了一些新认识。

表4       元刊本与宋本、湘中本校勘袁本

第三，元刊本与另三本交叉校勘情况，见表5。表5诸例分两种情况：其一，例1-4分两组，元本与袁本一组，宋本与湘中本一组，两组文字不同；其二，例5-12湘中本与其他三本不同。潘建国认为这些情况为元刊本底本出自湘中本的反例现象。但如果结合前四例以及上文其他文例来看，就会发现湘中本与元刊本的文字歧异现象，是四种版本文字诸多复杂现象的表现之一。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把湘中本与元刊本的文字歧异仅仅解释成为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所致，恐难成立。这种文字歧异，既是《世说新语》版本复杂的表现之一，也是元刊本本身版本特征的具体呈现。

表5       元刊本与另三本交叉校勘

五、关于元刊本的卷帙问题

现存元刊本分八卷，这个卷数与《世说新语》最早的版本著录一致。《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均著录两种《世说新语》，一为八卷本，一为十卷本。八卷本均署刘义庆，?�卷本则署刘孝标。学界一般认为，八卷本为刘义庆原书，十卷本则为刘孝标加注之后的版本。但从绍兴八年�?span lang="EN-US">1138）董弅重新编辑整理《世说新语》，将原来的八卷本改为三卷本之后，三卷本成为通行版本。传统的八卷本和十卷本逐渐湮灭。所以，在宋人书目中，一方面还抄录旧书目之八卷本和十卷本，另一方面，三卷本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并成为主流定本。瞿本《郡斋读书志》只著录十卷本《世说新语》，袁本《郡斋读书志》则同时著录十卷本和三卷本，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则只有三卷本了。

因为从宋代开始三卷本成为通行版本，所以元刊八卷本的问世，一来流传不广，二来因与主流版本不合，颇受非议。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世说新语》三卷，宋刻《世说》三卷,刘辰翁批点刊行,元板分为八卷。……此书经须溪淆乱卷帙,妄为批点,殆将丧斯文之一端也欤！”[33]因三卷本的主流地位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钱曾把八卷本视为异端加以贬斥，称之为“淆乱卷帙”。潘建国认为宋代《世说新语》诸多版本纷呈，八卷本乃为恢复原书卷帙的一种尝试，无关“淆乱”。[34]笔者基本赞同此说，但以为还有阐发的余地，尤其是对元刊八卷本渊源的认识，又能回到八卷本的底本是湘中本还是另有所本的话题上来。从“淆乱卷帙”的表述似乎可以令人揣测，钱曾本人好像并不了解八卷本才是《世说新语》原始版本数量的背景，所以只是把三卷本视为《世说》版本正宗。这一误解到《读书敏求记》的校证者章钰那里更加严重，他在为钱曾“淆乱卷帙”所作校证补遗中说：“《新唐书·艺文志》刘义庆《世说》八卷，晁公武《读书志》亦云八卷。则宋时已经淆乱，非须溪之过。”[35]所谓“淆乱”的逻辑关系应该是：三卷本是《世说新语》正宗，所以八卷本等其他版本是对正宗三卷本的“淆乱”。如果这个理解不错，那么问题是：须知欧阳修等人修撰《新唐书》时，刊刻三卷本《世说新语》的董弅尚未出生。董弅刊刻三卷本《世说新语》是在南宋绍兴八年（1138）。如果说到“淆乱”，是谁“淆乱”了谁，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按照章钰的逻辑，那么最早“淆乱”的不是《新唐书·艺文志》，而是《新唐书·艺文志》所抄录的《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那才是八卷本“淆乱”的始作俑者。可见从钱曾到章钰，均不了解八卷本才是《世说新语》祖本正宗，三卷本是宋人重新编辑的版本这一历史实情，以至于将八卷元刊本视为异端，大加伐斥。

