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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折
很多人的经历说明，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能由他个人选择，而是常常受到环境的左右。阮籍也是这样，他本想按儒家所设计的人格规范，辉煌地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但环境的变化却使 他作了相反的选择。
阮籍16岁那年，跟随叔叔到了东郡，当时的兖州刺史王昶请求和他相见。见面时阮籍整日一言未发，王昶感觉阮籍深不可测，四处宣传，阮籍的名声就更大了。32岁那年，当时的太尉蒋济听说阮籍的才能，便向手下的官员王默了解阮籍的情况。王默对阮籍有高度的评价，蒋济听了很高兴，便决定请阮籍出来作官。阮籍听到这个消息, 便到都亭(城外的亭舍）写了一篇奏记，其中对蒋济的举动表示赞扬，也表示自己愿意干好。蒋济本来担心阮籍不来就任，见到这篇奏记很高兴，就派人去迎接阮籍。没想到阮籍已经不知去向,让迎接的人扑了个空。蒋济十分恼火，就责备王默。王默十分害怕，就给阮籍写信，劝他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出来作官。周围的乡亲也都纷纷劝说,阮籍便勉强担任了尚书郎(主持文书起草事）。可是时间 过了不久，他便推辞自己有病，离职回家。
在阮籍38岁的时候。当时担任大将军职务并总揽朝政、辅佐年轻的齐王曹芳的曹爽，任命阮籍为参军。阮籍再次推说自己有病，隐居在家乡的田园里。
从阮籍的诗作所表示的壮志豪情中，人们可能认为，这两次授官正是他大展宏图，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好机会。然而他为什么这么轻易地给放弃了呢？
原来，阮籍这时已敏感地发现，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并不像父亲阮瑀那个时代了。虽然当时有些混乱，但那时却有建功立业的可能。那时,大家都在共同协助曹操完成统一的大业,所以一些个人的恩怨都能服从这个总的目标。而如今国家统一，政权巩固后，人们所关心的，是个人在政权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这些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无休止的勾心斗角的争夺。这些矛盾，在曹丕执政时，还没有形成。在魏明帝曹叡时，由于他大权独揽，政由己出，所以虽然开始出现苗头，但还没有发展到表面化。而当曹叡死后，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继位，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时，这些矛盾便急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主要问题了。
矛盾的焦点便是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之间的权力之争。曹爽的父亲曹真是曹操收留的养子，与曹操共创天下，有生死之谊。曹爽和曹真一样，是曹魏的嫡系。
我们知道曹氏这一派人的出身都比较低微, 曹操的养父是汉末宫中的宦官，妻子卞后出身娼妓之家。曹丕的妻子郭后原先是铜辑侯家女奴，曹叡的妻子毛后的父亲原是车工。所以他们是汉末以来宫中宦官势力的代表。而司马懿却出身世家大族，他的家族姻戚也是如此。司马懿的妻母河内山氏，是山涛的姑祖母，他的长子司马师所娶泰山羊氏，是羊祜的姐姐，次子司马昭娶东海王氏，其祖父王朗、父亲王肃,都是当时著名的经学世家。司马懿的女婿京兆杜预等，也都是著名达官贵人的后代。司马懿根本没有把曹魏一派看在眼里，可是在曹操时代，他的地位还很普通。
曹丕当上太子，十分重用司马懿。曹丕废掉汉帝自立后，司马懿的地位愈来愈高，官至抚军将军，录尚书事。曹丕临终时，又留下遗诏，让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共同辅佐曹叡。不过当时曹叡一切能自己作主，曹真、曹休的声望又高于司马懿，所以那时司马懿还不可能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曹真死后，曹魏的军事指挥权开始由司马懿负责。他指挥的对蜀汉的战争和平定辽东公孙渊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奠定了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威信，成为举足轻重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了。
曹芳继位后，大权主要掌握在大将军曹爽手中，司马懿转任的太傅，只是一个闲职。曹爽一方面让弟弟曹羲担任中领军，率领禁兵(皇家卫队），一面又让自己的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担任要职，力图排挤司马懿的势力。可是曹爽毕竟年轻，不如司马懿老谋深算。司马懿假装生病，表示谦让，暗中却加紧经营自己的势力。他让司马师取代夏侯玄为中护军，让蒋济担任太尉。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矛盾已经趋向表面化了。
阮籍这两次被聘做官,就是在两派矛盾不断加深的过程中。让阮籍感到为难的是，请他作官的双方，恰恰是当时国家权力中心中对立的双方。太尉蒋济是司马懿的心腹，曹爽则是曹魏一派的首席人物。
从家世渊源方面来说，阮籍还是倾向于曹魏一派的。因为他的家庭与曹家关系密切。父亲阮瑀深受曹操的器重，并且与曹丕也有很深的感情。曹丕不仅十分赞赏阮瑀的文章，而且在阮瑀死后还作过一篇《寡妇赋》，序中说：“陈留阮元瑜（阮瑀的字)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神，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还命令王粲等人来作同样的题目。这样的关系，当然决定了阮籍的感情倾向。当阮籍在都亭写奏记时，还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勾勒着文治武功的蓝图。可是当他意识到蒋济的背景和自己的倾向时, 便立即厌恶地取消了自己的应允。处在那样的政治漩涡中，他当然洞晓各派的政治企图和力量消长情况。他当然会看出司马懿的政治野心,不愿意成为他们的一伙；同时他也不能完全预料形势的发展,所以也还勉强地做了几天官，然后离去。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他越来越感觉到司马懿一伙成功的可能，感觉到形势对曹魏一派的不利，于是他谢绝了曹爽的邀请，回到家乡。
可是阮籍并非那种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他拒绝作官，并不是仅仅为了避开政治灾祸,而是现实让他感到困惑。他发现统治集团内部的追求和自己的愿望并不相同。他自己是为了匡扶天下的济世之志，而他们两派之间似乎只是为了争权夺利。他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应该成为他们政治斗 的牺牲品。他在《咏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在诗其50中，他说：“谁说君子是贤明聪慧的，明智和通达难道是可能做到的吗？”诗其8说：“黄鹄准备漫游四海，可当半路迷失方向时,它又能飞到哪里呢?”
