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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 《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
发布时间:2021/2/7  阅读次数:102  字体大小: 【】 【】【



《世说新语》中的裸袒之风

宁   稼   雨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本文认为,与《晋书》等文献中全盘否定魏晋士人裸袒行为的指责不同,《世说新语》所描写的作为士族穷奢极欲生活方式表现的裸袒行为与魏晋士人以反礼教为目的的裸袒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貌似荒唐的放诞行为有其严肃的内涵,是魏晋士人渴望精神和人格自由的表现之一。
关键词:《世说新语》   魏晋士人   裸袒








世所共知,裸袒之风为魏晋士族名士放诞行为的重要方面。但人们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往往不加区分地将有关材料视为一体。这就容易使人们忽略不同的材料作者在选择使用自己的材料时所注入的个人主观好恶和观念倾向。而对于作者这种主观好恶和观念倾向的把握,恰恰是文学乃至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切入角度。就魏晋名士的裸袒之风而言,《世说新语》的作者和当时若干礼法之士乃至《晋书》作者在观念认识上有较大的差异。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以衣服告别蒙昧时期的赤身裸体,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社会中的裸袒行为无疑是一种文明的退化。但问题又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裸袒的初衷不同,所以文明社会中的裸袒行为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从文献记载来看,魏晋以前的裸袒行为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文明社会的华夏民族对仍然处于蒙昧野蛮时期没有身体羞耻意识观念的落后民族的认识。这主要指传说中的裸国裸民。如有关禹入裸国的传说。《战国策·赵策二》:“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1](p.468)《淮南子》:“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因之也。”[2](《原道训》)《吕氏春秋》:“(禹)南至交址、孙扑、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高诱注:“裸民,不衣不裳也。乡亦国也。”[3](《求人》)此外还有汉魏时期人们对蛮夷外族的认识。《后汉书》:“自侏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4](《东夷传·倭》)梁任昉《述异记》卷上引汉桓谭《新论》:“呈衣冠于裸川,海上有裸人乡。”[5]郦道元《水经注》:“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体,女以树叶蔽形,外名狼荒,所谓裸国者也。”[6](《温水》)这些记载表现出进入文明社会的华夏民族在尚未开化的裸国民族前的自豪和骄傲。


二是权贵阶层骄奢淫逸生活的一个侧面。如相传商纣王穷奢极欲,“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赤身裸体,追逐其间 。又如汉灵帝还专门修建了供自己纵欲享乐的裸游馆。王嘉《拾遗记》:“灵帝初平三年,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宫人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著内服,或共裸浴。”萧绮录云:“酒池裸逐之丑,鸣鸡长夜之惑,事由尚乙,远仿燕丹,异代一时,可为悲矣。”[7](《后汉》)三国时曹魏宗室曹洪也曾举办过裸女酒会。《三国志》:“(曹)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厉声责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遂奋衣辞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8](《魏志·杨阜传》)这种风气还波及到地方其他官员贵族。《典论》:“孝灵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辄去衣露形为戏乐也。”又曰:“洛阳令郭珎家有巨亿。每暑召客,侍婢数十,盛装饰,罗縠披之,袒裸其中,使进酒。” 西晋时期的贵族子弟更是将这种无聊的风气推演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晋书》:“(光逸)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9](《光逸传》)从商纣王到汉灵帝,从曹洪到洛阳令,他们喜欢裸袒行为又是少数贵族寻求感官刺激的醉生梦死之举,是人性倒退甚至异化的表现。

