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欢化作连江萍
——《学海忆旧》自序

宁稼雨


高城鼓动兰釭灺，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王国维《采桑子》）


这本《学海忆旧》整理下来，心情与以往大有不同。以往杀青一部书稿，往往轻松喜悦之情多于其他。而这次则这两种心情大减，代之以沉重和怅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突然感觉到，这本书与以往有所不同，这是一本围绕学术道路，涉及到整个人生心路历程、学术道路和社会交往。而这些内容是否具有载入史册的价值，是否对后人有积极参照引导作用，第一次成为书稿编出之后的忧虑和不安。前些天叶嘉莹先生逝世后，我在一篇缅怀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世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形象和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又以自己的形象和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形象和方式不能由自己选择，但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的形象和生命辉煌程度，则完全是她个人的塑造雕琢结果。
这话虽然是在为悼念叶嘉莹先生所做开场铺垫，但也未尝不是我本人反省人生的一种思考路径。思考之后的结果是：尽管反省自己人生价值的本身是有价值的，但这个价值判断的考官似乎不应由本人来做，而是应该让外界社会来做。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像一个学生提交考试试卷一样，向社会外界提交一份自己认为真实而充实的答卷，请考官来评价这份答卷的功过是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本书应该算是这样一份献给社会考官的答卷，我本人应该做好的，就是提交一份真实而充实的答卷。
说到了“真实”和“充分”，便不禁让我想到上文静安先生那首《采桑子》词。原因是我在这首词中发现了涉及人生历程“真实”和“充分”的几个关键词——“悲”“欢”“醒”“醉”“睡”。这几个字基本上概括了我学术人生中真实而充分的内容和历程，也基本上覆盖了我这本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其中也包含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人生形象中的自由和自主两种元素。
“睡”“醒”和“醉”是人生都可能甚至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存在形态，。
我个人理解，“睡”是人生的懵懂和自然状态，是苍天把我们送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始形态，也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形象和方式的非自主部分。就我个人而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大连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出生之后从能够记事起，就经历过三年灾难，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并从二十世纪迈入二十一世纪，如今已经进入古稀之年。这些好比是一张白纸，与我同龄同地同类家庭背景的人经历也都大抵相同，有待个人的赋彩和书写。
“醒”则是人生历程中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提升过程。在与别人同样的一张白纸上，怎样去书写自己的生命历程，塑造自己的形象，这是每个人可以有所作为的能动空间。我一生中有几次重要的机会抉择，大约都是此类清醒自主走路的例证。一次是从上中学开始，选择了学美术，得到著名美术教育家徐世政老师的亲自栽培，对我形成正确优良的人格基因和精神取向，具有重要意义。还有一次是我在学画十年，已经成为职业美术教师的时候，为了报考大学，毅然放弃美术这个专业职业，改行学中文，并从上大学本科开始就决定考研，走学术研究之路，直到今天。这些人生道路上的正确选择应该就是个人在有限的能动空间里可以有所作为的举措行为。是自主把握人生形象路径的例证。
我个人把“醉”理解成为人们虽然离开“睡”的非自主状态，但又没有清醒理智的“醒”的把控，是人生中效率不高的垃圾时段。其中包括几种可能的情况：要么认识和判断上发生错误，以至会产生走入人生弯路的负面作用；要么在人生某些疑难困惑或十字路口发生犹豫彷徨，难以选定；要么在某些人生过程中未能正确把握时机，因错失良机而遭受人生道路损失等。以上这些情况我本人或多或少都经历发生过，而每次经历过后，都会产生悔之晚矣的遗憾。这些前人走过的弯路，或许会对后人不无启示借鉴作用。
“悲”与“欢”则是由以上三种人生状态汇聚生成的人生悲喜剧。
我的人生之“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贵人相助而获得人生进步或成绩，得到意外惊喜。意外使得这样的进步或成绩格外值得珍惜和难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是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我，未脱懵懂和稚气之性，是班主任刘金兰老师，将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发到我们班唯一的一张长期借书证发给了只是普通学生的我（其他几个班级只有班长才能享此待遇），从此便将我的人生，定位在读书这条一生为之求索不已的幸运之路上。1968年，尽管结束了两年的“文革”停课，进入中学，但迎接我们的不是正规的文化课课堂学习，而是无休无止的游行，批判会等政治活动。这样的大环境中，我竟然有幸被选送到著名美术教育家徐世政老师门下学习美术。虽然那时的美术工作主要还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但在这三年学习过程中，我从徐世政老师那里学到了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处理问题的整体观念和逻辑思维，做好工作的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心。