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门阀士族的历史贡献


宁稼雨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00）
摘   要：学界长期以来对门阀士族多持否定性的意见，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东晋政权政权为例，其建立和巩固皆有赖于士族势力。士族不仅在维护东晋政权稳固上功不可没，在汉文化的传承上也居功甚伟，鉴于此，本文拟以《世说新语》为基本文献材料线索，以王导、谢安两位东晋时期重要门阀士族人物为代表，分别从王导对东晋王朝创立和政权稳固，谢安个人的政治人格和社会人格魅力两个方面来分析论证门阀士族在东晋历史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此外，王、谢家族成员的人格魅力对塑造士人文化格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此士人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世说新语》； 门阀士族； 历史贡献


门第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因其政治上的专横跋扈、排斥庶族和自身生活的奢侈腐化，为历代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否定性材料。但门第何以在六朝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直至唐代，其影响仍在延续？过去，学界往往注意到门第及其观念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如左思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1]296在后世引起强烈共鸣。再比如在《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以“我崔家三辈不招白丁女婿”[2]182为理由，令张生和莺莺险些错失良缘。直到今天谈及婚恋问题，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仍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虽然士族这一阶层自身有诸多的问题，但门第何以在六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直至唐代，其影响仍在延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然而，作为一种社会观念，要想在社会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单靠行政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正确的认识应该是：这种观念本身包含某些合理性，才能引起人们的认同。鉴于此，本文欲以《世说新语》中王、谢这两个家族在历史上曾经起到的积极作用为例，说明门第在历史上的作用。

1士族在稳固东晋政权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政权稳固之时，世家大族的重要性未能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人们心目中，他们除了徒有虚名外并无实际的好处和作用。西晋段灼曾指出，当时朝廷的选官制度存在严重弊端。中央官署主导的选举过程闭塞暗箱，蒙蔽视听，九品中正制下考察人才，仅以中正官的评定为依据。“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3]1347那些占据上品等级的人，不是公侯贵族的子孙后裔，便是当朝权贵的兄弟亲属。这一论述深刻地揭露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下选官权被世家大族垄断的本质。西晋王沈也指斥当时按门第选举的现象，公卿之家世代出公卿，只依据家族出身选官，不辨别贤愚优劣。人才多集中于贵族，官爵任命不出高门大户[3]2382。这样的批评也是切中肯繁的。在社会安定之时，门阀士族更多显露的是这一阶层垄断、奢侈腐化的缺点。永嘉之乱以后，情况就不尽相同了。在面对国家民族存亡的时刻，皇权也表现乏力，失去了维系文化和民心的核心地位。对于习惯于生活在皇权庇护下的百姓来说，无异于失去了主心骨，恰恰在此时，此前为人所批评的门阀士族站了出来。例如，西晋时期的名士刘琨，其出身于中山刘氏，在八王之乱之前刘琨是贵族公子，但在西晋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刘琨毅然受命出任并州刺史，只身奔赴抵抗少数民族的前线。像刘琨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永嘉之乱以后，几大士族抛弃在北方经营了几代的庄园产业，带上自己的族人、佃户，奔向南方。虽然，在他们心中南方“这里非干燥阴寒；多鱼虾而少牛羊。在中原人看来，这里多河川、湖泊、丘陵，少大平原；多雨潮湿而温暖，并非干燥阴寒；多鱼虾而少牛羊。在中原人看来，这里奇怪、贫瘠，因而难以适应”[4]29，无异于他国。来到南方，他们不仅水土不服，其文化和民风更是和中原地区迥异。但在五胡乱华的历史变局中，为守护汉文化命脉并保全宗族存续，中原世家大族毅然率族南迁，在陌生的南方开拓新局面。这种于危亡之际展现的担当，不仅稳定了南渡士民的人心，更使大族声望在社会层面大幅提升。原先衡量士族显赫与否的标准是家族声望、地位及所出人物，但过江之后，是否勇于承担时代使命成为时人衡量门第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尺。例如，弘农华阴杨氏原来在北方地位显赫，但其后裔杨佺期竟因“晚过江”未能参与初期的南渡布局，而遭世族圈层的排挤压制。