既然《世说新语》原本为八卷，三卷本为宋人重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八卷元刊本到底是不是唐宋史志中著录的原始八卷本？潘建国认为元刊八卷本是将三卷本拆改重组的结果。[36]此说言之成理，可备一说。尤其是，在人们心目中《世说新语》最早现存完整版本只有三卷宋本的时候，这个说法应该更加合乎逻辑。不过，这个问题似乎还应该可以有其他寻找和考虑路径的可能。首先，除了宋本之外，现存唐写本也是《世说新语》重要的早期分卷参考资源。现存唐写本残卷自《规箴第十》至《豪爽第十三》，凡51则。尤为重要的是，唐写本残卷卷末署“世说新书卷第六”。据此，学界一般认为唐写本为带有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十卷本，而现存元刊八卷本的《豪爽第十三》在卷五。据《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八卷本为刘义庆原书，十卷本为刘孝标加注后的注本，而元刊八卷本恰恰正是基本没有刘孝标注的版本。按十卷本和八卷本的大致卷数比例来推测，八卷本处于卷五位置的“豪爽”类，与十卷本处于卷六位置的“豪爽”类，应该是总卷帙排列的相同位置顺序。因此，有理由认为，元刊八卷本底本来源有可能是唐代尚存的八卷本原本《世说新语》。这样解释虽然也未必能够成为定论，但应该比元刊本底本来自湘中本更有可信度。其次，认为元刊八卷本的底本来自唐代尚存的八卷本，还有一个比较有力的旁证，即上文所引元刊本与他本（宋本、湘中本、袁本）不同，却与唐代类书文字相同的两例。这两例应该是元刊本底本出自唐代尚存本的一个重要有价值证据。当然，因为类书引文零散，其所引原书原貌仍然不得而知，以至还不能确定该原本的原貌情况。这还有待于继续发掘材料，掌握更充分证据，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六、关于元刻本刘辰翁评点作伪问题

从版本形态看，元刊本之前的《世说新语》版本，除了原文，基本只含有刘孝标注，或含有残存的敬胤注。元刊本在版本形态方面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大量删削原书刘孝标注，二是增加了刘辰翁评点和刘应登批语。增加的两种文献为《世说新语》的版本内容增添了新的元素，是元刊《世说新语》版本形态的一个重要亮点。

近年关于该本一个热点话题是刘辰翁评点是否书贾作伪的问题。最早提起这方面话题的是叶昌炽跋语：“此书旧有二刻:一王弇州本,一袁褧本,皆三卷。此本八卷,耘庐刘应登刊。旧注删节,十无一二。间有应登自注,随文训释,无所发明。其《自序》云:‘丙戌长夏,病思无聊,手校家本,明年授梓。’书中遇宋讳缺笔,应登当为宋人。丙戌,理宗宝庆二年(1226)也。然中有须溪刘辰翁评。辰翁,宋末人。宋亡上距宝庆丙戌,计四十年,其评未行,应登无由采之。反复审谛,乃知后来所窜入。何以言之?前二卷题名刬去未刊,卷三始题云‘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为一行,‘须溪刘辰翁批点’为一行。此必原刻撰人、注人分列二行,后并为一行,即以所空一行补刻刘辰翁姓氏。前二卷偶脱之,或是补刻不坚,随即损落。评语皆在各条末行,挤到末行无空,则移上方,亦有竟划去本文,重为挤刻,以留余地,无越行者,此尤补刊之迹,显然可认。原刻颇精,补入之字不堪寓目。盖宋元之际,辰翁评本如《少陵诗》之类盛行于时,坊肆藉以炫售尔。”[37]叶昌炽为近代大藏书家，所著《藏书纪事诗》饮誉书林。他提出元刊本中刘辰翁评点并非原书所有，而是后人补刻簒入。其理由有三：一是刘应登自序谓其手校家本的时间是“丙午”，该“丙午”为理宗宝应二年（1226），该时间刘辰翁评尚未问世，刘应登也不可能见到；二是版刻有明显挖改痕迹；三是书商借刘辰翁各种评本盛行机会牟利。三条理由中，第三条只是推测，并无证据。第二条明显有挖改痕迹，确如其言，说明刘辰翁评点文字为后来补刻进去的，原书并非如此。至于第一条，是叶昌炽自己搞错了。刘应登自序所谓“丙午”，并非宋理宗宝庆二年，而应该是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38]

