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封面为设计草图，待调整加工后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在守正中创新

——《说部新说：中国叙事文化学探微》自序

学贵创新，这句话广为人知，但如何去做到创新，却可能有多种答案。三十年前，鉴于百年以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沿用来自西方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为主要范式研究与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产生龃龉的实际情况，我提出了以故事类型研究弥补解决这一瓶颈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在开始思考提出并实践这种方法的时候，我更多考虑的是很多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像如何去选题，如何去搜集文献，如何对故事类型做文化分析等等。随着叙事文化学方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实践中的不断深入理解体会，逐渐开始从内部和深层来理解认识叙事文化学的学理所在和学术价值，尤其是所谓叙事文化学学术创新的内涵和实质究竟何在。

初次接触知晓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人，在没有全面深入了解叙事文化学全部深层内涵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对其产生一些误解。这些误解的共同点，就是从完全“西化”的角度来理解认知叙事文化学。比如，有些人在没有全面了解认知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测，把叙事文化学想象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生硬照搬西方研究理念方法的“野狐禅”；也有人从“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个名字上望文生义，将名字中“叙事”二字想当然地从西方叙事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自身内涵和学科隶属。换言之，就是把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解为采用西方叙事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进行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一种“西体中用”方法。因为这些误解，促使我本人逐渐对自己构想的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行深入反思和学理分析。考量的重心就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到底是姓“中”，还是姓“西”。如果是姓“中”的话，它又是如何做到，或者怎样才能证明的？思考的结果大致如下：

从提出学说方法初衷的主从关系看，思考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初衷，不是为了拿着一种西方学术理念范式，来中国的文献材料中检索遴选符合其理念范式的材料，证明其理论体系的科学和普世。恰恰相反，提出并实践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第一需求，是要解决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领域来自西方沿用百年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在面对故事类型研究时所出现的窘迫无奈情况。也就是说，作为由多种文体和诸多作家作品构成的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用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来操刀剖析，只能因其方法所限将其按文体和作家作品割裂。故事类型需要根据自身的形态特征来寻找相应合适的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故事类型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如同为某个既定研究目标去立项招标物色施工队伍。在这里，被服务的主体是作为中国叙事文学主体形态的故事类型，而用什么方法来为这个主体来服务，显然是处于备选的客体位置。所以，无论是叙事文化学参考借鉴的来自西方的主题学，还是被某些学者误认为与叙事文化学关系密切的叙事学，都是作为（或是可能作为）参与为叙事文学故事类型主体招标施工的中选方而已。他们与故事类型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么，看起来外国学术色彩很浓，创新意识很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其内在本色仍然还是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这个根，这个充分体现中国文学本色本质的“中”。吸收借鉴来自西方的各种方法理念，其目的是为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这个根来服务的。所以它是为了守住“中”而创“新”的。

从采用具体方法的步骤程序上看，中国叙事文化学仍然还是恪守中国学术本体的创新方法。由于叙事文化学发轫于对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的量身定做设计，所以其具体步骤程序均服务于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需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学术研究方法的范式渊源关系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范式体系大致来自西方主题学研究。这似乎容易给人套上西方马甲的印象，但比对分析之后就可以看出它的“体用”归属。除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之外，主题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还有两种方式，一是恪守主题学本身的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用“AT分类法”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故事分类和类型研究。如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主题索引》，以及相关具体主题类型研究等。需要明确的是，主题学对民间故事所做的分类层级不是最具体的个案故事，而是若干具体个案集合而成的二级单位。如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主题索引》第二类“一般的民间故事”第301F【寻宝】，该类的描述是:“英雄下到洞里或下山崖去取贵重物品，但是宝物被吊上来之后，英雄反被留在那里。”在这个类型下，作者列举了从16种文献材料中搜集的同类具体个案故事。这16种个案故事是第一层级，而“寻宝”则是第二层级。主题学关注的重心在第二层级；二是借鉴吸收主题学的研究精神，从比较文学角度对中国抒情文学进行主题意象研究，如陈鹏翔主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等。相比之下，民间故事研究算是纯正的主题学研究，是完全的“西体中用”。抒情文学的意象研究已经对主题学研究的本体有所动摇，已经把用于民间故事领域研究的主题学方法，移用于中国古代抒情文学领域。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在主题的规模层级方面，它依然与原始的主题学基本保持同步，即采用第二层级意象主题的摄取视角。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叙事文化学所采用的主题分析，不是从第二层级的意象层面，而是从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底层组成单位——个案故事类型来进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构成单位的故事类型，本身是一个独立而又包容若干文体和各种主题演变轨迹的文学现象单位。只有把主题焦距锁定在这个位置，才能正确打开故事类型的深层主题内涵，从而正确揭示出不同历史多种文献材料构成的故事类型的不同形态变化中所体现折射的文化主题变异情况。因此，以个案故事类型为基本主题研究单位的中国叙事文化学，虽然借鉴了主题学的范式规则，但它在主题单位方面的调整改变，正是体现了它“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守中原则。

