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雨说稗


《山海经》奇幻思维境遇为何分道扬镳？


宁稼雨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奇幻思维与奇幻描写在中国文学各个阶段，各个文体领域，都以其活跃的姿态和样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绚烂添枝加叶，增强光彩。然而仔细关注审视，可以发现，早期中国抒情文学领域和叙事文学领域虽然也都不乏奇幻思维和奇幻描写，但却遭遇两种截然相反的境遇。也正是这两种不同境遇，对后代两种类型文学样式的演变发展，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一，《楚辞》的奇幻手法与境遇
抒情文学中的奇幻手法与浪漫主义文学具有紧密关联，所以人们习惯上把以《楚辞》为代表的抒情文学视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以《楚辞》为核心代表，包括屈原《离骚》《九歌》《天问》《远游》等重要诗篇中，大量采入融汇上古神话元素，以瑰丽的想象构建出人神交织的奇幻世界，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其神话题材的奇幻描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角度和走向：
第一角度是人对自然的渴望与游历。出于先民对宇宙自然的陌生与好奇，《楚辞》中不少以奇幻浪漫手法，借游历自然表达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和探寻愿望。如屈原《离骚》 “周流求索”的理想追求中，既有以“乘龙御风”为交通工具，“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的神奇想象，也有以“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得到神灵护驾的奇想，还有周游世界过程中所经历的巨大时空反差变化：“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又如《远游》一诗中，作者又通过“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 “召黔嬴而见之兮，为余先乎平路”来描写展示其“超验漫游”历程的范围之广，造化之神奇。
第二角度是借神奇的人神、人鬼之恋描写，表达诗人对于理想世界和君王的渴望之情和不遇之感。其中有借美丽女神女鬼与意中男子相会受阻，表现作者在理想世界方面的失落。如“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写出湘水配偶神赴约不遇的怅惘（《湘君》《湘夫人》），“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写出那位“被薜荔兮带女罗”的幽艳山神在雷雨中苦苦等待恋人的痛苦失落（《山鬼》）；也有以男性口吻追求意中女神的人生理想寄托：“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离骚》）
第三角度是以光怪陆离的语言艺术，展示先民神话世界中那些各路神祗。如持弓射杀天狼的太阳神：“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东君》）以香草沐浴美丽身姿的云神：“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有“长人千仞”“雄虺九首”“土伯九约”等种种怪兽构成的凶险奇观（《招魂》），也有“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隐含的龙背负熊的神秘传说（《天问》）。
第四角度是用奇绝魔幻的描述，试图再现远古洪荒时代原始宗教场面和巫术程序。今天的人们，还可以从“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的舞蹈鼓乐中去感受了解到远古时代人神互娱交感的狂欢场面（《礼魂》），也能从“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神灵附着人体的视觉奇观中感觉到人类的激动和米狂（《云中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托些！”的凶险词语令人感到原始招魂巫术的阴森恐怖，与其相对，“翡帷翠帐，饰高堂些”所描写现实宫殿的富丽堂皇形成鲜明对照（《招魂》）。
第五角度为借神奇浪漫神话形象故事，表达对宇宙及现实政治局势的关注和诘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天问》）表达出诗人对于人类缔造者女娲本身来源的追问，“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离骚》），又借驰骋奔走的神话形象表达作者的入世心态；“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又借殷纣贤臣梅伯与箕子的不幸遭遇，抒发诗人自己人生不幸的感慨悲愤（《天问》）；“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离骚》）又以鲧的悲剧遭遇暗喻自身刚直罹祸的不幸命运。
这些精彩绝伦的奇幻想象与描写不仅以神奇的想象和绚丽的辞采再现出远古洪荒时代的社会状况和神祗巫者，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一种庞大体系的奇幻思维和艺术描写手法。闻一多说过：“《楚辞》是神话的宝库，更是神话的艺术升华。” 当希腊神话滋养悲剧时，屈原已用神话浇筑出中国文学最璀璨的浪漫主义丰碑。