尽管我最终没有走上美术专业工作道路，但徐世政老师给予我这些基本素质，成为我受用终生，一生取得进步和成功的制胜法宝。1978年我参加高考，在总分数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全国高校录取工作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我却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这时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多人都以为没啥希望了。但徐世政老师给予我的坚强毅力还是促使我去做了最后的争取，再次因为贵人相助而获得成功。我先是找到大连市招生办的王学法老师（我在旅大师范学校学习的老师），从他那里得知，是我的政审出了问题，而且他还告诉我，如果能够修改政审材料，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这就给我带来巨大希望，我赶忙找到单位领导，说明情况，请求重新改写了政审材料。新材料得到市招生办认可，认为已经具备录取资格。但这时正常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市招生办给出的录取条件是，只能在大连本市解决，那就需要有同意接受的高校。而当时我本人和家庭对大连市高校情况全然无助。这时，我在大连三十八中工作的同事祝恩堂老师出手相助，辗转找到当时辽宁师范学院学工部部长郭忠文老师，说明情况，成功解决了高考录取问题，终于圆了我的大学之梦。上了大学之后，又是祝恩堂老师继续鼓励我做好考研准备，而且推荐了他的老师，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王多闻先生亲自辅导我。正是王多闻老师的辅导，才再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王多闻老师建议我准备报考明清小说专业，但同时特别叮嘱我，无论是研究明清小说，还是研究其他文史专业，都必须多读了解笔记作品，我也遵照执行。这个特别建议又决定了我的学术方向命运。1982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准备考研时，当年教育部颁发的硕士招生考试目录上，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一次导师刘叶秋先生招生的“笔记小说”专业方向。而我因为在王多闻老师指导下有所准备，所以有幸成为这唯一一次招生的被录取者。
从攻读硕士学位开始，视野更加开阔，结识名家大咖更多，得到的帮助和恩惠也就更多。其中有硕士导师刘叶秋先生和师母汪元澂先生诸多恩惠，博士导师孙昌武先生的诸多教诲，前《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先生对我博士论文的特别青睐并亲自赐序，还有座师朱一玄先生、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中华书局程毅中先生等，都对我有过恩深似海般的关照和提携。
二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去争取更多更大成功和成绩带来的人生之“欢”。这方面我个人有三点体会：一是坐冷板凳的死功夫。从上中学师从徐世政老师学画开始，直到后来的每一位老师，受到最统一口径的教诲就是：做好一件事情没有捷径，只有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幸运的是，我受的的不仅仅是这样的口头训示，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操作。从1966年6月到1968年8月，两年的停课生活已经让我养成了懒散习惯的生物钟。然而从1968年11月投入徐世政老师门下开始，直到1971年12月中学毕业，大约1000多个日日夜夜，除了晚上回家睡觉，每个白天不少于十个小时的工作学习，已经重新调整改变了生物钟。开始我还经常憧憬有朝一日，能够美美地睡个半天自然醒。但事实却是，跟随和陪伴徐世政老师1000多个日日夜夜，已经完全更新了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又不是简单的耗时间，而是充分提高每一分钟的使用效率。现在有很多朋友问我，你哪里来的那么旺盛的时间和精力，能做出那么多的事情。现在我回想起来，就是中学三年养成的刻苦工作学习习惯。我所有的工作学习成绩，可以说都是这点点滴滴的时间堆出来，熬出来的。凭借这个习惯，大学本科四年，很多同学下课之后就基本告别了教室和学习，我却每天留在教室自习。四年下来的收获就是，全年级300多名学生，考取两名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1985年毕业留校工作后，开始漫长的学术生涯。但开始那十年是条件最艰苦，却也是我事业上最努力的时光。因为家里斗室难以开展工作，我把工作地点搬到当时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办公室。办公室是1976年地震之后的临时建筑，那时没有空调，冬天室内需要穿上羽绒服，夏天则挥汗如雨。除了发高烧不能起床和公务事情，其余所有日子里，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都在那里工作。有一次朱一玄先生去那里看到此情此景，又心疼又称赞如此高效的工作环境。前南开历史系的叶振华先生当年也逢人便讲：我所见南开文科最用功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系朱凤瀚（前南开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一个是中文系宁稼雨。直到1995年我出国任教结束这段办公室工作生涯，十年间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我坐坏了3把椅子，写出了《中国志人小说史》《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等三部纸本书稿，用一台286电脑敲出了近百万字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这是汗水换来的成果欢乐。