三是某些叛逆人士对抗礼教的一种方式。《楚辞》:“桑扈臝形。”王逸注:“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臝,一作裸。”[10](《九章·涉江》)所以应劭《风俗通义》谓:“桑扈徒步而裸形。”[11](《十反序》)对于桑扈裸形的动机和目的,刘向《说苑》有过阐述:“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 [12](《修文》)在儒家思想代言人刘向看来,孔子和子桑伯子在“质美”这一点上没有差别,区别只在于孔子不但质美,而且还有礼教色彩极强的“文”;子桑伯子虽然质美,却摈弃儒家礼教要求的“文”。孔子和子桑伯子都想以自己的观念改变对方,但都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刘向把子桑伯子视为儒家的礼教的叛逆。然而子桑伯子以摈弃礼教为目的的裸袒行为却在后代获得了知音和回声。《风俗通义》记载了东汉时河内赵仲让曾作过许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后为大将军梁冀从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倾卧,厥形悉表露。将军夫人襄城君曰:‘不洁清,当亟推问。’将军叹曰:‘是赵从事,绝高士也。’他事若此者非一也。”应劭对此指责道:“仲让居有田业,加之禄赐,势可免冻馁之厄,未必须冬日之暖也,利不体皆此也。”[11](《过誉》) 诚如应劭所言,赵仲让裸袒之举并非为生计所困。但应氏没有理解的是赵仲让此举的目的在于羞辱和揶揄权倾天下的跋扈将军梁冀及其以不光彩手段得到“襄城君”封号的梁氏妻子孙寿 。这就使得他的裸袒行为不仅成为魏晋时期部分反礼教勇士裸袒之风的先声,而且也使其裸袒行为开始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此诚如清人俞樾所言:“此事已开魏晋竹林诸贤风气矣。然襄城君即孙寿也,赵君玩之,薄其人耳。应仲远但执礼法以议之,似未识其雅意。”[13](卷三)


在以上三种裸袒行为中,第一种已经成为人类生活历史的活化石,人们只能将其作为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过去,以确认文明进步的意义 。所以它并无现实的社会意义。后二种裸袒方式的社会影响几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却对后代,尤其是魏晋时期的裸袒行为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不过这两种水火不容的两种裸袒行为在魏晋六朝时期的许多文献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区分和客观的评价,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谩骂。其中以葛洪和裴頠为最。葛洪说:“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暑夏之月,露首袒体。……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14](《疾谬》)裴頠则“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曰:……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9](《裴頠传》)葛洪、裴頠二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一方面从维护礼教的角度来责难裸袒行为,另一方面又把何晏、阮籍的放诞行为与西晋时期王衍等贵族名士的骄奢淫逸之举相提并论。与他们的口径相一致,《晋书》等正史中对于这类裸袒行为的记载也是一种笼而统之的否定态度。如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真正将反礼教的裸袒和穷奢极欲生活方式的裸袒进行区分并以不同的态度加以表现的文献是《世说新语》。
首先,《世说新语》的编者对于王澄、胡毋辅之等人那种作为骄奢淫逸生活方式的裸袒行为也同样持否定态度: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
从表面上看,乐广的话也是从儒家礼教的角度来责难王澄等人的裸体行为。但实际上他的话外音是与其没有任何精神寄托和社会意义的纵欲式的裸袒,还不如回到儒家礼教的规范中来。因为这种没有意义的纵欲式裸袒上承商纣王的驱奴裸逐,下接汉灵帝和曹洪的裸游馆和裸袒酒会,完全是人性的倒退和异化,毫无肯定价值。完全不能同阮籍等人的裸袒同日而语。对此,当时以气节和人格著称的戴逵,尽管不满于清谈玄风,但他对于正始名士和元康名士的内在差异和高下之分,还是颇有灼见的。他在《竹林七贤论》中对乐广的话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和共识:“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所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可谓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这就是说,像王澄等人那样,没有阮籍那些人的遥深境界和精神寄托,只是出于感官刺激而追求裸袒时髦,是应当坚决抵制和摈弃的。他在《放达非道论》中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9](《戴逵传》)这种客观允当的看法是当时对于反礼教和纵欲式两种截然不同的裸袒之风的内在差异最为敏感的认识和最为明快的表述。它恐怕也是《世说新语》的编者得到启示的直接源头。