尽管《楚辞》的奇幻思维和手法形成了规模性体系，并且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从《楚辞》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看，奇幻思维和实践作为一种文章书写方式，还并非一种明确自觉和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学性优选手法。这主要是因为先秦时期文学与其他各种实用性文体混杂一起，没有独立出来，所以对它的认识和定位也就不能精准到位。早在屈原之前200年，孔子就发出过“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声音。这个声音对于此后各种文类的写作内容还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划分梳理：先秦时期能够与《楚辞》的奇幻思维写作产生呼应共鸣的，除了比较纯粹的文学类写作，如《楚辞》，大赋之类比较纯粹的文学性文体之外，其他方面的图书采用奇幻思维方式方法从事写作者基本仅限于与儒家典籍分庭抗礼的道家著作如《庄子》《淮南子》等，以及《山海经》《神异经》等与海外殊方异俗内容有关的志怪类小说外，其他书籍在采用奇幻思维暨方法方面还是相当有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从浑沌走向自觉独立的时期。《楚辞》的奇幻思维和手法作为文学性的重要元素受到关注和总结。刘勰《文心雕龙》专设《辨骚》一章，从文学元素的角度全面总结和评述了《楚辞》奇幻思维和艺术手法的价值地位。刘勰认为，在“宗经”“兴寄”，传承儒家经义传统方面，《楚辞》不如《诗经》，但在铺排文采，绚烂夺目的文学成就方面，则《诗经》难及《楚辞》。其重要原因就是《楚辞》得力于以神话奇幻思维和艺术手法的滋养（“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刘勰认为《楚辞》中“驷玉虬”“求宓妃”的描写“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应为《诗经》所不及。而神话奇幻思维意象则是重要原因，“气往轹古，辞来切今”。  
二，《山海经》的奇幻手法与境遇
我曾将中国古代奇幻思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原始生民在不自觉状态下的奇幻思维，后期则是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自觉的奇幻思维（参见宁稼雨《<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南开学报》1999年第四期）。从《楚辞》中援引过不少《山海经》中的神话形象和故事的情况看，学界一般认为，就成书先后来说，《山海经》远远早于《楚辞》。因此也就基本可以肯定，《山海经》是前期先民奇幻思维的记录，《楚辞》则是后期文明社会对于神话奇幻元素的自觉运用。
作为早期奇幻思维的表现，《山海经》的神话内容取向带有极为浓烈的蛮荒时代先民质朴生存感受和应对反应色彩。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为从时空感觉角度陈述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认知。没有文字记录和回忆，先民只能依据目之所及，耳之所闻来感知这个世界。所以，先民最初对生存世界的认知就是以天圆地方为基础的“五方”（东西南北中）观念（《山海经》的五方排列顺序）。继而用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氏族的经历历史来体认时间，用太阳的升起降落方位来认知空间。
其二为面对生存环境难以解释和控驭的巨大灾难所发出的恐惧和悲叹。这类内容大多收在距离自己较近的《山经》部分（而不是《海经》）。说明先民们包括对灾异征兆设想在内的奇幻思维和描述，是以他们身边熟悉并能够感知的内容为取向范围。其中最为集中的就是他们对于每次天崩地裂灾难到来前后那些奇禽怪兽的记忆。其中有的与水灾有关，如长右、蛮蛮、胜遇、蠃鱼、堪予予、軨軨、合窳、化蛇、夫诸等；有的与水灾有关，如鱄鱼、颙、肥虫遗、鵕鸟、孰湖、诸怀、大蛇、䖪鼠、䖺虫庸、獙獙、薄鱼、鱼骨鱼、鸣蛇等；有的与战争有关，如凫徯、朱厌、钦丕鸟、淫水天神、𤜣狼、狙如、梁渠等；有的与瘟疫有关，如絜钩、蜚、跂踵、戾等。在他们看来，也许正是这些怪异的禽兽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和不幸，所以，把它们回忆记录下来是为了认知和避免灾难。
三为对灾难凶险环境所激发的应对策略和豪迈斗志，充分显示出先民顽强的生命意志。其中有的借助灾异征兆来设想吉祥征兆，如文鳐鱼，当康等为预兆丰年预兆，“见则其国大穰”；而凤凰、鸾鸟则是平安吉祥的征兆，“见则天下安宁”。有的借助巫术来沟通神灵，消灾驱邪。方法之一为“佩”，即以接触神奇怪兽灵物来防卫灾异。如书中很多怪兽可以“佩之无瘕疾”“佩之不聋”“佩之不畏”“佩之宜子孙”等，方法之二为“食”，为“食”，即以服用生物的方法来消除灾异。这与早期中医知识有关。书中列举了很多草木虫鱼可以治病，包括各种皮肤病，以及一些肺腑病、精神病等。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专业化的巫师及巫术仪式。如巫咸国的巫师成群结队地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上下往来，一派半神之象。而且手中掌握着拯救人类的不死之药，等等。不过比以上两种方法更为宏伟壮丽的是战天斗地的英雄神话。这里有与洪水、干旱、地震等灾害英勇搏击的鲧禹、精卫、女娲、夸父，也有人类社会部族之间的宏伟史诗的战争神祗（黄帝战蚩尤）等等。这些充满激情的刻画展示出莽原初开时先民那种浑沌威猛的生存意志和沉雄恢宏的英雄气势。
