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及其文化价值

宁稼雨

中国神话的文献分类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神话的文献分类。我们这个提法，好像之前很少有人这么提出过。为什么要提出文献分类这么一个概念？因为根据我个人的摸索情况来看，中国神话的文献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区分和变化。我把它分成两大类神话文献。

　　第一大类我称之为原生性文献。大家都知道，神话从本质本体上来看，本来就不是用语言文字记载的，而是古人历代口耳相传的东西。这里我所说的原生性文献，指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当中最早的那一批，它们在以往的口耳相传基础上，最早用文字把这些神话记录下来。我们姑且把它们称之为原生性文献。这些文献从时间上来说，距离神话本体产生的时间相对要近一些。这种文献中《山海经》记载的神话较多，其他还包括《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以及《穆天子传》《尚书》《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其中也有关于神话的记录。另外像《归藏》《古文琐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文献里边也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这些原生性文献属于比较早的记录神话原貌的资料，所记录的神话内容比较零散，如果我们单独阅读这些文献，是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神话故事体系的。所以我们看袁珂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中，采用的是东拼西凑的办法，把一个个的神话故事尽量完整化，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也是这些原生性文献。尽管这些材料比较零散，但是通过它们也能够大致构建出中国神话的基本框架和原始规模。原生性文献是我们以往研究古代神话关注、使用比较多的初始资料。
　　第二部分是再生性文献。再生性文献发端于秦汉，一直延续到明清。根据时间和属性不同，我把再生性文献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秦汉时期的文献，这一时期的文献距离原始神话传说产生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但是它距离先秦那些首批记录神话的原生性文献还是近一些的，因此通过这些秦汉时期再生性文献，我们还是能够大略窥见一些神话的原貌的。它属于原生性文献和后来出现的再生性文献之间的一个过渡。这一类文献包括《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等杂史，以及《论衡》《风俗通义》等子部文献，此外还有大量的汉代兴起的谶纬之书，这些谶纬之书里边也有一些神话材料。以上这些文献，性质不一样，摘引的神话也是各取所需，所以它们所记录的内容，有些能和原生性文献吻合，也有一些是原生性文献没有记载的。因此，这些文献对神话原貌研究仍然具备很重要的补充价值。
　　第二类是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文献。这一时期从年代来说距离神话出现的远古时期更加遥远。这些文献所记录神话的原始属性更加淡化。从内容上说，这一时期的文献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作为文献保存，或多或少摘录了前代的原生性文献或者是秦汉时期的早期再生性文献，例如唐宋时期以及后来出现的大量类书，包括《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第二种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以神话作为题材的各类文学创作。这些文学创作依赖于文学大花园中诗歌、散文、词曲、小说等各种文体的竞相繁荣。我更关心的也是这一部分纯文学形态的神话相关文献，这些文学创作为古代神话的文学移位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

神话研究的角度

　　此前中国神话研究有几个基本的角度和范式，我这里简单列举一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神话。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神话学研究。古史辨派作为一种历史学研究，它的初衷是认为中国古代历史记录中的远古传说时代历史（比如《史记》记录的三皇五帝时期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理由是这些历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来自神话或传说。
　　从宗教学角度研究神话。丁山先生就是对古代神话原始材料特别是原生性文献进行梳理，考察我国原始宗教的起源，完成了《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
　　从民俗学角度研究神话。袁珂先生等众多神话学研究学者，主要是从民俗学、民间文学角度对神话进行研究，通过神话来了解原始时期民俗情况。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神话。叶舒宪教授就是通过对神话原始材料的分析，考察我国古代文化诞生以及形成发展的过程。
　　以上这几个研究角度，我只是简单概括，并不完全，而且每个角度我所列举的对象也不够充分。但是这几个角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目光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的，它们主要是运用原生性文献，通过分析论证，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来复原中华民族早期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的历史文化情况，具体包括民俗是怎么样的、宗教是怎么样的、历史是怎么样的等等。前贤的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
　　也正是在对前贤的研究成果高度评价及认真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他们研究所运用的材料，多集中于原生性材料，而在再生性文献尤其是纯文学形态的神话文献材料方面，关注相对是比较少的。我以为，从文学移位的角度关注中国古代神话，可以成为以往神话历史学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外的一个新视角、新视野。
　　既然我们有众多的文献材料，但是为什么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原生性文献？对于再生性文献特别是纯文学形态文献材料，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通过研究和分析，我以为文学研究中有两种方法可能会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示。
　　这两种方法，一是原型批评，二是主题学研究。
　　关于原型批评，其倡导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古代神话产生的土壤，对于各个民族来说是一样的，这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代先民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把远古时代的历史记录下来。但是一旦产生神话的这个时代土壤随着时间流逝消失了，那么神话原型本身是不会重新被生产出来的。同时弗莱认为，原始时期的神话，就好比是一粒种子，虽然它产生于原始时期，在后续的没有神话土壤的时代是不能发芽的，但是它仍旧可以在文学的土壤中继续再生。在弗莱相关学说的影响下，西方研究者更关注远古神话时代的神话原型是如何被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重新演绎的。
　　关于主题学，这是西方学者研究民间文学的一种范式。主题学认为，民间文学由于是口耳相传的，所以最不容易固定化，它的形态必然是多样化的。这也正是主题学研究的学者们关注民间故事的要点。基于这个观点，主题学提出一个理念，认为民间故事在流传过程当中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就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制约乃至决定它的历史及文化要素。因此，主题学要做的工作就包括以下内容：先把世界范围内的民间故事做一个全面的索引分类，这里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AT分类法”，A是阿尔奈，T是汤普森，这两人所创立的AT分类法是迄今为止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内大家共同使用的基本方法。在做索引的基础上，他们还做了一些民间文学的个案研究。通过个案的故事，把故事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所能覆盖的所有材料尽可能收集齐全，然后再去分析探求民间故事发生的各种时间和空间变化背后的成因。
　　而通过原型批评和主题学研究两者结合的思考，我产生了对我国古代神话进行新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我以为，对原型批评的借鉴，能够帮我们把对古代神话的关注目光，从过去的往前溯源，转为往后探流。那么又该如何往后探流呢？我们可以借鉴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把一个又一个古代神话原型，当做一个又一个民间故事，尽力搜集齐全其相关的所有时间和空间材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的文化分析。

