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1-24 19:44  来源：  人民论坛网 作者：  宁稼雨

核心提示：  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俊美仪容的追求不仅有现实层面的影响，而且还有精神层面的深刻意义。一个人仪容的俊美往往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与功名、声望、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紧密关联。魏晋士人通过对美好仪容的追求，也直接打通了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表达了一种自我意识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摘要】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俊美仪容的追求不仅有现实层面的影响，而且还有精神层面的深刻意义。一个人仪容的俊美往往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并且与功名、声望、社会地位等方面有着紧密关联。魏晋士人通过对美好仪容的追求，也直接打通了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表达了一种自我意识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关键词】魏晋士族   魏晋风流   仪容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对美好仪容的喜好和欣赏，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重要体现，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把仪容作为展示自我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渠道。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其实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对于仪容风尚的讲究，往往赋予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寄托。魏晋士族对美好仪容的追求，就尤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具有典型意义。

魏晋时期人们对仪容的重视，已经与功名、仕宦、声望产生了密切联系

魏晋之前，人们对仪容的讲究，特别是儒家对仪容制定的标准，是在一定的道德礼法范围之内的。一旦超出规定界限，就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大逆不道之举，这是儒家美感的伦理性体现。然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人物品评活动的广泛兴起，容貌是否英伟俊朗，逐渐成为评论士大夫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后汉书》中，有很多关于名士美好容貌的记载。如郭泰“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荀悦“性沉静，美仪容”；赵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肩，望之甚伟”；马融“为人美辞貌，有俊才”。

从《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人物的风貌和气质，以及对容貌的重视，已经与功名和仕宦产生了密切联系，仪容的实用作用越来越明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曹操会见匈奴使节的故事：“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这段历史也被载入《世说新语·容止》中。面对匈奴使节，曹操认为自己的容貌丑陋，不足以产生震慑作用，因此让崔琰（季珪）代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节。然而匈奴使节却看破了曹操的把戏，最终遭到曹操的追杀。曹操把仪容视作一种政治争斗的重要手段，尽管他对自己形象的信心有所不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美好仪容的追求和努力。在《与皇甫隆令》中，曹操说道：“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由此可见，曹操对皇甫隆的和颜悦色、耳聪目明十分羡慕，所以向他讨教方法。

魏晋士族对于仪容的追求不仅有现实层面的影响，而且还有精神层面的深刻意义。至晋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品评早已没有了礼法的约束，一个人仪容的俊美往往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据《世说新语·惑溺》记载，荀彧之子荀粲就曾公然宣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在魏晋士人眼中，“德”与“容”是一种互不相干的关系。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以《容止》一门与孔门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并驾齐驱。在《容止》中，有不少描写人物容貌俊美的精彩片段。如人们赞叹裴楷“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见到卫玠，人们则不免会产生“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的感觉；见到王恭，又感叹其“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

当人们一旦摆脱道德与礼法附加的桎梏，用一种纯粹的眼光来评价、审视那些俊美秀丽的容貌时，便如同发现了珍贵的宝藏，且徜徉其中，如痴如醉。魏晋时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皆与此相关。例如我们熟知的西晋著名美男子潘岳，“妙有仪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从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与之同时期的左思，非常羡慕潘岳，希望也能像他一样获得人们的青睐和认可。左思虽然很有才华，文学成就颇高，但由于他相貌丑陋，所以一直难以得到像潘岳那样的认可和优越待遇。即便他像潘岳一样走到大街上，也只能收获姑娘们愤怒而鄙夷的唾沫，处境十分狼狈。魏晋时期，没有男女大防之设，也没有虚伪的礼仪，只有仪容审美的愉悦。从反面来看，左思在当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仪容俊美的崇尚。但追求俊美的仪容也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例如那位被世人赞为“珠玉”的卫玠，因忍受不了那潮水般涌来竞相观看其俊美仪容的疯狂人群，最终竟被“看杀”而死。当然，这样的故事不免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卫玠之死，未尝不是其仪容俊美实现之后付出的惨痛代价，更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

俊朗美好的外在仪容能够在当时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恐怕是大大超出人们主观预料之外的。但不管如何，美好的仪容能够带来令人仰慕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能够受到更优越的待遇，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容止》中记载的虞统避难之事即为一例：“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又如当苏峻作乱时，朝廷一片混乱。温峤和庾亮一起投奔陶侃。但陶侃却将苏峻作乱归结为庾氏兄弟支持怂恿的结果，认为即便杀了庾家兄弟也不足以谢天下。当时庾亮正在温峤船后，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十分惶恐。过了几天，温峤劝庾亮亲自去拜见陶侃，正在庾亮犹豫不决之时，温峤却十分镇定地说，“放心吧，你只管去见他，肯定没事”。果然，当陶侃见到庾亮的风姿神貌后，立刻改变了看法，竟然整天陪着庾亮喝酒吃饭、谈笑风生，礼遇有加。

