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考述

宁稼雨

摘要：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以其遥远年代和残缺面貌为其蒙上神秘面纱。但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挖掘考索，仍然可以逐渐接近庐山真面目。几位先贤关于残卷“截五归四”均语焉不详，其实残卷截分当事人所著《过眼馀唱》就明确记录了当时如何截分为五，又何以归为四家的始末；早期寓目残卷者皆认为为李唐时人所写，后有人以避讳原因提出质疑。但相关学术巨擘看法一致，旧说难以撼动；启功先生认为残卷书法与当时日本其他写本文献书风“别无二致”，其实这正是唐前齐梁时期盛行“写经体”的缘故；八十年代出现了杨守敬关于残卷的第二篇跋语，但该跋语疑点重重，当为赝品；空海法师对《世说新语》的喜爱以及他与残卷原藏主杲宝的特殊师生关系，构成了以《世说新语》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而残卷对于《世说新语》的文献校勘价值，更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开发的深井。

关键词：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考释

作为《世说新语》的今传最早版本，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在《世说新语》版本历史中地位独占鳌头，为治《世说新语》版本难以绕过之重镇。但因其为世人（包括国人）所知时间甚晚，又残缺不全，以至其版本相关问题扑朔迷离，疑窦丛丛。今据现存新掌握的文献材料和前贤诸说，胪列条陈，考析一二，冀能澄清迷惑，接近本源。

一、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现存版本概况

（1）   原件部分

该本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于日本京都东寺发现，原件原为一体，后截分为五段（后其中两段合一），现存四段，分四处收藏，根据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书迹名品丛刊——唐钞本世说新书》中杉村邦彦解题述之如下：

第一段从《规箴》“孙休好射雉”条起至“张闿毁门”条止，为今本《规箴》门第四至第十三条。此段藏主曾三易其主。日本明治时期该写本全卷一分为五时，该段藏主为山添快堂；至1915年罗振玉将已分为五节合璧为全卷影印时，该段藏主已为小川简斋；至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该写本全卷时注明此段藏主已为小川广巳。

第二段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规箴》“郄太尉晚年好谈”条起至“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条止，为今本《规箴》门第第十四至第二十七条。这一部分明治时期最早为北村文石所得，为该写本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的第二段，后转给山田永年；第二部分从《捷悟》“杨德祖为魏武主簿”条起至“王东亭作宣武主簿”条止，为今本《捷悟》门七条全部。该段明治时期最早为山田永年所得，为该写本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的第三段。后来，第二段藏主北村文石将其转让给山田永年。山田永年将其与自藏段合璧装裱，成为后来写本残卷四段分法的第二段，合并后该段全长390厘米。该段画心首“山田家藏”“永年珍藏”，画心尾“皆山楼”印。至1915年罗振玉合璧影印时，该段藏主为山田永年家人；此段后归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收藏。

第三段从《夙惠》“宾客诣陈太丘宿”条起至“桓宣武薨”条止，为今本《夙惠》门七条全部。该段明治时期初次截分时为森川清阴所得，为该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第四段。至1915年罗振玉将已分为五节合璧为全卷影印时，该段藏主已为小西氏；至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该写本全卷时注明此段藏主已为小西新佑卫门。

第四段从《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条起至“桓玄西下”条止，为今本《豪爽》门全部十七条。该段段明治时期初次截分时为神田香岩所得，为该残卷截分五段时期第五段。至1915年罗振玉将已分为五节合璧为全卷影印时，该段藏主依然为神田醇。此时该段有主人神田醇1915年2月作跋，跋画心首有“神醇之印”，尾有“容安轩主”“香岩秘玩”印。跋文印四枚：“容安”“神田醇印”“香岩翰墨”“香岩三十年精力所聚金石书画记”；至1972年日本二玄社影印该写本全卷时注明此段藏主已为东京国立博物馆，横幅全长196厘米，画心尾印：“世说新书卷第六”，“杲寳”（存右半字）。卷尾题签：“古书世说新书卷六之四”。