“渡江早晚”竟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反观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其门第之所以能在东晋显赫一时，实与两族在政权草创期的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密不可分[5]127。即早过江，较早地参与东晋政权稳固的家族，会在当时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换言之，王、谢家族之所以在过江之后成为数一数二的大族，主要是由他们在渡江以后对稳定局势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决定的，如王导帮助东晋皇室在南方站稳脚跟，谢玄则指挥东晋军队在淝水之战中取得胜利[6]。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其著作《十七史商榷》中对《晋书·王导传》提出批评，认为该传记存在过度美化传主的问题。他指出《王导传》全文六千余字，其中对王导的溢美之词比比皆是。通观全篇，王导虽被塑造为光耀一时的名臣形象，但细究却难以发现其在治国理政等实际事务中有何突出建树。王导之所以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更多是凭借其高门大族的身份地位，以及王氏家族世代相袭的高官厚禄，而非个人的实际功绩[7]591。王鸣盛只看到《晋书》对王导的褒扬，并未将王导的功业放在五胡乱华、东晋政权稳固的大背景下考察。
这里还涉及历史人物评价时如何把人物微观的历史行动与其宏观历史价值相统一的问题。纵观古今中外，人们在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往往被其行为层面的道德或人格缺失所笼罩而否定或忽略其历史贡献和价值。例如：随着殷墟甲骨等诸多历史文物的发现和解读，对殷纣王的评价，在历史留下的传统无道暴君形象的道德评价中也逐渐增加部分“宗教改革者”的社会发展成分要素[8]82-83；秦始皇若干暴政与其统一文字、疆域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行为之间的对立依存关联等。就王导本人而言，一方面，世家大族的出身，王、谢双显的头面角色，的确容易给我留下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琅琊王氏家族借助社会地位占据山泽，建立工坊的爆发经历，也的确可以视为门阀世族崛起的标本；另一方面，以王导为代表的门阀世族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所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又改变了人们对其的看法。应该说，在经历五胡华的动乱之后，唐人能够切身认识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重要价值。他们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角度来认识和评价王导形象，并通过正史《晋书》肯定王导的历史贡献。而与六朝已有千年隔世，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的王鸣盛，已经完全没有唐人的那种感受，他只是站在正统史学家的角度，从道德层面全然否定王导的历史贡献。这种看法纯属讲究实事求是的史学家对门第的偏见。所以，陈寅恪认为王鸣盛的看法“乖谬特甚”[9]26，王导在中原覆亡、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实为民族之功臣”[9]26。陈寅恪还认为，藏三国政权所代表的阶层而论，曹魏政权代表的是宦官寒族势力，蜀汉的刘备也是寒族出身，而只有孙吴政权代表的是江南大族的利益。从当年晋武帝司马炎与华谭的这番对话，就能看出东吴与蜀国两地的社会背景乃至政治心态的不同：
(武帝)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盛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3]1540
曹魏代表的是寒族势力，所以司马氏之篡魏，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东汉世家大族的反扑。江东直在世家大族的统治之下，谙于此，就可明白江东士族为何宁愿以敌国之子孙为君主，却不能忍受吴国旧地寒贱庶族陈敏割据江东。既然江东的吴人习惯于世家大族的统治，那么来自中原的大族司马氏就有在江东立足的可能，只不过过江的司马氏和中原的世家大族要与孙吴原有的世家大姓联合统治，而在南北大族联合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9]29。本文基本赞同陈寅恪的说法，虽说江东土族和司马氏同为世家大族，但江东士族并没有迅速归附司马氏，其中的原因还有中原文化与东吴文化长久以来的南北文化差异。这个巨大的差异既是王导所面临的难处，也是打开江东局面的关键之所在，否则，江东士族那么轻易归附，王导的功业也就不那么可贵了。
渡江之初，东晋王朝的处境仍十分艰难。首先是北方士族初到南方，回想神州陆沉，面对水土不服、风景颇异表现出士气低落，此时是王导挺身鼓励大家当共同努力、克复神州。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10]92
当时摆在其面前的，除了北方过江士族士气的低落，还有南北大族之间的关系不谐以及北方异族的南下入侵。面对此种情况，经过谨慎思索，王导想出了对策，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王导的方法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以吴制吴，其二是绥靖政策。这两点政策的实施，使东晋南北大族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使得东晋政权在江东稳住了阵脚。据《晋书·王导传》载：
