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一千多年后，一位学者以此诗后句意为字。他就是我的恩师，著名学者刘叶秋先生（先生名桐良，字叶秋，以字行）。
今天，我仍以此诗为题，撰文表示对先生的怀念。题目中的“秋”字，有二层意思，一是指先生本人，二是指先生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

形为师生，情同父子
还是先从我和先生的关系说起。
1982年秋，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成为刘叶秋和宁宗一两位先生的研究生，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先生当时为商务印书馆编审、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入学后没几天，正巧赶上先生来南开参加我前届师兄的毕业答辩。初次见面，除了意想中的学者风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慈祥和平和。
京津两地的距离，决定了我们师生间特殊的授业形式。一为面授，一为函授。二者共同的特点，是每次都没有固定的课题，完全采用聊天式的漫谈的方法。有人将此法拟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长廊中与弟子们闲聊中的授业。虽不敢妄附，味道还有些相似。那几年我每个学期大约去北京一、二次，先生每年来南开一或二次。第一次去北京，先生就主动提出：“住家里吧，这样节省时间，谈起话来也方便。”从此，每次去北京，都与先生同吃同住。如果先生去天津，除了上课讲学时间，一般全由我陪同，或在校内散步，或去校外观名胜，逛商场。所有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便都是传道授业的时间。这样授课双方都没有讲课的拘束感，十分轻松自由。
但是，这样的授业方法并非没有计划，更非放任自流。大到治学方法、毕业论文方向题目，小到书信格式、遣词造句，先生无不过问，悉心教诲。刚入学不久，先生对我书信中不合古式的部分一一指出，并告以正确的格式，这就是他后来为《文史知识》所写关于古代书信格式一文的由来。我的所有学习作业和论文，先生都要过目，细加批改。先生批评最多的，是我行文的拖沓，反复告我，可用一句话说明的，不要用二句；可用一字说明的，决不用二字。在一篇文章中，字句尽量不要重复。第一学期期末，先生就为我确定了以志人小说为毕业论文的范围。从此以后，我便有了主攻方向，读书的针对性也就更强。在完成了四万字的毕业论文《志人小说发展史论》后，先生又鼓励我将它扩充为一部学术专著。遗憾的是，当这部30万字的《中国志人小说史》面世时，先生却已仙逝。先生曾向别人介绍我们师生间的关系是：“形为师生，情同父子。”每当念及此语，想到那幕幕景景，日日夜夜，便引痛伤怀，潸然泪下！

甘为他人作渡桥
所有熟悉先生的人，无不为他在学术上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这是先生的重要品格之一，也是他受到广泛爱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先生学识渊博，待人又热情诚恳，所以大家在学问上有什么问题，都愿意请他帮助、指教。无论知名与否，他都一律敬如宾朋，有求必应，应必使人满意，他与大家的友谊也就愈加深重。吴小如先生和其胞弟吴同宾先生的《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一书，修订时请先生审阅，先生不仅细读了全书，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还亲自动笔，改写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小如先生十分感动，在书的后记中特地说明，以示谢意。
先生对青年人的关怀和提携，尤为恳重。对青少年刊物的约稿，先生再忙，也总是拨冗如约。《文史知识》每年都要约他写几篇稿子，他从未推辞。其他如《中国青年报》、《少年文史报》、《中学生》杂志等，先生都不厌其烦地多次写文章。一些外地求学的信件，尽管素昧平生，他也总是亲自过目作复。一次有位外地的大学生写信求教，因不知先生在商务工作，将信寄到南开大学。我因工作忙，没有马上将信转寄北京，后来给先生写信时顺便寄去，还受到先生的责备。有时一些外地来稿（不乏厚重的书稿），先生也总是仔细阅后，认真修改，再自费将稿件寄回。我和先生的一些朋友、学生曾多次劝先生，为集中精力将重点科研项目完成，应适当推辞一些约稿和来访。先生却总是一笑置之。就这样，先生早已计划好的《六朝语辞汇释》、《京华琐话》、《宋代四大类书》等著作，终于未能完成。这对于先生的学术事业来说，是一个永久的遗憾，而他春风化雨、滋润后学的功德，却将永世长存。

好花时节不闲身
先生又是一位自甘寂寞，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因而硕果累累的学者。他把学术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是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他认为自己天资并不出众，只能下笨功夫治学。其实这不仅是谦虚，也是先生的聪明之处。
