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学院派知识分子”，都不是一个清一色具有重“创造”，轻“筛选”（或曰重“科研”，轻“教学”，我简称为重“研”轻“教”）倾向的整体。也就是说，不是大学里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倾向。如果我们把“大学教师”和“学院派知识分子”简称为“知识精英”的话，那么事实上，具有这种倾向的只是知识精英中的一部分人。我以为目前知识精英阶层大约可分为四类。每一种类型对于“研”和“教”的态度都有所不同。
第一类是知识精英中的从政者。
这里尤其指那些仍然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从政知识分子。这些人凭着早年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的积累，步入各种权力机构。政务的繁忙和功成名就的地位，使得他们无论对科研还是教学都失去了那种关系切身利益的动力性和紧迫感。在他们手中，掌握众多的学术资源。无论是各种科研立项的来源，还是论著发表的渠道，抑或是发表后各种奖项的进帐，都是唾手可得，手到擒来。凭着这些有利的资源，他们大可不必像早年那样青灯摊书，吃苦受累了。找些合作者（抑或是学生弟子）为自己挂帅的科研项目打工，自己在前面署上名字，大概也不是个别现象。当然，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人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不忘自己的学人本色，继续耕耘，不乏新的建树。但平心而论，这种人只是凤毛麟角。至于教学，他们的政务的工作量已经绰绰有余，无须再亲临讲坛，授业布道了。似乎没有理由来责备或要求他们必须拿出创新含量很高的成果，但从政知识精英本人的业务业绩无论是对于对科研，还是对于教学，从整体上来说是消极的，这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类是知识精英中的滥竽充数者。
大学中有这么一批人，好似看破红尘，于科研教学之事也是全然不够上心。他们不大写文章，也不大钻研教学。他们或者每日观察股票行情，或者每日去校外公司兼职。他们自知仕途无望，搞科研和教学又舍不得下本钱，所以对晋升之事也就看得淡了。大学给了他们很好的社会地位和充足的时间，他们可以在应付有限的教学科研工作量的同时，去发展第二甚至第三职业。说他们是误人子弟也许有些言重，但学生或家长显然不会容忍这种人在大学的存在。按说这也是一群聪明人，他们以牺牲教学科研职业道德的代价，换来了自己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
第三类是知识精英中的超然者。
他们不为躁动的社会环境和高校现状所动，对仕途没有兴趣，对那些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改变的所谓“成果”也不热衷。他们甘于寂寞，在锲而不舍的砥砺中去追求一种对人类文明和文化事业承担责任的永恒的历史价值。他们为此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没有迎合现实需要的所谓“项目”，东西写出来没人给发表和出版，也没有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荣耀和光环，衣食和收入也远远不及前面两类。他们没有随波逐流，没有重视那些以数充质的所谓“科研”，也谈不上轻视教学的问题。这大约也是一种放弃，是以对眼前虚荣利益的放弃换来对历史价值的追求。他们或许不是眼前领导人物的宠儿，但真正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知识创新的制造作出贡献的应该是这些人。
第四类是知识精英中的安分守己者。
他们没有从政的幸运，不屑滥竽充数，也没有做超然者的勇气，剩下来的，也就只有以自己的努力，在实干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了。为了那份大学教师的身份和尊严，他们对于现行高校教师的评价机制的各种条件都能烂熟于心。哪些刊物是核心刊物，什么样的出版社书号价格几何，均能脱口而出。相比之下，这些人是高校教师中最为驯服和最为听话的人，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些念书好，听老师话的乖学生；工作后又是努力想把工作做好，听党的话，听校长话的好教员。这类人是高校教师的绝大多数，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我党长期教育造就的成功产物。
对知识的有效性不断降低等问题，应该认真考虑和慎重行事
如果以上分类大致上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情况就很清楚了，造成重“创造”，轻“筛选”，重“科研”，轻“教学”这一不良倾向的成员，主要是高校中那些最为驯服的广大良民。那么接下来的，便是如何评价和认识这一现象和这个群体的问题了。诚然，论者所云知识的价值即有效性不断降低，知识生产的虚假繁荣等问题，固然这些安分守己者难脱干系。但这个结果应该要谁来承担责任，却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和慎重行事的问题。真正应该承担知识的价值和有效性降低的责任的，不应该仅仅是这些驯服良民，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评价机制等。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精英总算摆脱了政治的干扰，能够安心钻研业务。学术事业也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机制和人员过剩的原因，有关部门不得不制定各种方针策略，鼓励竞争，以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应该说这个初衷本来是不错的。那些安分守己者又是非常听话去做。但中国的事情有很多是属于“功夫在诗外”的情况。比如说，知识精英中的从政者和安分守己者之间就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一边是以手中大量的学术资源为资本，可以不费力气地拿到项目，在成果上署名，还能百发百中地获奖。另一边却是安分守己者因为没有其他捷径，只能靠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来辛勤耕耘，到头来却还要被戴上一顶炮制“泡沫”和“垃圾”的帽子。其结果，比当年因为听话而大鸣大放，从而糊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境遇，岂不如出一辙？即便在文革时代，我们党还再三强调要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在今天的环境下，如果把重研轻教，学术泡沫泛滥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实有不妥之处。

（此文原载《社会科学报》200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