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多年的由张国风先生个人完成的《太平广记会校》（下简称“会校本”）终于由燕山出版社出版了。作为这部皇皇巨著耕耘多年的见证者和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除了喜悦激动之外，我还有义务向大家介绍这项工程的价值和意义。

           我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谈到《太平广记》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其一是该书收入宋前小说近500种，堪称宋前小说的文献渊薮；其二是书中内容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形成发展影响巨大。罗烨《醉翁谈录》谈到宋代说书艺人的基本功就提到每个说书者都需要“幼习《太平广记》”。宋代以前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优秀名篇，大多集中于此。其三是该书采用的广采群书、分类编纂的方式不仅方便读者使用，也是今人了解把握宋人小说文体观念的重要依据。

           本书虽然成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但由于书成后没有及时出版，原本样貌不清，给后人了解其原版全貌造成很大困难。相比之下，对于《太平广记》的版本研究力度与该书的实际价值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除了汪柖楹校注本之外，建国前邓嗣禹先生曾为燕京引得处编纂的《太平广记引得》写过序言（1933），陆曼炎《中国七大典籍考》（1938）、郭伯恭《宋四大书考》（1940）中也包括《太平广记》。建国后有关《太平广记》的著作好像只有程毅中先生为春风文艺出版社《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所写的《太平广记》（1999）。但是对于《太平广记》版本问题下功夫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还是要推张国风先生在做好这部“会校本”基础上写成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一书。也就是说，这部“会校本”是张国风先生对《太平广记》版本问题做过多年深入研究的结晶。浓重的学术含量为“会校本”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作为“会校本”亮点的重要表现，是新版本材料的发现和使用。正因为这些材料的发现和使用，使得该书在《太平广记》的版本认识方面超出前人一大步，并为《太平广记》及唐人小说的校勘整理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目前学界通行的版本为汪绍楹先生校勘整理的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年人民文学版，1961年中华书局据以重印）。该本以谈恺刻本为底本，用明代沈氏野竹斋抄本校勘，并参酌了明代许自昌刻本和清黄晟刻本。此本虽然校勘精良，并自出版以来即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权威版本。但因为过于拘泥于谈刻本，对其他版本的有价值之处吸收较少，并出现一些遗漏。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汪校通行本的基础上对《广记》进行校补已经成为学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声（参见程毅中《太平广记》）。

           “会校本”的重要学术价值就在于不仅广泛采用已知汪校本未能充分利用的重要版本，如清陈鳣校宋本、明野竹斋抄本等，而且还从海外广为搜寻，从海外找到若干前所未知的重要版本，如台湾大学所藏清孙潜校宋本、韩国各地所藏《<太平广记>详节》、《太平通载》诸本。这些资料的共同价值，就是间接地包含多处谈恺刻本遗留并悬而未决的宋本原貌。利用这些材料，“会校本”作者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

           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广记》版本问题中的一些重要悬案——卷一四一和卷一五0的残缺问题。今人所见《太平广记》各本的卷一四一并非宋本原貌。谈刻本系将卷一四二卷分为两部分，变成一四一、一四二卷。以前因为缺乏材料，所以无法确定其原貌究竟如何。《会校本》作者充分利用各种版本中与宋本相关的材料，得知陈鳣和孙潜所依据的宋抄本已经没有卷一四一，说明该卷可能在北宋或南渡之际已经遗失。尤其是陈鳣校宋本所保留的宋本总目录为判断后来刻本如何以移花接木方式组合成卷一四一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根据。

           二是发现了许多以前通行本未收的宋本佚文和异文。《会校本》作者在参考台湾学者严一萍《太平广记校勘记》和卢锦堂《太平广记引书考》的基础上，考查出谈刻本及通行本没有收入的数十条佚文异文，并鉴定出这些佚文异文相互之间的异同情况，为了解认识《太平广记》原书的真实情况并进一步进行正确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根据。

           把对《太平广记》版本问题的学术研究运用于“会校本”中，是该书重要特色和成绩。珍贵文献材料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它在整个学术研究链条中的重要关联作用的证明。这就需要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相关对象的学术背景有相当的了解，进而准确地判断和分析出珍贵文献材料的价值所在，并借以深入揭示出某种学术问题的真实面貌和内在关联。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在所谓旧材料中发现新价值，并与新材料相互参证，解决新问题，并将其运用于会校工作当中。这些也正是“会校本”的重要特色。

           作者很善于娴熟地将新旧材料相互比较，找出新的问题线索，或纠正成说，或将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用于会校。比如清代黄晟的槐荫草堂本和《四库全书》本，都是常见并为学者所熟悉的本子，但以前没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四库提要》宣称四库本系据谈刻本，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如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就沿袭馆臣旧说）。但“会校本”的作者不囿成说，经过仔细的比对和考证，认为四库本的缮录底本就是黄晟刻于乾隆二十年（1755）的槐荫草堂本。理由有二，一是槐荫草堂本中有别于他本的异文，几乎全为四库本所照搬；二是在诸本版本歧异现象比较集中的七卷（二六一、二六二、二六三、二六四、二六五、二六九、二七0）文字中，唯有槐荫草堂本和四库本两者的文字最为接近。尽管这些还未必可成定论，但作者这种对成说的大胆怀疑精神和细致而深入的考证工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至少给人们继续深入探讨四库本的缮录底本问题提供了思路上和方法上极有价值的启示。不仅如此，作者还谨慎地将自己研究的四库本严格地限制在文渊阁本之中，从而排除了四库本之间由于缮录歧异造成的版本差异。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细致的考证功夫是值得学界赞扬并倡导的。

           总之，经过“会校本”的辛勤爬梳，《太平广记》一书的版本问题已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大截，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会校本”是《太平广记》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重大收获。可以想见，它对于与《太平广记》有关的各种学术研究所要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