第二个体会是不要画地为牢，自我束缚，而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我第一次见到先师刘叶秋先生，他就特别叮嘱我在学问上要广采博收，做个“通”人。先生自己就是如此，他不仅知识面广博，而且多才多艺。这些对我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本人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先天条件和长年积累。我虽然有过弃画从文的专业转换，但十年学画对我后来的文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此外，学术方面希望能将中西学术，文史哲大致相互贯通；在学术之外，美术、摄影、音乐、美食、旅游等等，都十分热衷。所有这些一方面有益身心健康，同时对学术研究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作用。陆游那句“功夫在诗外”虽然讲的是诗歌创作，但对学术研究也不无启示作用。实践中也使我深深感觉到，朱熹提出“格物致知”，洵为确论。
第三个体会是做好工具准备的确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并获得乐趣。古人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首先是藏书和资料储备。学术研究的根本职能是承先启后地继承和创造发展人类知识和文明。那么先决条件就是充分了解掌握前人知识积累，而人类知识积累本身却又是一个继续积累和不断更新的过程。从我步入学术殿堂到现在，正是人类知识积累发生巨变的过程。所以我的藏书和资料准备也完全体验了这两个阶段内涵。大约以2000年为界，之前为传统方式，之后为传统方式加新方式。
尽管小时候就有过有过过家家式的藏书梦想，但严格意义上的正规和学术意义上的藏书，起步于八十年代大学本科时期。那时我带工资上学，每个月能挤出几块买书钱。积少成多，到大学毕业时已经有四层书架书了。读研之后继续添砖加瓦，更上一层楼。尤其是硕士毕业留校工作，有了固定工资收入，加之不断有项目经费支持，藏书一事更加突飞猛进。在此基础上，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增加了线装古籍收藏。平装书和线装古籍，内容主要涉及文史领域，以古代小说、笔记及讲唱文学之类为多。总数大约在5万册左右。2010年，天津市评选出十大藏书家，我有幸忝列其中。在资料储备方面，我也有过较多积累。从上大学开始，在读书时就一直坚持做笔记，或者是做资料卡片。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21世纪初计算机数据库出现。在这方面，老一辈学者的注重资料传统两件事让我非常震撼，对卡片积累工作极为敬畏并决心效法。一件是，硕士就读时我经常去先师刘叶秋先师工作的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辞源》修订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外两间屋，里面屋子有一面墙全部都是卡片柜，共八十多万张。那是《辞源》修订组的掌门人吴泽炎先生为修订《辞源》的终生积累。另外一件是，来到南开读书得知，许政扬先生穷毕生之精力，搜集宋元历史文化典制风俗资料卡片，共五十多万张，他将这些资料视为生命。但文化革命中却被红卫兵付之一炬。许政扬先生因此投湖自尽，结束生命。为此我从八十年代起购置大量卡片，并配以精致的卡片盒。围绕研究方向做过数万张卡片。八十年代初，余嘉锡和徐震堮两位先生的《世说新语》笺注本出版后，我用自己此前亲手做出的人名索引与两部书所附人名索引，发现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错误。感受到用卡片作为第一手材料的重要。
我在新工具使用方面还比较敏感和跟潮。1992年，在周围多数人还跟计算机无缘的时候，我就购置并使用了一台电脑。经过专心学习，我使用这台电脑输入了我第一部电子稿书稿《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96万字）。此后便一发不可收，几乎每一代电脑我都要升级更新一次。电脑写作成为三十多年来取代传统钢笔写作的新书写工具。与此同时，互联网、数据库、电子书和多种文献检索系统也都成为补充或更新传统藏书、资料搜集和储存的新天地。
总之，在我求学和治学经历所获得的开心和欢乐中，很多时候是因为工具和资料文献得心应手所致。
与欢乐相比，悲苦往往不是人们的主动选择，多半是被动的遭遇或个人失误所致。尽管如此，我个人还是在经历实践中感受到，被动遭遇虽然是人的不幸经历，但同时却也是一种难得的磨练进步成长机会。
在我青少年时期，最疼爱我的母亲就撒手人寰，这让我痛苦不已。失去母亲后的经历使我个人性格更加趋于内向，而且长年学画治学的经历又与外界很少接触。此外，我一生一直是从学校到学校，从未离开学校与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这个经历固然会使人远离油滑市侩，保持纯正本色，但同时也容易形成孤芳自赏，不善于待人处事，灵活处事的缺点。这些性格特点的确能够给我个人处世的心理平衡形成支撑，但其代价却是容易损失“人缘”和社会基础。当然，从人生取舍难全的角度看，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毕竟是一个遗憾。
俱往矣！古稀之年，得以回忆碌碌学术人生，又何其幸哉、乐哉！
本书可以算作以上“睡”“醒”“醉”“悲”“欢”五字人生的演绎和详注。全书共分三编：“自述编”为经线，概括梳理我本人的学术人生轨迹；“述人编”和“札记编”则为纬线，截取与学术人生经线交叉的部分重要人和事，与“自述编”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学术人生网络图。同时又附之以“附录”部分外界媒体和友人对我本人的访谈和书写，力图勾画一幅更加完整和立体的我的学术人生形象。
全书汇集编辑完毕，通览一遍，猛然感觉到：这纷纷总总，点点滴滴，岂非王国维所说那五个字组合连成一片的人生点点江上浮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2024年岁末于津门雅雨书屋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博览群书》202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