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阮籍像：“豆包”智能绘制）

少年壮志

对于多数人来说，青少年是一个充满幻想、充满憧憬的时期，阮籍也没有例外。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阮籍出生在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一个文人家庭里。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指汉末建安时期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粹、阮瑀、应玚和刘桢七人)之一。曹操十分欣赏阮瑀的才华，当时的军国书檄文字，大部分都是阮瑀和陈琳所作。一次，阮瑀骑在马上为曹操草拟致关西军阀韩遂的书信，写完后呈送曹操，曹操竟无须增减一字。他的诗歌也很能体现建安诗歌慷慨悲凉的风骨。这样的家庭，对阮籍的影响是很大的。阮籍的文人生涯，主要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可是，阮籍出生两年后，父亲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也使他们的家庭，很快衰败下来。在姓阮的家族中，那些富庶的都住在道北,而阮籍家住在清贫者集中的道南，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家道的衰败使阮籍认识到个人努力的重要,于是更加刻苦地读书，他8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了。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几个月也不出门。这使他形成了全面而扎实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当然，父亲的早逝，也使他养成了一些怪癖的毛病。他有时出去游山玩水，一去就是几天不归。加上他相貌奇伟，任性不羁，又能弹琴，善喝酒,有时也不免得意忘形。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呆子。只有他的堂兄阮武经常向别人夸赞阮籍，说他比自己强多了，于是大家也渐渐地发现阮籍的过人之处。
阮籍的少年时代，正是汉末局势动荡，军阀混战的时期，人们崇尚建功立业，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阮籍的父亲阮瑀，正是曹操手下为这一抱负而奔走的角色。这对阮籍初期思想的入世成分，有直接的影响。阮籍11岁的时候，由于曹操父子的多年经营，汉朝的天下已经完全落在曹氏手里,平定蜀吴的工作也已胜利在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曹丕正式地让汉献帝退位，自己登上皇位。
对这件事，处在不同的角度和环境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从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角度, 曹丕称帝无疑是一成功的范例；反之，如果从曹丕的篡权的角度，这无疑是卑鄙的。少年时期的阮籍，显然是从前一种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的，或者说这个事件对他入世施展抱负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在他著名的《咏怀诗》中，可以得到说明。 ‘
他在《咏怀诗》其15中说：“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在《咏怀诗》其61中，他还说自己少年时曾学过击剑，其英姿简直可以截断云朵。还立志在大漠、沙丘上挥剑，在九州的荒野上饮马，以建功立业。还描绘了一幅旌旗招展、战鼓咚咚的壮丽画面。他还热烈地歌颂了英雄建功立业的壮举。在诗其42中说：“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又如诗其39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这首诗的大意是说,英雄的壮士是多么慷慨激昂，他的志向是要威震海内。他驱车远行，执行任务，时刻也不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跨上好马，带上弓箭，穿上闪亮的铠甲，威风凛凛。他如果遇上危难，就要视死如归，哪怕壮烈牺牲，魂魄飞扬!他难道是苟且偷生、保全性命的人吗？不，他为国家敢于血洒疆场！因为做到“忠”就可以百世荣耀，做到“义”就能名扬于世。一个人能流芳千古，他的灵魂与气节也就会永在人间。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时期的雄心和抱负是何等的宏阔。
据史书记载，一次，阮籍来到河南广武山，面对当年项羽和刘邦交战的战场，发出感叹道：“时无英雄，使竖子（小子）成名！”他没有把项羽和刘邦这些人放在眼里,意思是如果自己生在那个时代，一定会取代他们的英雄之名。这种豪迈的气概更能表现出他当年的积极入世的雄心壮志。他还到过武牢山，望着京城洛阳发出感慨，动笔写下了《豪杰诗》（已经失传，但其内容是可以想见的）。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阮籍的思想主要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通易论》和《乐论》两著更可以充分代表他这个时期的思想。《通易论》可视为他这个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从儒家维护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理解《周易》(亦称易经,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反过来又用《周易》来解释封建秩序。
他认为“易”的起源是天地混沌，人们处在愚昧状态，社会秩序也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由于庖牺氏(传说中的部落酋长。相传他画八卦，教民生产，解决衣食问题)作了八卦，才使阴阳得以区分,刚柔有了顺序，山泽得以积累，水火得以相连。它使得天地万物呈现出自己的形象，人类也有了凶吉祸福和羞耻心等。此时人君才能明断是非，百姓能够各得其所。黄帝、尧、舜这些先王用八卦来建立起许多诸侯国，并与他们亲密相处。所以那时上下关系融洽，他们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来治理臣民,结果非常和顺。但这些先王死了以后，事情就不好办了。只有依靠君子来惩恶扬善，使儿女服从父母，臣民服从君主，维持上下一致的局面。到了后来政权衰败下来，当一个王朝气数将尽的时候，就只能顺应天命，不要企图逆忤天命。要想顺应天命，就得承认物极必反的道理。即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其反面转化，做一些修改或调整。改的目的仍然是要回到易卦所设计的程序中去，就是要经过调整，重新做到尊卑有分，长幼有序。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些道理，因为明白天道的人就不会贪心不足，懂得人性的人也就不会感到什么忧虑。人们如果能明白这些道理，那么为人君者就能身处高位而不欺凌下人，当老百姓的就能安于现状而不去冒犯尊贵。所以，阮籍认为“道”是不可抗拒的，“德”也是不能与它抵触的。
《乐论》又是他推行这一套社会政治理想的具体手段。他认为政治的四大部分是刑、教、礼、乐。其中刑和教是从外在的方面对人进行强制的要求，而礼和乐则把这些教化内容变成人们自觉自愿的东西。
他认为，相比之下，包括歌和舞在内的乐比礼更为重要，因为它能使人在潜移默化的陶冶中受到改变而自己却不知道。用不着刑法和奖赏而老百姓却能驯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切歌辞，舞容，乃至乐器的制度、器材和音调，都是全国统一的，乐声是平和的。人民习惯了，不知不觉间成为自然的性情，就能够平定万物的性情，统一天下的意愿，去掉风俗中的偏狭，服从圣人教化，使上下消除隔阂而形成真正的忠信。
他还认为，乐也要顺应时代变化，所以三王五帝的时候尽管乐制不同，器乐各异，但只是改造了乐的名目，变化了歌咏的内容，各自向天下宣扬王者的功德，使人民不感到厌倦，至于乐声的本身则并未改变。到了世道衰败之际，因为乐器的器材发生变化，乐的制度也就不那么准确了。于是只好就地取材，各逞其能，粗制滥造。因而，市井里巷的歌曲音乐争相竞赛，儿童们聚在一起也歌唱富贵，放牧的人们归来时也口唱贫贱之歌。所以尽管这时君子的职责没有取消，但人们已经各怀异心了。
在这正反两面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阮籍对自己亲手编织的梦幻般的和谐秩序是何等向往。
然而,这个梦幻能否成为现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