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编纂成书，固然与刘宋家族对魏晋风流的喜好和社会各层人士对魏晋风流的追慕有关；然而刘义庆之所以对魏晋士人情有独锺，化大气力与其门客共襄盛举，还有他个人身世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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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刘义庆的血缘关系和王位继承的问题上说起。刘义庆生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仅活了四十二岁。他本来是刘道怜的次子，刘道怜是宋武帝刘裕的中弟，封长沙王。可是因为刘裕的幼弟刘道规没有儿子，便把刘义庆过继给刘道规为嗣子。刘道规少年便有大志，才能也在众位宗室之上，深为刘裕喜爱。刘裕征讨桓玄时就是在刘道规的配合下才击败了桓玄。刘道规也因此被封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后来一直历任要职，不幸于义熙八年（412）病逝。刘裕建立南朝宋后，赠刘道规为大司马，追封临川王。本来宋文帝刘义隆幼年是由刘道规带大的，刘裕已经打算让刘义隆继承刘道规，可是大家都觉得按照礼教的规定，一个人不能同时继承两份家业。于是刘道规便把刘义隆还给刘裕，而将刘义庆定为继承人[i][1]。

在宋文帝刘义隆上台之前，作为皇宗室成员，刘义庆的境遇一直比较顺利。 “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丰城也。’年十三，袭封南郡公，除给事，不拜。义熙十二年，从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并如故。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徵为侍中。元嘉元年，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并如故”[ii][2]。

       然而从文帝刘义隆开始，情况就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刘义庆的微妙变化。本来刘裕选定的继承人是刘义符，是为宋少帝。但刘裕去世时刘义符仅十七岁，所以宋少帝即位后权力实际上是掌握在受命辅佐他的三位大臣徐羡之、傅亮和谢晦手中。因刘义符年轻无知，游狎无度，不问政事，加上北魏边患频繁。三位辅政大臣忧于国事，决定废掉少帝和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上台后的刘义隆并没有因为三位辅政大臣拥立自己而重用他们，反而在元嘉三年（426）以弑君的罪名将他们一个个处死，同年还杀死了吴郡太守徐佩之。不仅如此，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他加紧了对其它大臣包括自己兄弟和宗室的肆虐杀戮和严格控制。在刘义隆的兄弟中，刘义康算是才能过人的一位。他也曾一度与王弘一道辅政，王弘因病推谦，他便大权在握，权倾天下。也正因为他锋芒毕露，才招致刘义隆的猜忌和迫害。元嘉七年杀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十七年杀彭城王刘义康的死党丹阳尹刘湛及其它亲信。刘义康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出任江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刘义庆死去的次年（445），免彭城王义康为庶人，杀范晔等。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刘义康当时废居广州。文帝刘义隆担心刘义康趁机作乱，于二十八年正月赐义康死。这些被杀戮的大臣和宗室多属无辜。以檀道济为例，在宣布他罪行的诏书中，只有“空怀疑贰”，“猜阻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听，彰于遐迩”等空洞不实的诬陷之词，所以檀道济被捕时愤恨地喊道：“坏汝万里长城！”刘义隆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拉开了刘宋王朝骨肉相残和滥杀无辜的序幕。宋文帝以后，孝武、明帝也都猜忌异常，宗室多遭诛杀。所以萧道成临终前告诫其子萧赜说：“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iii][3]据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刘宋六十年中，皇族一百二十九人，有一百二十一人被杀，其中八十人为骨肉自相屠杀；又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刘宋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一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iv][4]。

2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义庆不能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v][5]，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借故离开京城，以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刘义康的被贬，对其他兄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文帝的另一弟衡义王义季鉴于刘义康的灾祸，“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 “为长夜之饮，略无醒日”[vi][6]。这与刘义庆的心态如出一辙。而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旧唐书·音乐志》云：“《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此字有误，疑当作‘京’字）。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叩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vii][7]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刘义庆对刘义康显然有同病相怜、兔死狐悲之感。刘义隆的警觉和责怪更是使他如同惊弓之鸟。正因为如此，本传中才记载他“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值得细细品味的是，《宋书》的作者沈约没有明确说明“世路艰难”的内涵是什么。其中的奥秘可能与写作年代和取材有关。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考证，沈约修《宋书》时，除宋末十几年的事迹之外，都是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宋代所修的旧史[viii][8]，所以一百卷的大书能在一年内完成。周一良先生据此认为，何、山、苏、徐等人修本朝的历史，必然多有顾虑，不敢秉笔直书。“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ix][9]。

