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缘八题·图书馆之缘


故乡大连图书馆读书记


宁稼雨


故乡大连有两个图书馆对我的读书生涯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小学三年级幸运得到班主任老师恩赐于我的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借书证，大约三年的沉浸式读书经历不仅培养了读书兴趣，增长了许多知识，而且还为此生的读书职业做了比较重要的思想和性格准备。二是前旅大图书馆（今大连图书馆）对于我储备知识，考取硕士研究生的重要作用。前者已经写文谈及，这里主要说说后者。
大连图书馆的前身是日本侵占东北时的满铁图书馆，1949年之后改为旅大市图书馆，1981年旅大市更名为大连市后，随之改名为大连图书馆。地址坐落在大连市世纪街，周围有前满洲铁路局办公楼及铁路文化宫，以及《大连日报》旧址等。
我最初接触大连图书馆是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市三十八中任教时。学校距离市图书馆很近（大约一公里）。更重要的是，从1966年文革爆发图书馆闭馆后，七十年代初刚刚恢复开放，向社会发放借书证。对图书馆怀有深厚感情的我，很快就就近申请成功。
不过刚开馆的时候，大量重要古今中外图书文献依然束之高阁，图书馆能借到看到的书籍，不过还是《艳阳天》《金光大道》《桐柏英雄》之类红色小说，以及革命领袖著作、鲁迅著作，以及配合各种政治运动的时髦图书等。尽管如此，从少年儿童图书馆升格到市图书馆，这本身就已经令人产生一种成就感了。
大连图书馆真正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重要作用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改变职业选择，放弃学习十年并且已经拥有美术教师职业岗位，考入当时的辽宁师范学院（今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且从大二开始就积极准备考研的需求背景下发生的。
因我此前学画的主要方向是油画，对西方的文化艺术史比较熟悉和感兴趣，结合大学的本科中文专业，所以最初考研的专业方向是打算朝西方美术史或艺术史努力一下。但冥冥之中，命运却做了另外一种安排。
我在三十八中任教有一位忘年交同事祝恩堂老师，与我私交很好。他有位中学老师，便是大连图书馆参考部的王多闻先生。出于对我的关心，祝老师把我推荐给王先生，希望能在准备考研方面得到王先生的帮助指导。
王多闻先生早年毕业于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918”事变后，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一次街头讲演时被路过的冯玉祥将军发现，当即认为义子。五十年代后在大连图书馆参考部工作。王先生古代文史修养深厚，曾任《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主编，并且对中国古代小说也有深入了解。王先生非常爱才，喜欢求学的年轻人。得知我有考研的愿望，非常高兴。不过他还是否定了我本人打算报考西方美术、艺术史方向的选择，而是建议我报考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方向。
他做出这样的指点，有着深刻而又长远的考量和计划。20世纪70年代末，包括学术研究在内，各个行业百废待兴。此前的古代小说研究基本集中在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重要经典名著研究方面。小说史上其他二三流作品的全面了解，以及它们与四大名著构成的小说史体系是何关系，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而大连图书馆在这方面拥有重要的馆藏资源。那就是日伪时期日本收藏家大谷光瑞收藏的一大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这批藏品本来是暂存当时的大连满铁图书馆，计划运回日本，因故未能实现，后来便转入大连图书馆。这批藏品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随着改革开放形势好转，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从大连市到辽宁省，都十分重视这批藏品。前春风文艺出版社林辰先生积极奔走，终于促成这套藏品的公开出版。同时，我所在辽宁师院也在积极筹备建立明清小说研究中心，开发对这批小说作品的深入系统研究。可见这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空间的学术研究领域。
王多闻先生对这些情况都了如指掌，所以，他对我专业选择的建议安排，不仅充分考虑到我本人的未来学术发展前景，同时也是在为大连图书馆的优势藏品乃至大连市暨辽宁省在该领域的研究培养后备人才。所以我也就毫不犹豫接受了王先生的建议。
于是，王先生就按照当时教育部公布的古代文学专业与小说相关的方向来设计对我的辅导，大致是按照“中国小说史”和“明清小说”这样的方向来安排备考看书范围。同时，他还特别向我建议：搞中国古代小说，不能不了解笔记。至于这些书的阅读来源，王先生对我说：“学校（辽师）能解决的就在学校解决，学校解决不了就来找我。”意思就是他设法在大连图书馆来安排。
这些书包括相关史述和作品两大部分。史述方面，当时刚刚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两部小说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但笔记方面当时尚无现成的史述著作。王先生亲自为我草拟了历代笔记重要作品的书目，并且还简单做了一些线索勾勒梳理。直到两年后，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出版，又弥补了这部分欠缺。作品阅读方面基本就是根据史述著作和书目的提示去阅读原著。这方面的缺口就比较大一些。因为四十多年前的1980年前后，图书资源方面非常枯竭。不但没有各种网络电子版资源，就是纸质版也是少得可怜，只能通过图书馆的途径。古代小说、笔记方面的作品原著少得可怜。辽师图书馆能借到看到的，基本只是已经看过并且耳熟能详的几大名著之类，其余的很多二流三流作品，就只能去向王先生求援了。
王先生把这些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平装书，一类是线装书。平装书部分，我凭读者借书证就可以借阅和在阅览大厅阅览，而线装书不但不能借阅，普通读者也不能索书阅览。这就需要王先生为我开具填写一张线装书库提书条，我向大库管理人员提交书条后，等他们提出书来，我在阅览大厅阅读。这样也就正式拉开我在大连图书馆作为一名固定读者的阅读经历。