对女娲补天神话文学移位的考察


　　接下来我以对女娲补天神话文学移位情况的考察，来介绍一下目前对我国的纯文学神话文献研究的基本情况。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我们搜集挖掘的文献是以书面材料为主的。
　　存世的女娲神话原生性文献其实比较有限，它所涉及的主题对大家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是女娲造人，另一个是女娲补天。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那就是在一些原生性文献中也提到的，神话中的女娲似乎还充任过女皇一类的角色。
　　以此为基础，我就把女娲的神话原型按照以上三点走向，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最终将古代的女娲神话确定为三个主题，包括造人的主题、补天的主题，以及女皇的主题。确定这三个主题之后，我再去查阅后世特别是历史上文学独立后、纯文学文本出现后的相关文献。经过梳理，除了一些特例情况外，我们确认大部分女娲神话相关的文学文献都可以被归拢到这三个主题中。在这个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再对女娲神话故事的文学移位进行阐释分析，从文献的角度出发，通过查阅每一种主题之下的历代再生性文献以及纯文学形态材料，来分析其演绎中都使用了什么样的文学语言和方式。在这个阐释当中，第一步是要发现形态的异同，第二步就是探求分析，历代文学作品围绕这三种主题展开的文学书写出现各种差异，其背后原因是什么。例如女娲神话中的女皇主题。这一主题表现得最热闹的时间段，是在原生性文献当中，而在秦汉之后，这个主题就越来越淡漠。这个现象是符合封建时代历史情况的——在秦汉之后的古代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走向大致来说是逐渐降低的。在这样的封建历史背景之下诞生的历代文学作品，是不太可能大量出现歌颂女娲女皇这一主题的。
　　关于研究的基本范式，值得注意的有两个要点。第一是我刚才提到的，时代文化特征对神话文学移位的影响和约束。第二是各种文学体裁在历史上的变化。中国在先秦时期繁荣的不是叙事性文学，主要是抒情性文学。中国的叙事性文学体裁繁荣兴盛是在唐代以后。文学的演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神话文学移位的表现能力。所以在六朝之前，我们在文献中几乎看不到叙事文学对神话故事的展演和再生。而一旦叙事文学文体出现之后，特别是自唐宋开始，小说戏曲逐渐繁荣，再到明清时期章回小说、戏曲大量出现之后，这些新的文学体裁形式，给神话的文学移位提供了巨大的生命力。
　　这里我们继续以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作为案例，简单介绍其发展的历史过程。