至于“不复跨马”，周一良先生认为东晋南朝后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野心的表现。如南齐时王融欲乘齐武帝病笃，拥立竟陵王子良为帝，故“晚节大习骑马”，“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凑之”[x][10]。又如《梁书·南郡王大连传》言梁武帝问大连与兄大临，“汝等习骑不”？对以“臣等未获诏，不敢辄习”。说明皇帝之孙不得诏令犹不敢擅习骑马[xi][11]。这个看法十分精到，然查查史书，可以发现骑马一事在魏晋六朝时期涵义似更为广泛，颇有广义上政治的寓意。如魏应瑒《慜骥赋》：“慜良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飞之神号兮，悲当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渐途兮，陟高岗之峻崖。惧仆夫之严策兮，载悚栗而奔驰。怀殊姿而困逼兮，愿远迹而自舒。思奋行而骧首兮，叩缰緤之纷拿。牵繁辔而增制兮，心慉结而槃纡。涉通逵而方举兮，迫舆仆之我拘。抱精诚而不畅兮，郁神足而不摅。思薛翁于西土兮，望伯氏于东隅。愿浮轩于千里兮，曜华轭乎天衢。瞻前轨而促节兮，顾后乘而踟蹰。展心力于知己兮，甘迈远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时不遘乎良造。制衔辔于常御兮，安获骋于遐道？”[xii][12]这是借良骥受抑，暗喻文人政治上怀才不遇的坎坷和自由驰骋的愿望。沈约《宋书》云：“刘瑀为右卫将军，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为吏部尚书。瑀图侍中不得，与偃同从郊祀。时偃乘在前，瑀策驷居后，相去数十步。瑀蹋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马何迟？’曰：‘骐骥罗于羁绊，所以居后。’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造青云，何至与驽马争路？’”[xiii][13]这里，二人显然是以骑马的先后暗喻政治上的得意失意。又丘悦《三国典略》：“高欢归尔朱荣，刘贵事荣，盛言欢美，荣未之奇也。欢更衣服，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害马，荣命翦之。欢不绊翦，竟不蹄啮。已而起曰：‘凡御恶人亦如此矣。’荣遂坐欢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二，各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且言尔意。’欢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yin乱，四方云扰，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但将讨郑俨、徐纥为辞，举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贺六浑意。’荣大悦曰：‘尔意即我意也。’自是每参军谋。”[xiv][14]高欢在这里又以马暗寓政治上的策略和志向。可见刘义庆本传所说“不复跨马”是泛指广义上政治方面的消沉和冷漠。

       与刘义康和刘义季相比，刘义庆更多地具有文人的气质和修养。刘裕对他的“吾家丰城”之誉，应当包括他的文采和才华。他是刘宋诸位藩王中文采较多的一位。本传说他“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并著录他的《徐州先贤传》十卷和《典叙》；《南史·刘义庆传》除了以上二书外，又收录他的《世说》十卷和《集林》二百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他的《江左名士传》一卷、《宣验记》十三卷、《幽明录》二十卷、《世说》八卷、《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两《唐志》另外著录他的《后汉书》五十八卷、《小说》十卷。除《世说新语》外，其它各书均已亡佚。其中《宣验记》和《幽明录》后人有辑本，《集林》存少数佚文。另《初学记》卷一六、《艺文类聚》卷四四引录他的《箜篌赋》，《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录其《山鸡赋》，《全宋文》卷一一辑录他的《鹤赋》，本传引录他的《荐庾寔等表》和《黄初妻赵罪议》，《全宋诗》卷四辑录他的《乌夜啼》和《游鼍湖诗》等。由于他以文采见长，所以本传说就连刘义隆给他写信的时候，都要“常加意斟酌”。