（2）   复制印本部分

据后来诸家跋语，该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全帙最早由罗振玉于民国五年（1916）在日本印制，由天津贻安堂经籍铺发行。该版无出版单位，末附神田醇、杨守敬、罗振玉本人跋。学界一直以为罗振玉影印为一种珂罗版，实际为珂罗版和普通去底影印两种版本。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两种该本，一种题“《世说新书》残卷”，民国五年（1916）上虞罗氏用日本神田氏、小川氏、小西氏藏唐抄本影印，该本为珂罗版印制，含原件全部四段原文，末附神田醇、杨守敬、罗振玉跋语三种；一种题“《唐写本世说新书》六卷”，民国间上虞罗氏影印。该本照搬珂罗版全部内容去底影印，未署刊出时间，当在珂罗版之后。其著录六卷有误，系将写本末所书“世说新书卷六”误认为写本全卷为六卷，实为原书卷六之一卷。笔者本人收藏《唐写本世说新书》，即为此本。

在罗振玉影印全本之后，日本神田信畅于大正八年（1919）编纂《容安轩旧书四种》，其中包括《世说新书残一卷》（存卷六）。容安轩为神田醇本人书斋号，该书所收《世说新书残一卷》即为神田醇本人所藏之现存第四段。

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日本尊经阁本宋刻《世说新语》时，将罗振玉所刊《唐写本世说新书》附于卷末，内容全同。

台湾世界书局于民国五十五年（1966年）影印出版《唐写本世说新书注》，与《宋本世说新语注》同刊。

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时，亦将罗振玉所刊《唐写本世说新书》附于卷末，内容全同。

二、写本残卷被国人知晓之始末

该《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未见史志著录，在罗振玉影印之前也未见传本。国人最早了解该本信息者为晚清文化学人杨守敬。自明治十三年（1880）至十七年（1884），杨守敬作为晚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的文化随从，在公使馆负责文化事务。其间大量接触了解日本汉学界情况和中国文献在日本传播情况，着有《日本访书志》一书，书中著录该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的情况：

《世说新语》残卷（古钞卷子本）

是书书法精妙，虽无年月，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其为唐时人所书无疑。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残缺，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犹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馀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闻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校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1]

杨守敬撰写《日本访书志缘起》时间为光绪辛巳（1881），撰写《日本访书志序》时间为光绪辛丑（1901），可知关于《世说》写本叙录当在此间。此乃国人第一次记录该版本文字，通过这段文字可以了解该本几个重要原始信息：其一，杨氏所见写本来源为日下部东作。该人为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书法家。杨守敬本人也是著名金石和书法家，他断定该本为唐时人所书，这为该本的断代做了最早权威定位；其二，杨氏介绍所见写本的内容范围为《世说新语·规箴》篇从“孙休好射雉”条起至“张闿毁门”条止共十一条文字，描述了所见写本的规模程度；其三，杨氏指出所见写本内容文字与传本内容差异，并以此为据提出该写本的文献校勘价值。

杨氏此段叙录也有稍许局限和不足：其一，杨跋仅称“残卷”，未详是否全貌。据后来出版该写本全帙，该本全卷共五段（后合为四段），杨氏所见为五段残卷中第一段，乃山添快堂藏品。故杨跋未能反映该写本全貌；其二，写本原书所题书名为“世说新书”，此为《世说新语》其书原名，宋本以后改用“《世说新语》”之名。杨氏凭传本印象误书为“《世说新语》”。书名之变削弱了写本书名对于《世说》其书书名校勘的作用；其三，杨氏只交代所见写本来自日下部东作，未能具体说明日下部东作是否为该残卷所有者。

在杨守敬之后，罗振玉是国人第二位对该写本进行记录并整理的学者。其背景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效忠满清王朝的前清政府官员，罗振玉逃亡日本。在日本逃亡期间他不仅详细了解了该写本的详细情况，而且还把该写本存世的五段全部搜集齐全，并以珂罗版形式印刷出版，他在珂罗版《唐写本世说新书》跋语中写道：

我国《世说》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见更古者。予所藏有康熙庚子张孟公移录蒋子遵校本，所主之本为传是楼所藏淳熙刊本，其书亦三卷，每卷分上下。宣统初元，在日本东京见图书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后所刊，皆出晏元献改誊删校之本，其未改本以前本不可见也。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而无由得以入吾目。乙卯夏，访神田香岩翁，始知香岩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见示，为之惊喜已。又知第一截为小川简斋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请于神田、小川两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许诺，并由小川君为介于小西君，神田君为介于山田君，于是分者乃得复合。神田翁复以所为跋尾见示。据段氏《酉阳杂俎》《菅家文草》 ，谓此书初名《世说新书》，五季宋初始改称《新语》，其说至精确。予考《唐志》载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则临川之书，唐时作“新书”之明证，可补神田翁所举之遗。亡友杨星吾舍人曾见第一段，载之《日本访书志》。尚未知古今称名之异，今影印既竣，爰录神田翁及杨君之跋于后，并记是卷已析而复合，实得神田、小川两君之助，而山田、小川两君之见许，其惠亦不可忘也。爰书之以飨读是书者。丙辰（1916）十一月上虞罗振玉书于海东寓居之四时嘉至轩。[2]