及（琅邪王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與，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3]1745-1746
团结江南大姓，引导江南大姓臣服司马氏政权，这无疑是王导政策中的重要部分，但还远不止此。《世说新语》中多有事例可证。例如：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愤，后人当思此愦愤。”[10]178
本条刘孝标注引徐广《历纪》：“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10]178又如：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10]177
刘注引《殷羡言行》：“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羡时行，遇收捕者于途，慨然叹曰：‘丙吉问牛喘，似不尔。’…庾赤玉曾问羡：‘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长？’羡曰：‘其余令绩，不复称论。然三捉三治，三休三败。’”[10]177
从相关史料可见，王导深知争取吴地士族的关键在于推行宽容政策，即所谓“政务宽恕，事从简易”。这一治理方针在当时不少人眼中或许显得昏聩糊涂，但王导坚信其长远价值终会得到历史验证，并自信后人将对自己的“愦愦”之举进行深刻反思。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不仅契合东晋初年稳定局势的现实需求，更向前承接了东吴政权优待本地大族的传统，因此获得吴地士族的认同与支持。陈寅恪云：“司马氏本为儒家大族……此则与蜀汉之治术有异，而与孙吴之政情相合者也。东晋初年既欲笼络吴之士族，故必仍循宽纵大族之旧政策。”[9]99
王导安抚人心的举措，不仅体现在团结吴姓士人协调朝廷外部关系上，还着重于朝廷内部君臣关系的调和。东晋时期，王室虽已不复大汉帝国的威严，政治经济实力多依赖门阀世家，但它依然是维系各方的政治核心，能够凝聚各大士族共同抵御外敌，这于国家和门阀世家都有益处。然而，部分士族倚仗自身势力强大，不将帝王放在眼中，温峤便是典型例子：
王敦引军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峤为丹阳尹，帝今断大析，故未断，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惧。召诸公来，峤至，不谢，但求酒炙。王导须臾至徒跣下地，谢曰：“天威在颜，遂使温峤不容得谢。”峤于是下谢，帝乃释然。诸公共叹王机悟名言。[10]582-583
温峤倚仗家族势力强大，不将明帝放在眼中，王导却深刻洞悉其中利害关系，为实现王室与大族之间的和谐共处，费尽心思从中斡旋，促使双方相安无事。若王导稍晚到场，君臣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以及由此对政局造成的影响，都难以估量。
正是凭借王导的苦心经营，东晋政权才得以在江南立足并维持统治。这一功绩不仅让众多南渡之人包括晋帝也感恩戴德，还极大地巩固和提升了王氏家族在当时的地位。以致晋元帝即位后要邀请王导共登龙床，就连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也要以王导的意见为主[10]304-305。王导积极采取措施，成功笼络江东士族，使东晋内部实现统一。他整合南人与北人的两股力量，凭借这些合力抵御外敌入侵。正因如此，华夏民族得以保持独立，传统文化能够绵延不绝。若不将王导称为民族功臣，算不上是客观公正的评价[9]36。由此可见，王鸣盛所谓王导以门阀显荣，并无任何功绩之谈，并不能成立。


2南渡士族促进了南北士人的融合
渡江之初面对南北士族关系不治的局面，首先，王导在治国方略上刻意笼络吴人，建议晋元帝司马睿广泛招揽吴地才士，其云：“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3]1745其次，王导对吴人的安抚还体现在行动上。王导甚至带头造访吴地大姓贺循、顾荣等，以赢取吴人归附。《晋书：王导传》载：“琅玡王睿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帝乃使导躬造（贺）循（顾）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3]1745可以说，司马氏能够在江东立足，与王导建言起用吴地士族、促进了南北大族融合不无关系。最后，王导亦注重通过生活细节拉近与吴地士族的关系。例如，王导初到江左时，便主动向吴地望族陆玩提出联烟。“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剖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10]305-306尽管此举当时遭到陆玩拒绝，但王导并未因此气馁，其后还宴请陆玩吃酪，足见其对结好吴地士族的用心。
随着时间推移，王导的策略逐渐收效，为北方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王导甚至为了笼络吴人，不惜亲说吴语：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洵！”（刘注云：吴人以冷为洵。）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10]792
由于过江士族皆为北人，所以当时的上层人物无不以北方的洛语为雅语，以吴语为羞用的土著语。在吴人士族争先恐后地学习洛语时，王导以丞相之尊，屈尊说吴语，王导逆流而动的举动引起北方士族的嘲笑，却可见其笼结吴人之心无所不在。王导在担任扬州刺史期间宴请嘉宾，席间王导发现人人皆有喜色，唯独吴地临海任姓客人和几个胡人未能融入，王导便主动与吴地任姓客人攀谈，其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10]175，夸赞对方是临海郡第一人，这自然是极大的赞誉，王导此举是他团结吴人的切实举动。王导不但对吴人能够倾心笼络，对于胡人也不忽视：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刘注引《语林》：“任名顎，时官在都，预王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阁！兰阔！”群胡同笑，四坐并欢。[10]175