正因为如此,所以《世说新语》的编者对于桑扈和赵仲让式的具有反礼教色彩的裸袒行为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赞美。而且对此类故事的细微差别也给予了必要的区分。一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裸袒。如: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桴为渔阳掺檛,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释之。(《世说新语·言语》)
作为《言语》篇的故事,编者意在表现孔融的辞令之妙。胥靡指古代服刑者,此指殷相傅说。意谓祢衡与傅说具有同样的才华和处境,但傅说被武丁慧眼相识,用为殷相;而祢衡却没有这样的幸运。编者在这里省略的正是祢衡裸袒击鼓,羞辱曹操的故事。刘孝标注所引《文士传》弥补了这一内容的细节:“融数与武帝笺,称其才,帝倾心欲见。衡称疾不肯往,而数有言论。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杀,图欲辱之,乃令录为鼓吏。后至八月朝会,大阅试鼓节,作三重阁,列坐宾客。以帛绢制衣,作一岑牟,一单绞及小裈。鼓吏度者,皆当脱其故衣,著此新衣。次传衡,衡击鼓为《渔阳掺檛》,蹋地来前,蹑駙脚足,容态不常,鼓声甚悲,音节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独不易服?’衡便止。当武帝前,先脱裈,次脱余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单绞,后乃著裈。毕,复击鼓掺槌而去,颜色无怍。武帝笑谓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渔阳掺檛》,自衡造也。”《后汉书·祢衡传》所记此事与此基本相同,范晔当取自《文士传》 。《世说新语》虽然没有正面直接表现祢衡裸袒辱曹的细节,但从故事的倾向上不难看出编者的肯定态度。这一倾向的核心,就是将祢衡的裸袒行为与其桀傲不驯和疾恶如仇的人格精神融为一体。所以这种裸袒行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指责诋毁,反而成为以忠斥奸,大快人心的一件好事。可见裸袒行为一旦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时,政治的观点好恶便成为评价裸袒事件本身是否可取的砝码。正因为如此,祢衡裸袒骂曹的故事便成为千古佳话,成为忠义之士值得骄傲的荣耀。明代著名的礼教叛逆徐渭正是以祢衡自况,写下了《狂鼓吏渔阳三弄》杂剧。剧中曹操和祢衡正是作者自己和权奸严嵩的化身。而以裸袒行为羞辱权奸这一观念的形成,《世说新语》及刘注等有关材料起了重要的传承作用。
从上文刘注引王隐《晋书》中,可以得知阮籍也曾有过裸袒行为。对此,《世说新语》虽然没有正面表现,但从前引戴逵对正始和元康放诞之风的区分上可以看出正始时阮籍等人的裸袒和元康诸贵族名士裸袒行为的差异。何况,《世说新语·任诞》所载阮籍自谓“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话中,分明可以看出作为他一系列任诞放达行为的组成部分,其裸袒行为虽然不像祢衡政治色彩那么强,那么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但反礼教的初衷却是十分鲜明的。盖因司马氏及其党羽本为阴险卑劣的窃国大盗,又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却大力以礼教名教相标榜,号称以孝、以礼治天下。阮籍等人所要反对的并非完全是礼教本身,而是司马氏一伙借礼教维护统治的假礼教。更为重要的是,阮籍等人包括裸袒在内的放诞之风,有着更高层面的形而上的精神意义。
当时一礼法之士伏义曾针对阮籍的放诞行为致书予以指责教训:“盖闻建功立勋者,必以圣贤为本;乐真养性者,必以荣名为主。若弃圣背贤,则不离乎狂狷;凌荣超名,则不免乎穷辱。……是使薄于实而争名者,或因饬虚以自矜;慎于礼而莫持者,或因倨待以自外。其自矜也,必关阖晻暧以示之不测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礼俗以见其不羁之达。”[15](《伏义与阮籍书》)对此,阮籍从玄学人生观的高度予以回敬:“夫人之立节也,将舒网以笼世,岂樽樽以入罔;方开模以范俗,何暇毁质以适检。若良运未恊,神机无准,则腾精抗志,邈世高超,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摅妙节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跃踸,踔陵忽慌,从容与道化同逌,逍遥与日月并流,交名虚以齐变,及英祗以等化,上乎无下,下乎无上,居乎无室,出乎无门,齐万物之去留,随六气之虚盈,总玄网于太极,抚天一于寥廓,飘埃不能扬其波,飞尘不能垢其洁,徒寄形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 [15](《答伏义书》)这一思想来自他对庄子“齐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阮籍在其《达庄论》中说: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为名;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传,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
在阮籍看来,世间万物的各种形态,不过都是自然的不同存在形式而已。它们的共同本体就是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体本身也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与自然相同的属性: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天;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
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人体本身也没有什么生死、大小、是非可言。任何分裂人体的整体的企图都是错误和徒劳的:
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而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循自然,小天地者,寥廓之谈也。凡耳目之任,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足,裂肢体也。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旌彼。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闻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疹萌而生意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15](《达庄论》)
从这个观点出发,人只有本着“循自然,小天地”的宗旨和思想观点,才能进入把握自然和人体自身的“寥廓之谈”的境界。否则,倘若拘泥和执着局部,“守什伍之数,审左右之名”,就会出现“残生害性”,“断割肢体”,“祸乱作而万物残”的不幸结局。按照这个逻辑继续推衍下去,不仅裸袒箕踞这样的洒脱之举可以得到高妙的哲学解释,而且竹林名士所有的放诞行为都与元康名士的东施效颦之举都理所当然地拉开了距离。戴逵所说元康名士所缺少的那份“玄心”,或即指此。