与杨守敬叙录相比，罗振玉对该写本残卷了解介绍更加深入全面。该跋有五点值得注意：其一，明确肯定在该写本发现之前，传是楼藏宋淳熙刊本和东京图书寮所藏宋本（董弅刻本）为传世最早版本；其二，介绍得以得知并得阅写本残卷全貌的时间和中间人（民国四年，神田香岩）；其三，全面描述该写本残卷全貌情况，明确写本残卷共分四截情况及其所有者归属；其四，神田香岩不仅是写本残卷之一的收藏者，还向罗振玉出示其为藏本所撰跋语；其五，明确指出写本残卷正名为“《世说新书》”，并纠正杨守敬之误。

       罗振玉此跋也存在未解之惑。其一，所言所见所印写本残卷“已析为四”之说，与此前神田醇所言“五截”说关系如何，未能说清；其二，未能说明此写本残卷来源。

三、写本残卷发现与截分问题重重悬念

最先发现接触写本残卷的两位学者杨守敬和罗振玉，都没有提到该写本残卷从何而来，又是怎样被发现的。世人最早得知该写本残卷发现始末的文字是罗振玉跋中提到的神田醇跋：

余家藏旧抄《世说》残本，刘孝标注《豪爽篇第十三》，书法端劲秀润，为李唐旧笈矣。按《世说》一书屡经后人窜乱，久失旧观，《隋志》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新旧《唐志》并同。《日本见在书目》亦载：刘孝标十卷。乃知唐代传本一存其旧，未经改易。迨宋时诸本纷出，卷第遂有改易，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所云可以证焉。有宋绍兴八年董弅刻于严州者三卷，(此本淳熙戊申陆游重刊于新定。嘉靖乙未袁褧又重雕之，道光戊午周氏纷欣阁又翻刻袁本。)各卷分为上下，卷数与隋唐两《志》夐异，乃经晏元献删定，已失旧观。明王世贞兄弟又加增损，而以何元朗《语林》羼入，谓之《世说新语补》。于是《世说》旧观荡然亡矣。此书旧题云“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尚云“新书”，《菅家文草》有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诗。黄伯思《东观余论》辄云“新语”，则其改称当在五季宋初，后来沿称新语，无知其初名者矣。此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与今本异同甚多，可补正敚误者不胜枚举，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犹能存临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纸背所写《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亦七八百年前旧抄。纸尾署“杲宝”，此卷当是其旧藏。杲宝为东寺观智院开祖，见本朝《高僧传》。忆三十馀年前与亡友山田永年等四人获一长卷，截而为五，各取其一，余得末段，即此卷也。他日倘得为延津之合，不亦大快事乎。姑记以竢之。京都神田醇记。[3]

除了对写本残卷的书写年代和版本价值进行充分肯定外，神田醇跋语提供的重要信息有二：一是通过对写本残卷样貌描述第一次明确交代出该写本原藏主为东寺观智院开祖杲宝；二是明确介绍三十多年前他和山田永年等四人将此写本长卷截为五分，各取其一的大致情况。从此跋语写作后大约100多年期间内，大陆学界对该写本残卷的了解和认知大抵在此跋语提供的信息范围之内。但此跋语还留下一些疑惑，仍然为了解此写本残卷全面实况留下若干悬念疑窦：其一，该写本残卷最初藏主杲宝此件藏品又是从何而来？其二，神田醇明确表示当年他和山田永年等四人（共5人）将杲宝所藏此残卷一分为五，各得其一。而罗振玉跋语却明确说 “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而且明确交代四位藏主名字分别为：神田香岩、小川简斋、山田氏和小西氏等四人。从而出现与神田醇跋语五截分说的明显龃龉。