余嘉锡依据《一切经音义》与《名义集》进行考证，推断王导对胡人所说的话有深层用意，是王导对胡僧在宾客喧闹环境中仍能静心修行的赞美，众胡僧得到这般称赞，故而欣喜异常。王导苦心孤诣地笼络吴人和胡人，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稳固政权，客观上却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及胡汉民族融合，对南北士族形成利益和意识共同体起到了重要作用。


3士族的风采有助于后世政治人格和名士形象的塑造
如果说王导是以种种具体措施为晋室的安定作出贡献从而征服时人舆论的话，那么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为政权稳固作出贡献的同时，更加注意塑造自身风流儒雅的人格形象，即将儒家建功立业和魏晋风度的儒雅风流结合起来，此点对后世影响极大，直接将士人学习的对象从帝王转向了士族，对塑造士人文化格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此士人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围棋发源于中国，本来是一种带有智慧博弈成分的游戏活动，后来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广泛流行，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琴棋书画”四大修养之一。但围棋除了自身的智慧游艺功能之外，人们还能将其用在政治形象和人格形象的塑造表现上，这方面最早的记载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载，某日魏安釐王和魏无忌下棋时，宫中突然传来赵国入侵魏国北边边境的紧急警报，情急之下的魏安釐王十分紧张，不但无心下棋，还为如何应对而犯愁，相反魏无忌却平静如旧，告诉安釐王不过是赵王在打猎而已，与进犯边境无关。顷刻之间，果然又传来消息，证实了魏无忌的断言[11]2377。安釐王因恐惧魏无忌贤能，不敢任用其处理国事。魏无忌和安釐王都在这盘棋局中经历和获得政治上的得失。又据《三国志·费祎传》，延熙七年(244年)，魏国派曹爽、夏侯玄率十万大军攻打蜀国汉中，蜀国派大将军费祎领兵出战。当时汉中守军只有三万，上下悚惧。光禄大夫来敏前来为费祎送行，只见费祎谈笑风生，邀请来敏对弈。来敏见状，大加赞赏，料定“必能办贼者也”[12]1061。当时如同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氛，被费祎的一盘棋轻松化解。
谢安虽然不是用围棋展示政治智慧的第一人，但他的确在这方面有超越前人的表现。在关系晋室存亡的重大战役淝水之战中，谢安所派谢玄部队以气势压人，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前秦部队闻风丧胆。当捷报传到建康，谢安面对如此令人振奋的喜讯竟泰然自若，不动声色：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准上信至。看书竞，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10]374
“淮上信”是指东晋军队在淝水战胜后秦苻坚的胜利捷报。关手这次淝水大捷前后谢安的种种超人姿态，《晋书》本传有更详细更生动的记录：
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3]2076-2077
谢安的两次围棋行动，均与其率兵对阵前秦苻坚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与淝水大战捷报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相比，这两场棋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两场棋局却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缂丝画《围棋赌墅图》，就是描绘围棋赌墅的故事。清代学者冯景在《题围棋赌墅图》中谈道：观览古人面对重大事变或危急仓促之局，往往借博弈之事寄托情怀，以彰显镇定自若的气度，此风并非始于谢安，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早已开其先河。谢安与谢玄以别墅为赌注对弈，正如同前人借服饰等物试探人心之举动。从更深层来看，古人在关乎生死的紧要时刻或大悲大喜之际，亦常以围棋为载体，展现其胸襟度量与处世定力[13]89-90。此论既点明谢安“围棋赌墅”典故的历史渊源，亦揭示古代士人借博弈等雅事磨砺心性、彰显器量的文化传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收录此文并评议：“冯氏此文，颇切于情事，不同空言，故录之于此。”[10]375与《围棋赌墅图》描绘的对弈场面形成呼应的是，谢安接到捷报的弈棋场景有两个画面为后人津津乐道，一是谢安下棋时接到淝水大捷的场景，相传明代仇英画过《谢安弈棋图》，比较确切的有明代尤求画的《围棋报捷图》清代苏六朋《东山捷报图》、近人傅抱石《东山捷报图卷》等。二是这个故事中谢安不露声色下完棋进屋时因过于兴奋激动，履齿不慎被门槛折断的画面。宋代蒙学读物《龙文鞭影》中有“谢安折屐”的记载。这些细微的生活场景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是因为它充分展示出谢安胸怀的宽广和境界的高远。