3

．刘义庆《世说》的编纂时间史籍未见明示，近年来始有人开始注意。刘兆云《〈世说〉探原》认为联系刘义庆的生平估计，当在刘宋元嘉年间。“再早不太可能，因为他不可能在少年时代就有成群的文人为他编书。最迟不超过元嘉二十一年”[xv][15]。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和成书年代》认为《世说》的编纂时间当在元嘉三年之后，元嘉十年之前[xvi][16]。萧艾《〈世说〉探幽》认为“《世说》的著书年代一定是在元嘉十五年前后，即儒、玄、史、文四馆开设之际”，并具体划定在元嘉九年至十六年刘义庆任荆州刺史期内[xvii][17]。这种观点具有参考价值之处是注意到元嘉十五年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后，表面上以“儒学”为首，实际上还是玄风大畅的社会环境对创作《世说新语》的影响。这对于理解刘义庆编纂《世说》的外部环境很有帮助。但此说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在《世说新语》的佚文所记人物中，有卒于元嘉十五年左右者，二是倘若承认《世说》为刘义庆招揽门人集体编纂，那就只能在元嘉十六年他任江州刺史时。台湾学者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则具体指出当在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出任江州刺史时[xviii][18]，当足可避免这两个难题。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又据《世说新语》所收人物卒年下限为元嘉十三至元嘉十八年之间，具体为元嘉十六年四月至元嘉十七年十月他任江州刺史期间，进一步补充了杨勇的观点[xix][19]。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据《宋书》、《南史》本传将《世说新语》成书列在元嘉十八年，应当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以为还可以补充的是，本传记载义庆“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说明他晚年主要用精力于佛事活动。而据《高僧传》记载，从元嘉十七年刘义庆担任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开始，他与僧俗的交往就日益频繁。如卷第七“宋淮南中寺释昙无成”附昙冏言“释昙无成，……乃憩于淮南中寺。……时中寺复有昙冏者，与成同学齐名，为宋临川康王义庆所重”。案《宋书·州郡志》：“淮南郡，文帝八年始割江淮间为镜，治广陵。”刘义庆当时所任南兖州刺史，镇所即在广陵。则昙冏为刘义庆所重，当在他任南兖州刺史之后。卷十三“齐福寺释道儒”记“释道儒……寓居广陵，……遇宋临川王义庆镇南兖，儒以事闻之。王赞成厥志，为启度出家。”此事亦在此时。卷三“宋京师道林寺畺良耶舍”载“时又有天竺沙门……来游宋境。元嘉十八年，受临川康王请，于广陵结居，后终于建业。”卷十二“宋京师南涧寺释道冏”言“宋元嘉二十年，临川康王义庆携往广陵，终于彼矣”等，这些基本上可以排除刘义庆晚年（元嘉十八年以后）编纂《世说》的可能性。因此将《世说》的成书定在元嘉十六年至十七年（439－440）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期间是稳妥合适的。这两年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元嘉十六年刘义庆在担任江州刺史时招揽了许多文人，“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xx][20]。按照《世说》一书成于刘义庆及其门客众手的说法[xxi][21]，这是《世说》编纂的恰当时机；二是元嘉十七年，刘义庆调任南兖州刺史，前来接任他江州刺史职位的正是遭到贬斥，被解除司徒录尚书事要职的刘义康。兄弟二人在江州见面后的悲恸情绪受到文帝刘义隆的责怪。这些都与刘义庆对处境危难并因此寻求在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中得到化解和超脱，因而编纂《世说》一书紧密相关。

  

在明确了《宋书》刘义庆本传所说的“世路艰难”和“不复跨马”的内涵所指和他个人的文人气质修养后，我们就不难找到其间的因果关联。由于他藩王的地位和文人的修养，使得他既不像刘义康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刘义季那样完全沉湎于酒醉之中。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他感到本能的畏惧，这是他“不复跨马”，政治上堕入消沉和冷漠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作为汉代清议活动蜕化的魏晋名士风流，虽然是面临严酷政治环境下化解现实矛盾的一种被动选择，然而却是一种人生的艺术，一种生活的哲理，也是一种解脱的方式。刘义庆文人的修养气质使他与魏晋名士有了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因而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这种个人的境遇和感受与刘宋王朝自上而下对魏晋精神的仰慕潮流不谋而合，这就是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锺，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一书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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