其二，从学术研究的具体操作层面的学术渊源来看，中国叙事文化学从故事类型研究的需要出发，在文献材料搜集工作中，努力奉行“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对于故事类型相关的任何文献材料，不设任何门槛。凡是该故事类型所涉及的任何材质，任何形式，任何内容，任何载体材料，均在搜集挖掘之列。这个方法与主题学的原始设定有所不同的是，主题学设定的摄取层级是第二层级，而第二层级下的第一层级故事总数实际上是一个有待发现补充的未知数，所以“寻宝”这个类型下到底有多少第一层级故事，还不能最后确定。这样也就决定了主题学第二层级类型的文献搜集不能以穷尽为目标。而抒情文学的主题学研究所关注的仍然也是由若干第一层级作品组成的第二层级的意象主题，如“黄昏主题”“复仇主题”“负心主题”下面，均由若干第一层级作品构成。但每个主题下面到底有多少第一层级作品，仍然与民间故事的主题学研究一样，没有穷尽文献的目标设定。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以第二层级为焦点锁定目标，而是第一层级的具体个案故事，如“孟姜女故事”“王昭君故事”“西厢记故事”等等。因为第一层级的具体个案故事目标范围明确，要想对其作出深刻的文化意蕴挖掘总结，就必须以地毯式的全面覆盖方式，穷尽其文献材料。这种方法的学术渊源，则正是从汉代的古文经学，到清代乾嘉学派的严谨考据学传统。梁启超将这个传统总结为“集千万本”，而中国叙事文化学提出的个案故事类型文献搜集“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理念，也正是“集千万本”这个传统的具体落实。所以它无疑是正宗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传承。同时，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内部，叙事文化学的这种方法也是一个突破和发展。关于古代叙事文学的个案故事，从赵景深、胡士莹等老一辈学者开始，就有过戏曲小说同源关系研究的诸多成绩。从文献搜集的角度看，这个方法与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的文献搜集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在关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同一故事主题类型的不同文本演变情况；不同之处在于，前辈学者的戏曲小说同源关系研究，其文献材料搜着主要限于小说戏曲和相关史传笔记等，其他渠道文献涉及较少。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文献搜集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入。从这个意义是上看，叙事文化学研究针对传统戏曲小说同源关系研究，的确又是一个突破和创新。

从提出学说的学术史作用来看，叙事文化学又是倡导“中体西用”学术传统复归的认真实践。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和学术迅速进入中国学术哥哥领域并成为主导范式，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以西方学术范式为主流的学术氛围。这个过程一方面把西方学术文化的精髓传入中国，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短板和不足，逐渐成为百年以来中国学术的主流；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学术范式中的某些与中国本土研究对象不合榫的部分却因为其主流地位而被忽略。百年以来，西方主流学术范式在中国的正面效应已经基本完成实现，其与中国本土研究对象的不合榫部分应该受到关注重视，并寻找改进解决的方案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也正是希望能从这个意义上来担负起应有的学术历史使命。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看，在明清之前，基本只是零散研究，缺乏规模和体系的研究。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的盛行繁荣，孳生和推动了小说戏曲研究的规模和体系。其主要研究范式是评点研究。评点研究虽然形成了规模体系，但受取材和方法局限，所涉研究领域也相当有限。二十世纪起，来自西方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逐渐取代以往的叙事文学评点研究，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主流。从积极的方面看，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确有以往评点研究所不具备的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体制和内涵方面挖掘方面的覆盖广泛性和探索深入性，也极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历程。但是，随着百年学术运行，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对象之间的某些不合榫之处也逐渐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它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重要形态样式——故事类型的龃龉。因为故事类型是由若干种文体和作家作品组成，而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只能研究故事类型中与自己对应的文体和作家作品，忽略其他文体和作家作品。这样也就把故事类型的整体无形中肢解和割裂了。而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研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故事类型的所有文体和所有作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覆盖研究，从而弥补和解决了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面对故事类型的短板和缺失。这一方面固然是解决了中国叙事文学本身故事类型研究的瓶颈障碍问题，但是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做法本身也正是在研究范式方面由“西体中用”到“中体西用”的回归。它启发人们，20世纪以来统治中国学术的西方范式，到了应该反思反省，找回自己的行走方式的时候了。

本书所收文章，为三十年来我本人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全部精华文章的汇集，内容涉及关于叙事文化学的学理思考，到方法介绍，乃至个案解析和总结回顾等。这些文章应该是以上三点思考的具体演示和表述，同时也应该算是我本人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全面总结。

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三十年之后，我终于有勇气把全部精华文章结集出版，这勇气虽然来自三十年不懈努力并小有收获的一点底气，不敢妄自菲薄。但同时也抱有一份忐忑和一份期待。忐忑的是，尽管我本人已经为之摸索实践了三十年，但它能否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体系范式为后人所沿用，我也还是不敢笃信无疑。因而特别期待的是，倘若学界同行和专家学者能够不吝赐教，惠我真知灼见，则为自己三十年的努力感到幸运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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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5日初稿，2023年12月7日改定

  （本文发表于《博览群书》2024年第一期，该书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