奇幻思维不仅表现在《山海经》的内容取向方面，对于后代叙事文学影响更大的是奇幻思维作用下的方式方法。所谓“奇幻”，“幻”是手段，“奇”为效果，因“幻”而“奇”，构成奇幻思维的运作程序。而所谓“幻”就是虚构性想象。而如何想象，便成了《山海经》充分展示奇幻才华的用武之地。
奇幻想象方法之一是形体想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人兽合体的奇异想象描述。“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神皆人面鸟身”“人面而马身” “人面牛身”，等等。这些形体想象主要集中在《山经》部分，可见这一方面是利用自己熟悉的动物形象去做夸张联想，同时也反映出原始先民身上的残余动物属性。这正是农耕社会背景下农业和畜牧业两种主要生产方式制约影响的结果。
奇幻想象方法之二是场面和能力的想象。主要表现为将天地人神兽诸空间之物及其能力共处一体并转形夸大，造成一个气势磅礴、气吞宇宙的境界。这部分内容主要在《海内经》《海外经》这些远离先民居住地的地方。与形体想象相比，场面和能力想象要更加宏阔和博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处于浑沌时段的先民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有限，对外界的认知感受还带有动物属性的痕迹。在他们的认识中，不仅人和神祗、动物的形象相互融合，而且天和地之间的距离，也不像我们今天感知的那么遥远。在他们看来，通过高山大树，人就可以通向无限广阔的世界。颛顼向后代分派司理天地事务，就如同家庭内部分工一样。精卫从西山衔石填海，夸父从河渭走到大泽。这样的空间距离感知，真有囊括六合，举重若轻的气魄。另一方面，这也和当时人们有限的传播途径方式有关。场面和能力的具象本来就不像身边形体那么明确，再加上早期先民语言表达的模糊朦胧，以及口耳相传传播途径的不断失真，是的这些场面能力夸张想象就更为无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死而复生和长生不死的想象。颛顼死而复苏，西王母掌握不死之药，逐渐演化和升华为灵魂意志的不死和顽强：夸父死后弃杖成林以福荫后世；精卫死后填海复仇等，均属此类，而尤为感天动地的，还是刑天舞干戚的顽强意志。
正是这些荒诞离奇的想象，不仅为中国人的奇幻思维留下宝贵的原始文献和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后代叙事文学神奇怪异题材的引擎和源头。它本来可以像《楚辞》那样受到强烈关注与高度重视，成为叙事文学发展的有力杠杆。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山海经》的奇幻思维与手法传统不但没有受到褒扬而发扬光大，相反却遭到比较严厉的批评和挤压。孔子那句“子不语怪力乱神”，集中代表了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舆论对于《山海经》这类神怪故事的基本抵制和否定态度。经过两汉魏晋的沉淀和过滤，终于由刘勰对这种奇幻思维做出了近乎定论的判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诸子》《正纬》《辨骚》诸章中，多次就神话怪异文风进行梳理评价。虽然刘勰没有直接提出《山海经》的书名，但却涉及很多受到《山海经》影响并援引使用的各种文献，包括《楚辞》《淮南子》《列子》《归藏》等。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书援引的神怪故事源头都是来自《山海经》，但刘勰的评价十分严谨而又不失分寸。其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全面肯定和赞许这些书吸收《山海经》怪异奇幻思维手法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刘勰也毫无保留，毫不客气地批评指责这种来自《山海经》的怪诞文字对于“宗经”“正纬”的负面作用。
      对比之下，就能把握厘定出刘勰对同样吸收来自《山海经》神话奇幻思维书写怪诞故事的两类不同书籍的不同态度，在他看来，虽然《楚辞》 采用神话故事题材和奇幻思维手法获得成功，但在《正纬》一章中，刘勰则直接批评来自《山海经》之类神话所述内容（如“昆仑悬圃”“赤水玄珠”）荒诞离奇、无法验证，对阐释儒家经典义理毫无裨益，甚至还有可能淆乱圣人之道。
在古代图书分类传统中，从《汉书·艺文志》起，《楚辞》就作为文学类图书文献的代表作，一直与集部文献稳居以文学文献为主体的集部当中（或并列）。反观《山海经》，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一直为视为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专业文献，而非文学典籍。《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数术略刑法类，嗣后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收在史部地理类。而史部文献的根本职能就是“实录”。

了解了这个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刘勰眼里，《楚辞》和《山海经》需要区别对待，以不同标准进行评价了。虽然同样是说奇语怪，对于文学作品的《楚辞》来说，你无论怎么“奇”，怎么“怪”也都无伤大雅，甚至愈“奇”愈“怪”，文学价值也就愈高。而《山海经》既然被视为史部地理文献，那么就具有真实正确记录地理位置和样貌特征。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5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