尽管叶昌炽发现了元刊本刘辰翁评点为后人补刻所加，后面“坊肆藉以炫售”似乎也有该评点为伪作的暗示，但他终未明确指出刘评为伪作。潘建国在叶昌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刘辰翁的评点乃为元代坊肆伪托。其理由有三：一是版刻明显挖补情况，即叶昌炽所发现者；二是从刘辰翁与刘应登的交谊来推测；三是从刘辰翁评点文字内容来证明。[39]潘建国此说受到周兴陆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首先，“补刻”与“伪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其次，部分刘辰翁评内容明显是针对刘应登批；再次，刘辰翁评点与其其他评点的惯例基本吻合。[40]笔者基本支持刘辰翁评点非伪托说，除了周兴陆提出的几个理由外，还有以下两点补充意见。

其一，关于古籍剜改通例与作伪之间的关系。剜改是古籍刻印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其中有些做法与作伪相关：一为剜去原书年代较近的序文，保留年代较早序文，冒充古本；二为剜去原序文中所署年份，荫蔽真实年份，以利编造更早年份；三为剜改原书牌记刊印者和年份；四为剜去出版者，冒充他本；五为剜去书口上年代或补刻页，以充原刻或更早版本；六为剜改目录和卷数，用残本冒充全本。以上六种情况，均为全书个别局部部位操作。出力少，获利大，可谓一本万利。像元刊本刘辰翁评点这种大面积补刻的情况，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财力。如果仅从获利的角度看，有些得不偿失，或利润较少。所以采用这种大面积补刻来作伪的做法好像没有先例。周兴陆文中提到，元建安熊氏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即在该书宋本空白处补刻了刘辰翁评点。这种情况与元刊本《世说新语》补刻刘辰翁注情况相同，以其工程浩大，目的只是为了增补刘辰翁评点，非为作伪获利计。故元刊本补刻刘辰翁评点，乃为正常补刻行为，不可以作伪视之。

其二，衡量判断是否作伪的最后根据应该是这些评点文字是否为刘辰翁本人所作，如果是，就谈不上伪托的问题。只有能够明确断定这些评点文字确非刘辰翁本人所作，才能谈得上伪托的问题。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已经问世八百余年，它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对其作伪性质重视的原因，应该是没有人认为这个评点与刘辰翁其他评点非同一人所为。盖因评点之道，非常人所能为。看似不过为只言片语，寥寥数语，不过随意为之，实际上却需要深厚才学积累和眼光见识，以及精妙的语言表达。历史上著名的评点大家，从刘辰翁，到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莫不如此。道学冬烘，酸腐秀才，倘入此道，则原形毕露。因此，测试该评点是否委托，试将其评点拎出，加以品鉴。是业内高手，还是村野腐儒；是刘辰翁本人，还是伪托者李鬼，应该不难判断。限于篇幅，兹举几例说明。

首先，刘评善于移用诗文评笔法评点《世说新语》，如：“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襥。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世说新语·政事》）“便使左右取襆”上有眉批：“襆，如今人包袱之类。”这句看似不起眼解释词语的批语，却泄露出背后的几个玄机：一是此处刘孝标注未加注，但“襆”字已经为宋元人所不解，故须加注。这说明批语者十分清楚六朝时词语与宋元当时语言差别，知道该在何处出注；二是解释词语这种形式看似简单，实为诗文评点所常用，而刘辰翁本人则恰恰是诗文评点的专家。他曾评点过唐代很多诗人作品，也评点过《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对评点一道轻车熟路。又如：“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世说新语·言语》）故事通过支遁在养马一事所体悟出来的生活的抽象哲理意义胜过其现象价值的认识，表现魏晋士人“道优于器”理念指导下的“神超形越”人生态度。刘辰翁批曰：“高视世外。”这种一语中的的评点方式正是诗文评点高手的点睛之笔。

