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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 《阮籍》连载之七《母子真情》

发布时间：2025/11/4 阅读次数：5 字体大小: 【小】【中】【大】

（阮籍葬母图，豆包AI生成）

母子真情

宁稼雨

与礼教问题相关的是人们处世时情感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深受汉代以来选举制度的影响。
从西汉开始，政府在选官时所采用的是荐举制度。它既不是科举制，也不是世袭制，而是在地方官推荐的基础上由政府来任命。具体作法是，在各地方专门官员的主持下,对本地出头拔萃的人物进行讲评。政府根据这种舆论评价，来任命官员。比如某人对父母尽了孝道，人们就会称他为“孝子”，某人如果慷慨大方，大家就会认为他“仁义”。这种评价开始是自发进行的，所以这种评价被称为“清议”。后来逐渐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并且定期进行。比如东汉后期汝南这个地方每个月的初一进行一次这样的评论活动，所以后来也有人用“月旦评”来指这种品评活动。
由于儒家思想在汉代社会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在进行品评时所采用的评价标准便是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到了东汉时期，荐举制和名教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加紧密，统治阶级用儒家的道德规范来作为能否入仕作官的标准，实际上是要更多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来约束自己，从而起到教化社会的作用。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这个标准的作用也有正反两个方面。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因为这种评价是针对被评价者个人的道德进行的，所以人物品评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注意；从消极的方面来说，这个标准不仅没有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相反却把人们引向教化目的的反面——虚伪和欺骗。在很多人来看，既然道德行为做好了，就可以当官；那么为了当官,也就可以进行一些道德表演。他们可以用虚假的表演去骗取好感，在品评活动中，得到较高的评价，以便获得一官半职。所以，一些无耻之徒为了做官，不惜采用卑劣的手段，把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而用人们提倡的评价标准来乔装打扮，用假面具去赢得好评和官职。
据《后汉书•许荆传》记载，有个叫许武的人被选拔为“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科目）后，打算让两个弟弟也出名。于是把家产不公平地分成三份,许武要了最好的一份，把较差的两份留给弟弟，乡间舆论认为两个弟弟有谦让之风而许武贪婪，于是弟弟被选拔入仕。过了一段时间，许武召开宗族亲戚大会，泣不成声地说：“作为兄长，我早早地获得名声，官也得到了，而两个弟弟却没有得到，所以我不公平地分配家产，让自己负污名，让弟弟们出名当官。现在目的达到了，我的财产也增殖了三倍。现在我宣布:我的全部财产都归两个弟弟所有,本人分文不取。”于是名声大振，官至长乐少府，当了更大的官。
有识之士们清醒地看到，那些虚伪的俗士为了一官半职,而宁愿牺牲人的真情实感和自然之性，这是极大的悲哀。于是，他们奋起抗争，以自己的行动来批驳那些虚伪之士，以自己的真情实感来证明真实人生的存在。这就是著名的“名教”与“自然”之争。比如东汉时名教派特别强调孝行的外在规范性,服丧的孝子们大都以肉体的自我折磨为能事，好像谁把自己折磨得越苦，谁就最孝。而强调自然派有位叫戴良的人，他认为孝和不孝应该以内心对亲人真挚的爱为标准。他与母亲的关系就是这样，母亲生前喜欢听驴叫，戴良就经常模仿驴叫而让母亲高兴。母亲去世后，按照礼教的规矩，只能喝稀粥，非礼不动，他的哥哥就是这么去做的。而戴良却独自吃肉喝酒，伤心时就大哭。尽管两人的服丧形式不同，却都因伤心而变得憔悴。有人责问：“戴良你的居丧行为合乎礼仪吗？”戴良回答：“礼的本意是使人表达哀情，如果哀情不丧失，就是合乎礼。如果真正悲哀，无论吃什么都尝不出滋味，既然尝不出滋味，也就吃什么都无妨了。”责问者哑口无言。戴良的言行对后来文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阮籍就是其中的一个。
毫无疑问，旧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观念被新的精神支柱所取代后，在名教与自然问题的认识上，阮籍已经完全站在自然派一边。