先生的勤奋，向为学人交口称赞。他早年在天津办报时，曾多次用过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和漫画，后来关系一直很好。丰先生有感于先生的勤奋，50年代曾为先生作画一幅。画面上一位学者凭案远视，窗外春光明媚，莺歌燕舞，题为《好花时节不闲身》。后来这幅画在十年动乱中遗失。70年代，先生向丰先生言及此事，丰先生慨然表示再画一幅。后来这幅将学者的远视，改为伏案疾书，主题更突出了。几十年来，不管是政治迫害，还是生活窘迫；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先生都没有废弃读书治学。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在晚年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那几年先生家住房十分拥挤，无法治学，他只好每周回家一二次，其余时间都在馆内著述。从家到馆里，要乘两线公共汽车。先生早晨6点起床，趁乘车高峰前赶到馆里，简单用过早点，便开始馆里的正常工作。晚上不回家时，便在馆里进行自己的研究项目。几把椅子一对便是床，食堂剩饺子煮成的糊涂粥便是饭。对于一位应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或在优裕的环境中从事著述的古稀老人来说，这一切，理应使他的著述加倍得到别人的敬重。
惊人的毅力，换来惊人的成果。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古代辞书、笔记小说的研究，写出了十余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60年代初，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字典》、《常用字书十讲》、《中国古代的字典》三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字典学专著。此三书在社会上极受欢迎，很快售罄。1978年香港中国语文学社影印《中国古代的字典》和《常用字书十讲》，收入《语文汇编》第十四、十五集中。港台其它书店也曾有影印《中国古代的字典》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周策纵将此书列为研究学习《说文解字》的必读书。80年代初，先生以此三书为基础，综合自己及学术界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撰成《中国字典史略》一书。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外字典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受到学术界的极高重视。
先生在辞典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还要数他在《辞源》修订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修订本《辞源》三位编纂（即主编）中，商务占两位（吴泽炎先生和刘叶秋先生）。有人把两位先生誉为《辞源》的“两轮”或“双桨”，认为缺一不可。而商务的首席代表吴泽炎先生则说：“没有刘先生，不能说《辞源》出不来，但错误要多得多。”使用辞典的人很少理解编辞典之难，尤其是其中的苦衷。16世纪一位法国语言学家写过一首幽默诗来形容编辞典之苦，大意是：“谁若被判做苦工，忧心忡忡愁满容。不须令其抡铁锤，不须令其当矿工。不妨令其编辞典，管教终日诉苦衷。”对于《辞源》这样的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古汉语工具书来说，需要的不仅是这种坐冷板凳的吃苦精神，更需要古代文化的多方面知识，诸如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艺术和人物事件、典章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州郡地理、山川形势、天文星象、草木虫鱼等。先生正是具有这种精神与素养的学者。四册《辞源》1000多万字，光逐字逐句地审阅校样，反复就是四遍，更不要说在审稿过程中对全书所进行的各种修改、润饰和加工。如“采访使”一条，原文仅在“官名”的简单解释下，列举三条书证，内容零散，缺乏条理。先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修改为：
官名。晋石崇曾为交趾采访使。唐开元二十一年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简称采访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略同于汉之刺史。天宝九年，改为但考课官吏，不得干预他政。参阅《通典》三而《职官》十四《总论州佐》、《文献通考》六一《职官》十五《采访处置使》、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八。