七贤中刘伶的裸袒之举及其裸袒宣言,可以说是阮籍这一理论的形象和具体演示: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刘注引邓粲《晋纪》:“客有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宇为褌衣,诸君自不当入我褌中,又何恶乎?’其自任如此。”)(《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的言行乍一看来似乎十分荒唐,然而只要读过阮籍的文章,了解了七贤名士的玄学要义和精神境界,就会惊叹刘伶的言行与阮籍思想的默契和一致。所谓“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堪称气吞宇宙,概括洪荒。它是对“毁质以适检”的反动,是“从容与道化同逌,逍遥与日月并流,交名虚以齐变,及英祗以等化,上乎无下,下乎无上,居乎无室,出乎无门,齐万物之去留,随六气之虚盈,总玄网于太极,抚天一于寥廓,飘埃不能扬其波,飞尘不能垢其洁,徒寄形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它将读者的注意力从那裸形的具体形象而转移到正始名士那恢宏的气魄和博大的精神世界之中。于是,那裸袒本身造成的不雅印象不但得到了化解和超越,而且也使人们对正始名士貌似荒唐的放诞行为有了一定严肃内涵的认识和更为本体的把握。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把握住《世说新语》编者对于魏晋裸袒之风的基本态度。对于元康贵族子弟以穷奢极欲为目的的裸袒之风,刘义庆等人是持否定和消极的态度的;而对于像祢衡那样的带有以忠抗奸色彩和阮籍、刘伶那样作为玄学精神的形态表现的裸袒行为,刘义庆等人则不无彰扬和肯定之意。如果说魏晋名士的裸袒之风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因素,或者说它对士族文人的精神品格有什么正面和积极的意义的话,那么《世说新语》的慧眼之功,是不能抹煞的。


参考文献:
[1] 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 高诱.淮南子注[M].《诸子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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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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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 陈伯君. 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Social Custom of Naked Behavior   In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Abstract: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documents, such   as   《History of Jin Dynasty》   which   totally deny the   naked   behavior   among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   this   essay   argues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naked   behavior   which   shows   the   luxurious   life   style   of   prestigious   class and   the   behavior which   shows   the   fighting   style against   traditional courtesy   concept   of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latter contains   serious   content   though   it   seems unconventional . It   is   one   of the indications that the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spired   to   the freedom of   spirit   and   personality .


Key   words: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scholar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     naked   behavior








(本文原载《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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