由于这些说法或语焉不详，或龃龉抵牾，造成后来学者对此认知产生误解和偏离。比较明显的为刘盼遂先生：

然自明以来，诸收藏家所著录，从未见有十卷本者；而孝标分卷之原型，于是不可复考。今唐写本，于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据神田翁《跋》，称此卷尚有一段，为山田永年所藏，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合《品藻》至《豪爽》凡五篇之量，适当全书十分之一。此五篇为第六卷，则前五卷与后四卷之旧，固可由此略摹而定也。千年坠璧，顿复旧观。庐山之面目可识，中郎无虎贲之叹，岂非艺苑中所同声称快者乎？此唐写本足以上探《世说》卷帙之源泉矣。[4]

刘盼遂先生的误解在于，他认为罗振玉影印出版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之所以只有四段而不是神田醇所说的五段，是因为四段当中并不包括山田永年所藏的一段。而且他还大胆臆测，认为这段未能面世的一段必定是《品藻》篇的全部和《规箴》篇的前三条（因现存四段从《规箴篇》第四条起始），加上此段方为五段实数。

刘盼遂先生这一推测还受到刘强先生的肯定，他说：“刘氏以为所缺之一段，定为山田永年所藏，未必符合情实，然其谓“意必为《品藻篇》及《规箴篇》之前三条文”，则大抵不错。”[5]刘盼遂先生和刘强先生共同认为：写本残卷原分为五段，现存罗振玉影印之本只收其中四段，缺少一段。刘盼遂认为所缺一段藏主为山田永年，刘强对此未能首肯，但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

这样就出现一个很大悬念：罗振玉征集影印的写本残卷，究竟是否全帙？为什么会出现写本残卷五分法和四分法的不同？五分法和四分法之间关系若何？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已经予以澄清解决。1972年，日本二玄社出版《书迹名品丛刊·唐钞本世说新书》，内有杉村邦彦教授撰写解题。解题中引用山田永年本人的《过眼馀唱》内容，大致介绍了该写本残卷早期流传的情况，并详细介绍神田醇跋语介绍写本残卷截分五段后各分段藏主递藏情况（见本文第一部分）。但遗憾的是，解题中没有涉及残卷五分与四分之间的关系问题，致使这一问题某些细节继续停留在混沌状态。

不过杉村邦彦这份解题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敦促揭开写本残卷从发现到分段诸多疑窦神秘面纱的作用。

1985年，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赴日本京都大学任客座教授，其间广泛接触搜罗汉籍在日本流布情况，于1992年出版《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书中第一章《汉籍东传日本》下有“平安时代传入日本至今尚存的唐人写本”，其中列举了现存四节写本《世说新书》残卷：

22.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京都市小川氏。

23.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24.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京都市小西氏。

25.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   日本国宝   藏东京国立博物馆。[6]

严氏所述写本残卷现存归属，与二玄社《唐钞本世说新书》所收和杉村邦彦解题介绍情况完全吻合。按时间推断，严氏乃据杉村邦彦提供线索进行进一步追踪。果然，在该写本残卷发现和分割过程陈述上，严绍璗比杉村邦彦提供了更具体的细节：

此四卷(世说新书》写本，实系该书卷第六之一卷。1877年京都东寺寺侍西村兼文整理该寺宝库时,检得唐写本《世说新书》卷第六(一卷),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止于《豪爽篇》末桓玄故事。应京都名家山添快堂、桑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山田永年之请求,东寺将此卷一割为五,其后辗转于战后,分归于四家。[7]

严氏提供两个最新信息，一是明确指出该写本残卷的发现者为京都东寺寺僧西村兼文，他在1877年整理该寺宝库时发现该写本残卷；二是西村兼文应四人请求，将该写本残卷“一割为五”，“分归于四家”。应该说，这个记载应该是社会上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所能见到关于写本残卷发现情况和切分情况的最明确记录。

但是，严氏的记录也有未尽完善和有待探悉之处。首先，从“言必有据”的学术传统来看，该写本残卷被西村兼文发现，并由他截分给山田永年等五人，这个重要信息来源何在？从杉村邦彦的解题介绍看，严氏这些信息应该来自于山田永年的《过眼馀唱》。但严氏是否完全传达了《过眼馀唱》相关内容的全部信息，因严氏未能交代材料出处而不得而知；其次，残卷既然“一割为五”，为何又“分归四家”？这个从神田醇到罗振玉都未能说清楚的问题在严绍璗这里仍然悬而未释。