其次，稔熟故事内容背景，委婉批评刘应登批语，如：“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世说新语·言语》）此条文字简单，但背景错综复杂，颇显人物品德性格。此渊源连刘应登也未能把握得当，受到刘辰翁评点含蓄批评。本来，该条刘孝标加注两条，一引《晋诸公赞》，略谓羊祜“以清德称”，以及“南州人闻公哀，号哭罢市”；一引曹操临终前所留《遗令》，略谓“以吾妾与妓人皆著铜雀台上……月朝十五日，辄使向帐作伎”。两条注文前者交代羊祜清德威望之高，令百姓敬仰；后者则以曹操生前对死后安排铜雀台乐事，与羊祜形成鲜明对照。因刘应登将两条刘孝标注删除，造成读者对故事的因果始末难以深入了解。为弥补这一缺憾，刘应登自己加了一句批语：“此亦戏言，谓羊公清德自佳而已，不如铜雀台上妓，可以娱人耳目。”刘应登把王献之这句话理解为“戏言”，谓羊祜清德自佳，不如铜雀台妓可以娱人，其实未能搔得其痒，一是羊祜清德并非“自佳”，孝标注引文清楚交代羊祜逝世后南州人“号哭罢市”，足以说明影响甚大；二是王献之之所以贬低羊祜，抬高曹操，乃与琅琊王氏与泰山羊氏两家恩怨有关。[41]正因为看到刘应登批语的失当，所以刘辰翁予以提示纠正。只是原书该处刘应登批语已经占据较大版面，所剩空间有限，所以他只能在剩余有限空间补刻了简练却重要的评点：“此正堕泪之言，人不能识耳。”“堕泪之言”，正是指被刘应登删除刘孝标注所引《晋诸公赞》所云羊祜去世后南州百姓的号哭，以及建碑立庙之举。“人不能识”则是委婉批评刘应登批语未能了解这个历史背景，于“堕泪”典故毫无所知，竟然将王献之诋毁羊祜之言视为“戏言”，故为“不识”。了解了这些复杂原委，就不难看到，刘辰翁这段评点虽然短短十一个字，但堪称火眼金睛，字字千钧。这种学养和见识，绝非射利书贾和腐儒所能及。

再次，从小说艺术创作规律角度对《世说新语》给出专业评价。作为六朝文言小说的代表作，产生于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还处于中国小说的雏形时期。经过唐代传奇和宋代说话艺术的探索和积累，到刘辰翁所在的宋末元初，小说艺术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实践。这些为元刊本《世说新语》的评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艺术经验，使刘辰翁评点能够针对《世说新语》作出比较广泛和比较深入的小说艺术规律方面的探索。其中主要包括：小说文体的认识、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小说故事情节的构想规划。小说文体认识是指以宋元时期的小说观念去甄别辨析《世说新语》中的小说文体表现：“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世说新语·尤悔》）故事以桓温本人自白写其野心，入木三分。历代评家多于此落墨，发轫者则为刘辰翁评点：“此等较有俯仰，大胜史笔。”这是对《世说新语》文本价值属性的重大突破。此前《世说》虽然列入子部小说家，但论者习惯以史家来认知评价，未免隔靴搔痒，未得其真，唐代刘知己就曾对《世说新语》一类小说大加伐挞。放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意识到刘辰翁的“大胜史笔”对于小说文体的价值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于对《世说新语》小说属性的定位，刘辰翁评点有很多对于小说人物形象刻画成就的评价和总结。如：“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世说新语·德行》）故事看似为夫妻讨论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事关这个问题相关玄学理论探讨中“名”“实”关系的思考探讨。谢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注重教育之“实”，而后代理学、礼教盛行之后，往往以“名”代实。刘辰翁对此深恶痛绝，故批曰：“使人想见其良，益叹其真。后人矜饰旷废，皆当愧世。”此批由对谢安行为的赞美肯定，延伸到对该条故事描绘谢安形象的艺术方法及其阅读效果，堪称本色当行。以记言为主的志人小说，本不以情节曲折见长，但《世说新语》部分故事也有比较生动的故事情节。作为稔熟唐宋以来文言白话小说各种手法的刘辰翁，不肯放过以成熟小说情节故事为审美追求的标准眼光，敏锐发现《世说新语》的故事情节描写，给予肯定评价。如《世说新语·文学》“张凭举孝廉”条，评曰：“此纤悉曲折可尚。”可见其对《世说新语》中故事情节描写的敏感和高度评价。又如《世说新语·方正》“郭淮作关中都督”条，评曰：“语甚感动，节次皆是。”抓住情节生动和语言感人这两点故事的精彩要害，可谓切中肯綮。

纵观以上精彩评点，给人感觉非须溪不能道。若非须溪，亦必高人。既然高人，何必冒他人之名？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发现之前，我还是认为刘辰翁为其评点所有者的传统说法，不宜推翻。

（本文原载《学术研究》202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