于情于理，谢安对这场战役胜败的关切程度远超他人。此役结果不仅直接关乎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更与谢氏家族在晋室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正因如此，他才强作镇定，以阔达的气度去安抚众人，争取信任。谢安此举不仅确立了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把他个人完全打造成为历史上度量心胸宽广的经典偶像。与此相类者还有桓温设鸿门宴，请谢安和王坦之赴宴。明知桓温居心叵测，不去又找不出合适理由拒绝。一路上王坦之战战兢兢，料无活路，可谢安却视此行为决定晋室存亡的博弈点，“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法法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10]369。《世说新语·雅量》中的这个门类，几乎可以说是专为谢安量身定做的。
谢安在政治人格的塑造与个人魅力的经营上展现出深刻的自觉意识。他注重通过构建政治人格形象来强化自身政治影响力，亦以卓越的个人气质魅力为人所倾慕。在公共场合的他深知自身气质对个人及家族地位的作用。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正，吟啸不言。”[10]369
同样身为名士，面对风起浪涌天气变化的表现却截然相反。孙绰、王羲之等人为生命安全计，惶恐躁动，有失风度。唯有谢安陶醉于大自然的壮美风景之中，“神情方王（旺），吟啸不言”，其高雅姿态，令人倾倒。有意思的是，本来一个纯粹人格形象审美的故事，却被从政治角度加以理解和解读——“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1o]369。古人对于政治家形象的解读和定位，往往不是仅限于吏治管理，而是更看重其胸怀和境界—一这就是谢安的人格形象给中国政治文化留下的深深印记。
无论是政治明星，还是人格明星，往往离不开特殊魅力的伴随。据《晋书》谢安本传记载，谢安有一同乡在朝中为官，因犯下过错，财产尽被官府没收，而后被遣返回乡。临行之际，这位同乡特意向谢安告别。谢安了解到，此时同乡身边仅有五万把蒲扇，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于是，谢安手持一把蒲扇，悠然漫步于繁华热闹的商街之中。他的举动立刻引发众人好奇，无数民众纷纷驻足围观。自当日起，市面上蒲扇的价格骤然飘升，短短数天，五万把蒲扇便被抢购一空。同乡得以满载而归，怀着感激之情拜谢谢安。谢安则沉浸于自身作为名士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之中，怡然自得。
以王、谢家族为代表的士族的人格魅力在后世影响极大。受东晋士族文化的影响，后世士人在政治中不追求殚精竭虑的劳苦形象，而是追求“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倜傥风范。在生活中更是追求一种洒脱、儒雅的神韵，后世对此种儒雅政治人格和士人风度的追求，与东晋王、谢家族成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中所流露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4结语
综上所述，除了家族社会地位的原因之外，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两大世家大族地位的攀升、名望的显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关键因素。其一，他们以切实的行动为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南北士族的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在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使得汉族政权和汉族文化在南方得以延续；其二，其家族成员凭借较高的气质修养与文化底蕴，塑造出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赢得时人的广泛尊崇，使得魏晋风流成为文化史的高峰，晋人更是成为后世士人钦羡的对象。进一步说，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不仅对东晋政治局面、南北士族融合和士族人格精神萌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魏晋时期是整个中国文化从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格局转变的时期，王、谢家族成员的人格魅力对塑造士人文化格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此士人文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历史事实也充分说明，当个人及其家族的价值与民族利益紧密相联并取得重要社会效果和认可时，自然会得到民族的拥戴和推重。


参考文献
[1]萧统，编.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5]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M].台北：学生书局，1978
[6]宁稼雨.门阀士族的历史贡献与人格魅力：《世说新语》之四[J].古典文学知识，2019(5)：121-127
[7]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1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71.
[13]冯景.题围棋赌墅图[C]/解春集文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本文原载《中北大学学报》2025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