阮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他追求新的无限自由境界的一部分。比如他扬弃了自己前期关于尊卑有序的名教思想，提出“法自然而为化”的主张。也就是说，人应当按其自然本性去生存，而不应让名教捆住自己，牵引自己。他在《大人先生传》中批评为名利地位而牺牲真实自我的虚伪作法是“虚伪之名，莫识其真，弗达其情”。
可是他与其他的自然派人物又不完全一样。他在主张人要在“自然”的基础上，并不完全抛弃儒家的道德观念。他所抛弃的，是儒教中伤害人们真情实感的虚伪礼法,而并不反对儒家主张的仁爱精神。只是这种仁爱要发自内心，合乎自然。所以，他的“自然”观念既与儒道相连，又区别于儒道。他讲“自然”而又不否定儒家的仁爱，并且以“自然”为仁爱的真正实现。所以，与儒家相比，阮籍肯定儒家的仁爱而抨击了儒家的礼法，追求个体人格的自由；和道家相比，他赞颂道家与自然合一，以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却又体现儒家的仁爱精神。这也就是魏晋玄学的思想实质，也是玄学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想基础。
阮籍在母亲病逝后的一系列行为，最能表现出他的这一思想。阮籍早年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相依为命的岁月，形成了他和母亲之间的深厚感情，他对母亲的爱，胜过世间一切，是远近有名的孝子。可是他并不像世俗小人那样，把对母亲的关系看成是自己捞取名声地位的机会和途径。他认为如以感情作手段，这不仅虚伪卑鄙，也从根本上亵渎了真正的母子之情。母亲去世那一天，阮籍正在别人家里下棋。听到母亲的噩耗，对方很有礼貌地起身，让阮籍赶快回家，办理丧事。可是阮籍却不肯马上离去，而是坚持要求下完这盘棋。对方也就只好尊重他的意见。经过双方精心思索，反复争夺，终于分出胜负，这时，阮籍才踉踉跄跄地跑回家去。回家以后他也没有马上到母亲的灵前诀别，而是先蒸上一口肥猪，拿出二斗酒；喝完酒，吃完肉之后，才去与母亲诀别。这时,母亲几十年来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自己对母亲无比深厚的感情，一起涌上心头。他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和冷漠，也深知在这险恶和冷漠的环境中一点真情的可贵。几十年的母子之情一旦离去，意味着他的感情世界要承受多么大的打击。本来已经十分孤独的他，将要更加孤独。想到这些，他肝胆俱裂，痛不欲生，只见他大叫一声完啦!”口吐鲜血，昏倒在地，很久才苏醒过来。
阮籍在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仍然与人下棋，回家后又吃又喝，这与礼教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是否说明阮籍对母亲没有孝心，没有感情呢?显然不是。在他口吐鲜血，昏倒在地的行为中，分明展示着一颗赤诚、真挚的赤子之心，赤子之情。这一行动，绝非那些堂而皇之的虚伪之士所能摹仿和表演出来的。相比之下，那些没有悲伤,却硬在那里大哭大叫；没有眼泪，却硬要挤眉弄眼的孝子们只能让人感到可笑，感到恶心！阮籍要的是真情，他们要的是虚名。二者泾渭分明，体现出名教与自然两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正因为阮籍要真情，不要虚名，所以在母亲的丧礼上他全然不顾礼法的约束，完全根据自己对母亲的真情来处理各种问题。当时有个叫裴楷的名士,听说阮籍的母亲死了，便赶来吊唁。按礼法常规，有客人来吊唁，主人应当用哭表示悲哀和对客人的谢意，然后客人才能上前表示哀悼。可是裴楷到了阮家后，阮籍正醉得一塌糊涂，只见他披头散发，坐在灵床上，客人来了既不哭，也没有任何表示。见到这种情况，裴楷只好自己来到堂前，哭着吊唁完毕，便自己离去。有人问裴楷：“按规矩应当主人哭了，客人才能行吊礼。既然阮籍没哭，你为什么要哭呢?”裴楷的回答很有意思：“阮籍是世外之人，所以他不尊崇礼制；我们都是俗中人，所以只能按礼俗来要求自己。”大家都认为他的话说得对双方都恰如其分。在阮籍看来，不仅自己对母亲应当以真情为上，别人也是如此。如果你真的对我母亲的死感到悲哀，那么用不着以我的哭来换你的哭;如果你的吊唁是走形式、摆样子，那么即用我的哭换来你的哭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客人来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我难过得非哭不可的时候，为什么让我为了让别人哭而不自愿地哭呢？可见他对真情的执着追求。
由此出发，他在母丧期间做出了很多为礼法不容，却竭力抒发心中真情实感的事情。难过了，就大哭一场；饿了，便喝酒吃肉；自己不喜欢的人来吊唁，便翻起白眼不搭理；喜欢的人来了，便拉着人家一起喝酒。
他就是这样来理解儿子对母亲的感情。.
他就是这样来理解名教和自然的关系。

（未完待续）

（《阮籍》，新蕾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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