这样的改动，不仅使一般读者对“采访使”的建置演变有简明的了解，也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先生自幼喜读文史杂书，尤嗜笔记小说。这与祖母对他的影响有关。少年时祖母曾指着东隔壁的阅微草堂对他说：“如果日后你的读书成就能及纪晓岚十之一二，就不错了。”先生不负庭训，年轻时便曾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的志怪传奇笔法，写成若干文言小说，投与报刊，均获刊载。几十年来，他阅读了大量历代笔记与笔记小说，并分别做了读书提要。这为他在此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他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小说》、《古典小说论丛》两部著作，成为这个领域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60年代，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为《知识丛书》撰写《中国古代的笔记》一书，完稿后因“文革”爆发而未能付印。至1980年，先生将原稿略加修订，易名《历代笔记概述》，作为中华书局《中华史学丛书》之一问世。这是先生的重要著述之一。该书第一次以横向的笔记小说、历史轶闻、考据辩证三个方面和纵向的魏晋至明清1700年的线索，将350余年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笔记梳理缕析，勾勒出中国历代笔记发展的大致脉络。港台及大陆均有署名文章盛赞此书于学术建设之功。著名学者、中华书局副总编程毅中先生在《书品》1988年第四期发表《甘为他人作渡桥——重读〈历代笔记概述〉》一文，指出：“笔记，爱读的人不少，而精读的人不多；专读某一类作品的人比较多，而兼读各类作品的人则很少。刘叶秋同志学识渊博，读书精细，既熟悉小说故事和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又精研考据辩证类的笔记。尤其他长于训诂诠释之学，还著有《中国字典史略》等书。只有像他这样博览群书，旁通杂学的人，才能限写出这样综合性的概述。”该书一版所印2700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今仍有许多学者期盼此书的再版或重印。此外，几十年来先生还写了大量单篇文章谈及笔记与笔记小说。这些文章的精华被收入80年代初先生的《古典小说笔记论丛》一书中，这也是国内外绝无仅有的一部历代笔记与笔记小说论文集。

治学要通
先生历来主张治学要做通人，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我第一次见到先生，他就强调这个问题。嘱我艺术门类众多，但相互间可以启发和补充。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笔法；吴道子由裴昱的剑术，揣出线描的神韵，都印证此理。先生在读书治学之余，雅嗜颇多，诸如书法、篆刻、作诗填词、鉴赏与收藏字画，以及做印泥、粘扇子、拉琴唱戏等，无所不好。他从蠡县吕梅（熙宇）先生认字启蒙，从歙县吴检斋（承仕）先生习语言文字之学，从盐城孙蜀丞（人和）先生学作诗词，从武强孔贺才（培新）先生学作古文曷书法、篆刻，又从怀宁邓叔存（以蛰）先生学习鉴赏文物、书画等美术常识。在大学期间，他又聆听顾随、朱自清、俞平伯诸师的教诲，还向叶圣陶、吴玉如、陈邦怀诸先生执弟子礼。善于从诸师学问中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形成了他渊博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学问功底，使他在其他文史领域也造诣颇深。解放前，他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过若干谈书画鉴赏的文章。数十年来，他又经常挥毫作书，操刀治印。他曾作《自题印草》七绝一首云：
从来笔阵尤军阵，
寸铁纵横百万兵。
一艺自矜还自笑，
雕虫射虎两浮名。
既可视其胸襟，又可见其作诗的功夫。前几年，人们在中央电视台的迎春征联节目中，还目睹了他赏析佳联，裁夺名句的风采；《学林漫录》、《燕都》等刊物中也时常见到他回忆京津文坛掌故，风土人情的文章。他曾受王朝闻先生的聘请，为多卷本《中国美术史》的编纂人员介绍历代典籍与民俗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曾约他写过《笔记与哲学》的论文……
书外功夫给先生带来了伏案倦读后的消遣，带来了养心健身的调适，更带来了治学上触类旁通的契机。一次，先生在审稿时，看到“渭川”一词，头脑中忽然跳出“渭川千亩”一语。原来，先生在观赏郑板桥和其他古代画家笔下的竹子时，常在题跋或题诗中见到以此词形容竹子繁茂。鉴于其他词典未收此条，先生查书证，找释义，在修订本《辞源》中添上了这一条目。
在诸多雅嗜中，先生用力最勤的要数书法。记得先生跟我说过，他年幼时曾酷爱绘画，但因祖母的劝说而放弃。原来，祖母为大家闺秀，颇擅丹青。她看过先生的绘画后，认为他在绘画方面发展前途不大，便让孙子改习书法。从此以后，他对画便只是欣赏，对书法，却是身体力行。他的字，楷中带行，遒劲挺拔，疏朗抒阔，深得行家的青睐。除经常书写大字外，每天晚上他还坚持用蝇头小楷写日记，多年不辍。1988年春，先生早晨乘公共汽车上班时，因汽车急刹车而将右臂摔伤。在养伤期间，先生试以左手写字，竟颇有异趣，曾用左手书《戏作》一绝，诗云：
西园左笔人争宝，
赝作曾由郑板桥。
自笑无端追老辈，
居然今古各风标。
很多行家和友人争先向先生索讨左笔书法，先生便将此绝书写后赠送之。程毅中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先生逝世后，程追步原韵书挽歌一章：
评联说稗编辞典，
甘为他人作渡桥。
两米栖中文百万，
遽存遗稿著风标。

二密栖
