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这就是说，从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都可以找到人类自身的影子。不过这种创造既是发展的，又是复杂的。就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而言，古希腊文化对人的发现只停留在肌肉、形体和力量上；文艺复兴时期则注意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到了当代，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把对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潜意识的发现，看成是对人自身最重要的发现。在中国，虽然人们也在谈“天人合一”，“以民为本”，但这些貌似尊重人的价值的思想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的补充物，它的最终归宿，还是封建王权主义[②]。人们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各种方式和媒介来阐发他们对人的认识和发现，这就构成了不同的学科既相同而又不同的统一性和单一性。卡西尔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它们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③]本书谈到的志人小说，也是这样一种功能，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人性的某些方面，尤其反映出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情趣。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和飞跃，成绩十分令人欣喜。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许多学者仍然习惯于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这样几个阶段来勾勒小说史的轮廓。这就混淆了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文言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的界限，不利于对各系统的脉络和规律作深入的探讨。即使在文言小说内部，人们也只是注意到六朝志怪对唐传奇的影响，而没有发现唐传奇区别于六朝志怪的重要标志，即在于它已从神鬼的世界转向人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六朝志人小说影响的结果。对志人小说本身的研究，也只是就《世说新语》一部作品进行，没有从《世说新语》所处的系统中来考察它的价值。这说明我们还不善于从比较的眼光出发，对小说史内不同系统作类型的研究，更没有认识到这种“文学类型史无疑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④]本书愿意通过这方面的尝试，为弥补这些缺陷、加强这些薄弱环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近几年来，方法论研究的热潮正猛烈冲击着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每个文学研学者在研究时都面临着方法的选择。对此，笔者以为不应千人一律，而应从实际出发，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从研究状况的实际出发，从研究者本人的实际出发，一句话，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研究对象的材料工作已经基本就绪，难以发现新材料的话，那么我们的主要精力就应放在运用现有的材料进行理论的探索和发挥。反之，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一片荒地，无人或少有人耕耘，那我们就应下功夫、花气力占有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归纳和概括，才不致于空发议论。同样道理，不同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一样，不同的研究者其经历、擅长和兴趣也是千差万别。如果对他们的研究作统一的方法规定势必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从这个前提出发，笔者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充分掌握志人小说发展历史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勾勒出志人小说发展的基本脉络，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理论探索。

（《中国志人小说史》，宁稼雨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