在严绍璗之后，学界关于写本残卷发现和“割五归四”问题的探索澄清工作仍然没有进展，直至2017年出版的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中关于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的介绍描述仍然还在沿袭旧说：

该残卷为日人所藏，起《规箴》篇“孙休好射雉”条，迄《豪爽》篇“桓玄西下”条，凡五十一条。尾卷题“世说新书卷第六”。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云“世说新书”，而不称“新语”。纸背写《金刚莲花部心念诵仪轨》，纸尾署“杲宝”，当是其旧藏。至十九世纪末，日人神田醇、山田永年、小山简斋、小西氏等获此长卷，截而为五，各取其一。至晚清光绪初，杨守敬去日本访书，始知此残卷的存在。1915年，罗振玉造访神田醇，得其四截复合为一，次年影印面世，国人始一睹该写本残卷之真容。刘盼遂撰《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揭载《清华学报》1925年第2期，王利器撰《跋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刊于《图书季刊》1945年第6期，也有学者利用此唐写本残卷校勘通行本，可补正今本脱误者甚多。[8]

从周氏这篇写本残卷叙录内容看，主要依据为残卷影印本所附神田醇、杨守敬、罗振玉跋语，进行归纳综述，没有使用杉村邦彦和严绍璗的较新成果。关于写本残卷最初发现和“割五归四”问题仍然未能诠释清楚。

写本残卷发现过程和清晰解释为何“一割为五”又“分归四家”最原始，最权威，最详尽记录者乃为作为四位藏家之一的山田永年的《过眼馀唱》。

四、山田永年《过眼馀唱》提供的释疑答案

在以往介绍写本残卷相关信息的文献作者中，应该只有杉村邦彦和严绍璗见过山田永年的《过眼馀唱》，但因他们二人的表述均有所保留，均未能全面准确传达反映《过眼馀唱》中关于写本残卷发现详细始末和“割五归四”问题的准确详细信息，致使这两个问题一直若隐若现，似是而非，使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状态。

2018年11月1日，一位署名“罗哲1966的博客”的新浪博客账户，在其新浪博客上发表了《澄清<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被发现时的分段情况：<过眼馀唱>对<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流传的补充》一文[9]。该文的最大亮点，就是利用山田永年《过眼馀唱》的图像和文字材料，把一直悬而未决的写本残卷最初发现的详细始末和何以“割五归四”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该博文本来以图证文，用《过眼馀唱》书影证明其材料真实和分析过程。但因为新浪博客过期之后目前只能显示文字，不能显示图片，包括《过眼馀唱》在内的该文所有图片均无法浏览，致使看不到原文原貌。为严谨起见，笔者设法找到《过眼馀唱》两种藏本原文。下面根据《过眼馀唱》原文内容和罗哲先生文章，对写本残卷发现始末和“割五归四”问题重新进行梳理陈述。

山田醇（1844-1913），字子静，号永年，日本京都汉学家、书法家、收藏家。《过眼馀唱》一书是他用诗文形式记录他平生经眼重要书画古籍文物的专书。共收古籍文物三十件，每件文物分别赋有绝句一首和散文记述两部分。该书现存两个藏本，分别见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经比对后，可以肯定这两种藏本为同一版本。该书高二十厘米，线装，共三十个筒子叶。京都大学本为“谷村文库”旧物，封面署“《过眼馀唱》第一集”，首页右上钤有朱文篆书“京都大学图书之印”方形章。早稻田大学本首页左上角钤有“早稻田大学图书”方形章，右下钤有朱文楷书“黑川真道藏书”长方竖形章。每叶前、后版框各自独立，版框单边黑线，无版芯栏和行界线，每版九行，行十八字。诗歌部分顶格行十八字，记述散文部分低一格行十七字。各部分内容均有圈号句读。

书前有作者《引》云：

梅雨新晴，清爽可人，窗明几浄，汲泉煮茶。或展观所获书画，把玩竟日；或与客谈书法画理。追想平素所观者，宛有董思白所谓延年保寿之思焉。遂得絶句三十首，每首系以书事，类推连及，略备所历观。题曰“过眼馀唱”，以供谈柄，并质博雅。一时率尔之笔，疎谬必多。且所观书画亦不止于此，后当追订续録，稍稍成编，故且以此篇第一集云。明治十四年六月，永年居士山田钝识。[10]