从中可见，即便在政治上有再多的分歧和敌对情绪，都可以被俊美的仪容所征服、融化，虞亮与陶侃的这段故事颇有传奇色彩，但若对于一个国家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而言，这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情形。魏晋士人对仪容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唯美主义的高度。在他们看来，美是无价的，甚至是具有征服力的。可以说，美对魏晋士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乃至由此促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和坚定信念的形成。

魏晋士人通过修饰仪容而达到一种超越现实生命的愉快精神体验

秦汉时期，帝王曾有寻求丹药、以求长生不老的行为。为了改变社会地位，当时的方士不断地向帝王献上丹药，进而邀宠献媚于帝王。这样一来，求仙问药逐渐成为了一种帝王独有的特权。然而，随着帝王修道成仙希望的破灭，士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破裂。从而也促使士人对“道统”与“势统”二者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中通过对“至道”“仙法”与秦皇、汉武远离仙道的鲜明对比已经说明：帝王在求仙问药领域的特权正在逐步消失，而汉代以后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士人群体则取而代之，渐渐成为这一特权的享有者，并且在魏晋时期渐渐发展繁荣起来。

如果说秦汉以来，帝王和术士的关注重点仅仅是长生不老以及仪容上的俊美，那么到了魏晋时期，这种对面容俊美的追求便与精神境界的修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为了讲究仪容之美，魏晋时期的人们往往会通过服食丹药来达到面色红润、神明开朗的效果。在他们看来，丹药是否可以达到长寿的目的，这要由将来去证明；而从现时看，丹药确实可以使人看起来显得更加青春焕发，这也是一种长寿的象征。于是，在玄学大师何晏的带领下，一场如火如荼的服用丹药之风就在魏晋士族中掀起来了。

即便是在今天，何晏也应该算得上是“颜值”极高的男子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想尽各种办法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俊美形象。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何晏姿仪俊美，皮肤细腻。魏明帝先是怀疑何晏的白是因为脸上擦了粉，于是便在一个酷暑难当的中午把何晏喊来喝滚烫的热汤饼。一碗热汤下肚，何晏脸上大汗淋漓，于是便用红色的衣袖擦拭汗水，然而脸上依然非常白净。以何晏为代表的魏晋士人们对面容的修饰，也为其赢来了颇高的评价和声誉。如当时世人皆称赞王羲之有“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之态；而王羲之见了杜弘治，也不由赞叹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不过，仪容带给人的美感和享受只是表面，真正与其相关的，是魏晋士族通过修饰仪容而达到的对于现实生命的超越和精神愉悦。魏晋士族文人注重精神世界的建设，与当时哲学文化思潮中注重形而上对形而下的超越、无限境界对有限境界的超越这一思想主流有关。譬如何晏本人就是正始玄学的开山大师，开创了“贵无”的思想。与仪容的修饰相承，何晏也自觉地对人格理想进行了思考与塑造，不仅将“神明”之境作为一种人格理想，也将其付诸于实践。魏晋士族的这种对于精神层面尽善尽美的追求，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当时士族阶层的典型特征。

士族文人所继承的，正是这种抛开帝王特权的属于士人阶层的长生愿望。再以王羲之为例，据《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他不仅服食丹药，还“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羲之对“乐”这一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他看来，“乐”的重要性早已超越了死亡，“乐”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他所终生向往的人生境界。王羲之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很有代表性，换言之，在魏晋士人眼中，精神上的安乐、愉悦远比生命本身的存在更为重要。这种注重自身精神修养的潮流，是魏晋士人的基本精神取向。于是乎，美容、长生、快乐，这几个本不相关的领域被魏晋士人奇妙地结合到了一起。

包括仪容评价在内的魏晋人物品藻，是历史上人类对自身的一次比较充分和彻底的认识、分析和反省，也是一次抛开封建桎梏的自由行为。东汉的人物品藻本来已经在与宦官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已经隐含了个性与自由的因素，但因为他们最终没有摆脱社会功利的诱惑，才使这种很有希望的努力半途而废。当然，门阀大族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积累和强盛，也是其中的重要决定因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没有经济、政治上的实力，没有与封建“势统”控驭的彻底决裂，就没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真正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宋扬

（本文原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