作为前大连满铁图书馆的大连图书馆阅览大厅非常气派，坐落在图书馆大库正南方向，室内面积大约有200平米，挑空有十几米高，给人一点西方教堂那种空旷肃穆感。阅览厅分上下两层，一层对接铅印本普通书库，座位铺满整个大厅；二层对接的是线装特藏书库，座位只是紧贴窗户外墙设一个倒写“U”字型。从二层服务台，可以俯视一层整个阅览大厅。阅览厅地面都铺有地毯。那种半圆形的椅子在地毯上拖动几乎没有声音。坐在这个椅子上，当时脑海里总会不时出现传说中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磨坏地毯的那把椅子。
铅排平装书的部分，除了在辽师图书馆能解决一部分外，其余很多考研阅读作品都是在大连图书馆一层阅览厅解决完成的。其中古代短篇小说部分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三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以及《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长篇小说还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醒世姻缘传》《水浒后传》《西游补》，还有晚清时期的几部重要小说《老残游记》《孽海花》《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相比较而言，上大学之前看过的白话长篇小说相对多一些，像四大名著等都不止看过一遍。有些还看过几种不同版本，想《水浒传》的七十回本，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等。但文言小说除了《聊斋志异》，其他就很少涉猎了。这次在大连图书馆备考读书的一大收获是拓展了文言小说方面的知识领域。其中重点阅读了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以及汪辟疆的《唐人小说》等。《钩沉》对已经失传的三十多种魏晋南北朝小说进行了钩沉辑佚，藉此不但得以大致了解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大致面貌，而且还能窥见鲁迅采用古籍辑佚方法之端倪手段。《传奇集》则为唐代小说重要作品的选本汇集，而且其《稗边小缀》还对每一种小说作品的文献渊源流脉做出简要梳理，为大致了解唐代传奇小说情况提供便利。《唐人小说》在鲁迅《传奇集》的基础上，还增加部分传奇之外的志怪、杂俎和志人小说，堪称《传奇集》的补丁篇。
因为笔记采用文言书写，所以王先生为我开列的笔记书单中，有些实际上是与部分文言小说交叉的。这些书单中也有部分1949年之后的铅排平装本。如宋代罗烨的《醉翁谈录》，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王定保《唐摭言》，王谠《唐语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王晫《今世说》等（还有很多）。这些阅读为我古代文言小说知识积累奠定很重要的基础。
大连图书馆读书的金字塔是线装书阅读。由于当时图书条件限制，有些非常重要的书找不到平装本，如果一定要读到就只能寄希望于线装本。尽管这些书的数量有限，但完成这个希望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从客观方面来说，当时图书馆的线装书并不对外开放，只能通过特殊渠道；从主观方面看，此前我本人读过的文言文书籍顶点是带有现代标点的竖排繁体字小说，没有标点的繁体字白文从未正式接触过。难免有望而却步的心理障碍。
带着这些困惑找到王先生，没想到他一席话让我打消顾虑，轻装上阵：
书源问题不用担心，我来解决。至于你自己的方面，如果把自己的未来设定为文史研究者，那么古代白文阅读是最基本的基本功。现在这正好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从数量上来看，这批线装书并不大，但却是大连图书馆阅读备考费时最多，难度最大的经历。其中有几种用的是丛书本，如《西京杂记》《燕丹子》用的是《四部丛刊》本，《酉阳杂俎》用的是《津逮秘书》本，《南部新书》用的是《粤雅堂丛书》本等。其中用力最多，对我后来学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世说新语》。
无论是通过两部小说史的了解，还是王先生给我开列的书单，都让我知道《世说新语》这部书的重要。但当时余嘉锡和徐震堮两位前辈的校笺本和其他整理本尚未面世。不过此书当时也还有更流行一些的线装版本，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以及五十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日本尊经阁藏宋代董弅刻本等。可王先生都没有选用这些版本，而是专门写了一份索书条，从线装书库中提出了该书的一个重要版本，清代周心如所刻纷欣阁本。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具有重要文物版本价值的线装古籍。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阅读经验，所以阅读起来很是吃力。这里既包括解决基本文字障碍之后的断句，也包括内容背景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等。大约啃了两个月，才算是啃了个大概。虽然这次阅读只是对该书基本内容和作者背景等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但其收获却远远超过了阅读本身。它不仅训练培养了文言古籍白文阅读能力，而且还对《世说新语》其书暨相关背景发生了强烈兴趣，以至后来成为我一生重点研究项目工作之一。
王先生本人和我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后来结果是：我们一直都在按“中国小说史”或“明清小说”的专业方向来做准备，但因为在备考辅导时，王先生特地强调了关注笔记的重要性，因而我在这个方面又下了不小的功夫。尤其是1981年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出版之后，又帮助我在王先生布置书目的基础上，对历代笔记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学习。无巧不成书的奇遇是，到1982年我本科毕业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时，招生考试专业方向名录上“笔记小说研究”赫然在列（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一次该专业方向招生）。经向王先生请示协商，我把报考专业方向改为“笔记小说”，并且如愿考中。
回想起那段大连图书馆的读书经历，深深感到，那就好比是我学术生涯的奠基时期，又好比是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点，没有那个在努力奠基基础上的精准选择，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博览群书》2025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