对他人，对事业，先生满腔热情，鞠躬尽瘁；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却以俭为荣，苦中求乐。程毅中先生诗中所云“两米栖”，是指先生家中的窄小书房。它颇能说明先生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精神。先生旧居在虎坊桥，隔壁是清代大学者、《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旧居，即他所著《阅微草堂笔记》的阅微草堂（今晋阳饭庄的旧址）。后来家道日衰，解放后迁至珠市口82号东后院。这里只有一明一暗两间房，1983年以后，明的那间让给儿子做新房，老两口挤在暗间里。初到先生家的人见到如此窘状，都表示如非亲睹，真是难以置信。这样的环境无法看书写作，只好在馆里挑灯夜读。办公室没处放床，他每天中午和夜里将几把椅子拼在一起，便是下榻之所。1986年，家人见他年事已高，不忍再让他往来奔波，便自筹材料，请人在院内两屋夹缝中搭了一间面积为2．7平方米的小屋。此屋除了一张与火车卧铺面积相等的小床和一张老式二屉桌，便只剩一条可过一人的窄走道了。对此陋室，先生不但没有怨言，反而幽默地成为“二密栖”，以取二米七的谐音，并自书一幅《舟室铭》自勉，铭曰：
寸土偶空，辟兹舟室。不足回旋，聊堪容膝。可供啸歌，可读经史。虽小何碍，纵大无取。泰山沧海，微尘涓滴。巨细齐观，佛家真谛。天游在心，布衣雄世。
丙寅夏日于檐前间隙筑室如舟，姑设几榻，以资偃息。书铭张壁，以见自得之乐。刘叶秋。
从此以后，先生就在这间二密栖中继续完成它的著述。商务印书馆答应厂桥住宅建好后分他一套，但先生没有等到这一天。一位年逾古稀的著名学者，就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走完他最后的人生与学术道路的！（按：先生逝世两年半后，厂桥的住房终于分下，师母已迁进新居。）
先生的淡泊还表现在各个方面。1985年春，先生赴香港参加英国剑桥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的辞典学讨论会。回来经过深圳海关时，别人都是大包小裹，电器衣物无所不有。可先生却还是出境时随身携带的一个旅行袋。海关小姐见状，竟惊愕不解。别人十分珍重的带洋货入境的机会，他却放弃了。
从我认识先生起，对先生四季服装便形成了固定的印象，夏天有两件短袖衫，春秋一身灰的卡中山装，外出时加一件会风衣，冬季仍为中山装，外出时加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馆里的同事也与我有同感。1983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节目中有春联评奖节目，先生为评委之一。当他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熟悉他的人立刻发现，先生身着一件前所未有的藏蓝哔叽上衣。节后上班，同事们问起这件衣服，先生不免有些尴尬。原来，这件衣服是借用儿子的结婚礼服。于是，同事们劝他：“以后类似的场合不会少，您该置几身‘行头’了。”先生当时答应下来，过后却不兑现。后来，儿媳妇给他做了一件浅灰法兰绒新上衣，先生却感到穿新衣别扭，很少穿上。我打趣地跟先生说：“您没服五石散，怎么不愿穿新衣呢？”（晋人桓冲服散后不穿新衣，见《世说新语》）先生也只是会意一笑。
先生的口腹之欲不似住房和衣着那么单调，但却好而不奢，俭中有趣。“文革”中先生一度失业，经济拮据。全家五口人只靠师母一人工资度日。“文革”后虽然在经济上宽裕起来，但他对粗茶淡饭仍有特殊的感情。窝头、丝糕、小米粥是经常要吃的。有时如有客人所好相投，又不分里外的话，这些粗饭竟成了招待客人的佳肴。
先生对京津两地的各种风味小吃也饶有兴趣，既从口满足口腹之欲，又以之作为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市井风俗的重要途径。先生每次从天津回北京，总要带上一包天津风味小吃，如十八街麻花、杨村糕干、什锦烧饼、起士林糕点等。我每次去北京，也要照样带上一套。京津两地的很多风味小吃店，先生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它的风味特点、新旧变化以及有关掌故。记得第一次去北京谒见先生，先生请我们一行四人去后海烤肉季。席间先生告诉我们，从前的烤肉是客人围着火炉，脚踩长条凳，边烤边吃，自烤自吃，其乐融融。现在由服务员在厨房烤好后盛在盘中端上来，韵味就差多了。先生在《燕都》杂志上发表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文化艺术出版社准备结集为《京华琐话》出版。先生对吃的“讲究”和先生为“二密栖”所写的《舟室铭》一样，都反映了先生淡泊、旷达而又乐观的生活态度，而这其中又闪耀着学者智慧的光芒。
先生去了，他以自己的光明磊落、勤奋好学的一生，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为人坦诚正直；为事业孜孜不倦；对他人热情诚恳；对自己淡泊自守、达观超脱。古代贤哲的外儒内道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先生逝世后，所有和先生有过交往的人无不为之感到真切的悲痛和由衷的惋惜。三年多来，人们在谈到先生时，这种心情仍然有增无减。它说明人们对先生品格的认可和向往，也使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肉体生命的有限和灵魂价值的无限。

（原载《人物》199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