作者明确陈述该书写作方式为“遂得絶句三十首，每首系以书事，类推连及，略备所历观。”即用绝句和叙述文描述介绍该藏品情况。其中《高野大师手书》叙述文部分提到一件与《世说新书》残卷来历有关的重要事件，文曰：“此卷（高野大师手书）亦旧东寺宝库中物。向寺主某属余友西村兼文整顿库中古书数千卷，事讫，寺主为赠古书数卷以谢。此其最也，后遂归余手。”[11]根据这条记载，可知当年山田永年的朋友西村兼文受东寺寺主委托，整理东寺宝库古书数千卷，寺主以数卷古籍相赠为报。而在西村兼文获得赠答回报的数卷古籍中，就包括这部唐写本《世说新书》。该书介绍第十四件宝物就是这部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其绝句诗云：“一卷断裁藏五家，凤毛麟角足矜夸。拈阄所获是天与，不用纷纷争寸差。”[12]前两句“一卷断裁藏五家，凤毛麟角足矜夸”说的就是该写本残卷虽然一分为五，但仍然弥足珍贵；后两句“拈阄所获是天与，不用纷纷争寸差”是说残卷分割为五后采用的是“拈阄”方式，大家无须为尺短寸长相争。绝句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作者以当事人身份明确残卷“一割为五”的事实。下面的叙述文中，作者则详细说明“一割为五”之后何以又“分归四家”的详细始末过程和具体原因：

余又藏《世说新书》零本一卷，并孝标注亦写焉。此亦兼文（按指西村兼文）自东寺获来物。旧为长卷，兼文割爱之后，断裁为五卷。社友山添快堂、森川清荫、神田香岩、北村文石与余各自分藏焉。

初，清荫观此卷于兼文家，数请兼文。兼文靳而不许。后余偶访文石。清荫及快堂、香岩先在。谈及古书。文石曰：“闻顷日兼文贳得东寺所藏古书数卷。想必有可观者。试同诸君往观，何如？”皆曰：“可。”五人乃相伴访兼文。兼文为出所获示之，阅及世说一卷，五人齐注目，清荫色动，急请兼文割爱。四人亦并乞。文石乃谓清荫曰：“众人皆欲获，子不得专之也。宜请主人。为裁为五，以分付五人。”清荫作色曰：“余请之非一日，子辈卒然来观，俄谋横夺，何哉？且裁为五，全璧斯瑕焉。”文石曰：“此故零本，岂谓之全璧乎？裁之何妨。”清荫怃然。兼文遂以分赠我社五人。五人相携而去，更到旗亭命酒。相俱一笑，乃就席上取卷裁断为五。而所分行数多寡不等，因拈阄分之，各获其一截。酒罢大笑归家，传以为我社佳话。去岁文石有故，割爱赠余，以其与余所藏文理相接，更接缝藏焉，即此卷也。

其书不知为何人笔。然按书体，恐非唐以下笔。且此卷不题“新语”，而称“新书”。按《四库简明目录》云：“《世说新语》本名《世说新书》，后相沿称新语，遂不可复正。”乃此卷之古亦可征也。坡翁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寛绰而有余。”此书大字结密，小字寛绰，可谓尽善尽美者矣。[13]

山田永年在叙述文中几乎是使用了小说家的笔法，生动再现了这次“一分为五”的详细过程和具体场面，甚至连清荫与文石争执是否截分，以及五人以拈阄方式获其所得的方式都描写真切，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这些文学化的描写没有因其描写细致而产生虚构性猜想，相反倒因为作者山田永年为现场当事人而更加具有可信性和真实性。

叙述文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披露了“割五归四”的具体原因和始末过程。“去岁文石有故，割爱赠余，以其与余所藏文理相接，更接缝藏焉，即此卷也。”也就是说，作为“割五”所有者之一的北村文石，因为某种缘故，将其所藏的一段出让给了山田永年。山田永年除了自己分得的一段，还接手了北村文石的一段。这样，“割五”就变成了“归四”。之前这段文字因被神田醇和罗振玉跋语忽略而致使“割五”何以“归四”问题一直成为写本残卷流传始末的一大悬案，并直接造成刘盼遂等人的误解和无端猜测。《过眼馀唱》这段叙述文字公之于众，终于澄清了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流传过程的一大悬案。

（本文原载《文史哲》2022年第二期，原文27000字，分两次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