显然，阮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无法实现。可是，自己又应该去追求什么呢？又应该怎样去生活呢？他对儒家的入世思想，好比拿了一件珍贵而又不合体的衣服，穿又穿不上，扔又舍不得。他就是这样在矛盾中困惑，在困惑中矛盾。直到事实的刺激，使它完全清醒。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初六日，司马懿趁曹芳和曹爽离开洛阳去祭扫高平陵（魏明帝曹叡墓，在洛阳南90里)的时候，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迅速发动政变，控制了洛阳城。他逼迫曹叡的妻子，永宁宫太后郭氏下令免除曹爽兄弟职位，并关闭洛阳各城门。司马懿还夺取了武库(军器库），派他的长子司马师屯兵列阵相待，自己又和太尉蒋济出屯洛水浮桥,切断了洛阳和高平陵的联系。然后派人给少主曹芳送去奏章，历数曹爽兄弟的罪恶，要求黜免曹爽兄弟的职位。曹爽完全失去依靠，彷徨无计，最后只好同意放弃权力。曹爽说：“司马公(司马懿)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 (曹爽封武安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曹爽兄弟伴随曹芳回到洛阳后，立刻就被软禁起来；4天以后，正月初十，曹爽和弟弟曹羲、曹训，以及尚书丁谧、邓飓、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以“阴谋反逆”的罪名被同时斩首，并诛及三族(父母、妻子、兄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事件”。
经过这次政变，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在司马懿手中。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死后， 儿子司马师继续执政，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病死，司马昭又继续擅政。掌握大权后的司马氏父子，继续屠杀异己，用屠刀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杀扬州刺史（镇寿春）王凌及楚王曹彪（曹操子）。嘉平六年（公元 254年），杀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 大夫张缉，废魏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曹丕孙）。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杀镇东大将军(镇寿春）毋(guan)丘俭。甘露三年（公元25S年），杀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杀魏主曹髦，立曹奂（曹操孙）。
这一系列的血腥屠杀，固然使司马氏的家族控制政权的局面完全实现,但同时也让世人看清了他们的残暴本质。阮籍便是其中最清醒的一个。 从他的作品来看,在高平陵事件的前后，阮籍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前面列举的诗句，说明他在事件前的担忧。而担忧的主要原因是他虽然支持曹爽，然而对其失败却有预感。诗其42的前四句说: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这是在肯定曹爽网罗名士，结成党羽的作法。然而他接着又为曹爽担心:”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
当这种担心成为事实以后，他又一面表示对弱者的同情，一面从中汲取教训。在《鸠赋》中，他借两个鸠鸟的被杀，表示对曹爽兄弟遭到杀害的同情，并隐含着对司马氏滥施淫威的不满。
他在诗其6中说：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 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这首诗是借用秦汉时召(邵)平的故事来阐发富贵致祸的道理。召平是秦代的东陵侯，秦朝灭亡后为平民，到长安城东以种瓜为生。他的瓜味甜美，人称“东陵瓜”。萧何泄谋导致韩信被杀后，萧何被刘邦封为相国，满朝的人都来祝贺，唯有召平前去吊丧。在他看来，相国府里摆上东陵瓜，闪光耀眼，四面嘉宾相会，看起来似乎威武风光，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要身不由己；他自己内心的煎熬 外人很难知道。因此，像召平自己这样做个平民百姓是最能淡泊平安的。而那些高官厚禄是祸害之源，难以依赖。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在写召平的志趣，实际上是阮籍自己思想的反映。有人说阮籍是用这首诗来说明曹爽贪图富贵而招来祸害，不如.召平那样屈身自保，很有道理。又如诗其11: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
春天的大好时光不但没引起作者的欢快和愉悦，反而却使他远望千里春色而感心忧。因为春光时短，人生非久，故而心悲。接下来，作者便以历史故事来说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
据《战国策•楚策》的记载，楚襄王看不出秦国对自己的威胁，庄辛便对他说您没有见到那林中的黄雀，它只顾低头寻找米粒，自以为与世无争，无忧无虑，却没有想到那些公子王孙手持弹弓，正在瞄准呢！黄雀白天还在林中飞来飞去，晚上就成了人家盘中的美味，黄雀的目光可说是短浅。大王您也是如此，您整天跟身边亲信一起，忙些吃喝金银的事情，不以国家大事为重，却没有想到秦国的穰侯已经接受秦王的命令，对我们楚国下手了！”襄王听了，胆战心惊，于是封庄辛为阳陵君。
阮籍在诗中把曹爽比作黄雀，把司马氏比作捕雀的王孙。说曹爽只顾眼前利益，没有料到别人对自己的算计，正是无远虑而有近忧的例证。
这些，都是阮籍在现实的课堂中得出的重要心得,也是他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原因的清醒认识。高平陵事件以后,人们纷纷称赞阮籍拒绝为曹爽作官具有先见之明，道理也就在这里。


（《阮籍》，新蕾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