　　目前来看，女娲补天神话的原始出处是《淮南子·览冥训》，但是通过考察《淮南子》中的相关记录，我们判断这并不是女娲神话的原生性文献，它应该属于早期的秦汉时期再生性文献。尽管这个记载从时间上来说距离往古之时较远，但是《淮南子》关于女娲补天神话的相关记录，已经大致勾勒出女娲补天神话的主体部分，具体包括女娲补天的起因、补天的方法以及过程，还有补天之后的效果、功绩等。后世对女娲补天神话进行文学演绎时所依据的，主要就是《淮南子》中的相关记录。
　　从历史上看，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化大致开始于魏晋南北朝，张华的《博物志》中就有相关内容。从纯文学的形式来看，江淹的《遂古篇》属于比较早的用赋体描述女娲补天故事的文学作品。与《博物志》相比，《遂古篇》文学化的力度更大一些，可谓六朝时期女娲补天神话题材开始进入文学的一个代表。
　　到唐代，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化趋势更加鲜明了。比如张九龄的《九度仙楼》以及卢仝的《与马异结交诗》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的立意，提到了女娲补天神话。梁启超就认为，在中国浪漫诗的演进过程中，神话题材的介入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人们借助神话中人物形象以及故事题材，得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最终成功把诗歌的浪漫化发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此之后，女娲补天神话的叙事文学的描写就更多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期，在当时繁盛的章回小说、杂剧、传奇等叙事文学主要形式中，女娲补天神话题材被使用的频率非常之高。有的就把女娲补天作为超人力量的象征，这种意向在诸如《玉梨魂》《湘烟小录》等作品中得到了运用；有的把女娲补天作为时代的一个丰功伟绩，在《英雄成败》《平山冷燕》等小说中使用；还有的用女娲补天来诠释小说故事中的某些器物道具，以增强故事的说服力和神秘感，诸如《西游记》《后西游记》《豆棚闲话》等；另外还有作者在作品中对与女娲补天神话相关的器物道具描绘时，把这种器物描绘和故事情节的演绎推进融合在一起。例如，《薛刚反唐》第一回写到徐美祖在寺庙神像前朦胧中被一青衣童子引到神秘宫殿，被上座娘娘授以天书，令其与薛刚一同辅佐庐陵王中兴天下。徐拜辞出来见殿前匾额上题“补天宫”三字，旋即被童子推入人间，见庙中神像即授书娘娘，上面匾额则是“女娲祠”三字。原来他是被女娲神在补天宫授以天书。这个情节为小说后续情节中徐美祖与薛刚的合作提供了铺垫。同书同回又记载，唐王接到专能破火轮如意牌的女娲镜。据陶仁介绍，“此镜乃上古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炉中结成此镜，故名女娲镜”，从而为小说后续故事中破火轮如意牌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女娲补天神话在小说戏曲中文学移位的一种极致表现，体现在叙事文学作品的题材选择、整体构思和结构线索上。下面再举几例，可以说整个作品都是以女娲补天神话原型作为母题的。比如明代的《补天记》传奇，清代范希哲的《补天记》传奇，还有一部汪楫的《补天石》传奇，故事题材原型都是女娲补天神话，而在小说中用女娲补天故事作为构思框架的作品，包括《红楼梦》《女娲石》以及《镜花缘》等。这些作品把女娲补天神话故事作为结构庞大作品的构思框架之依据，这是后世的神话文学移位过程中最明确、最核心、文学化程度最高的表现。

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的文化价值

　　中国历史上的神话文学移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跨越了汉代，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并延绵到晚清，前后长达2000多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也发生了众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影响并制约着文学移位的过程。同时这也让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神话文学移位成果，成为展示古代中国各个时期历史文化价值及取向的重要窗口之一。
　　我们能够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神话文学移位材料，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状况。关于历史上的神话文学移位价值，我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神话文学移位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了承续民族精神方面。比如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这些神话充满中国先民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与豪迈之气，其经典内容通过后代不断地文学再创造，在漫长的岁月中深入人心，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故事载体。

   其次，神话的文学移位也曾被历史上的各种文化母体作为展示宣扬其自身内容的途径。比如说汉代的谶纬之书中有不少是依靠神话材料来宣扬其思想的，历史上的佛教道教等宗教在传播其思想的时候，也往往借用这些神话材料，以诗歌小说等形式去传播以影响大众。例如汉代学者编造了大量有关“圣王大禹”的神异故事，目的是从谶纬学说角度出发，通过烘托“圣王大禹”的形象，最终实现为当时的皇权统治张目之目的。而至魏晋南北朝以后，大禹在文学作品中又逐渐被道教尊为“紫庭真人”，其目的则是借用大禹传说为道教的传播提供助力。
　　再次，神话的文学创造把神话原型中我国先民所寄予的理想，以文学的手法加以放大和升华，使其成为后世历代各种价值追求的一种表现。例如嫦娥神话被后世文学家逐渐演绎成人类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形象符号，而精卫神话的文学故事版本则成为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形象代表等。历史上很多神话故事都是在经过后世历代文学创作的不断渲染后，成为一种意象乃至一种符号，以至于后世的我们只要提到这些意象符号，立即就能够想到它们的所指，这也可以视为历史上神话文学移位之后带来的功绩之一。
　　以上列举的是神话文学移位的积极价值。在漫长的岁月里，神话在文学移位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后世的我们注意和明辨。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这些故事承载的内容本来是很正面很有价值的，但是在后代的文学演绎当中，这些神话故事也曾经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取向互相对峙的情况，即在面对同一个神话原型的后世文学演绎中，有的人去赞美这些神话，而有的人则出于某些历史或者社会的具体原因去批评这些神话。从唐代开始，就出现过一些诗人和文学家，他们把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神话作为自不量力的典型故事引入自己的作品中。而在宋代以来的儿童启蒙教材中，对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态度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著名的《三字经》就是肯定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的：“愚公志，精卫情。锲不舍，持以恒。”而另外一种影响很大的儿童启蒙教材《幼学琼林》则对精卫填海等故事持批评态度：“以蠡测海，喻人之见小；精卫衔石，比人之徒劳。”这种情况，也反映出神话文学移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古代不同时期社会制度以及文化氛围的影响和限制，最终导致古人面对同一神话故事原型可能出现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些情况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其时代的各种限制因素，予以清晰辨识。

（本文根据本人3月25日在闽南师范大学所作“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学术讲座录音整理，发表于4月22日《光明日报》第10版《光明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