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重大突破

——评张国风先生新著《太平广记版本考述》

宁稼雨

摘要：本文从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新版本材料的发现和利用、考证分析的深入细致等三个方面对张国风先生新著《太平广记版本考述》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认为该书收集了国内外所有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梳理了目前所见的《太平广记》的重要版本，分析了《广记》成书的背景、通行本存在的诸多问题、《广记》版本演变过程、总结了引书的复杂情况、整理了《广记》中的篇目问题、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佚文和异文，成为《太平广记》版本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重大突破。

关键词：古代小说版本《太平广记》突破

版本研究是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方面，它既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基础工程，同时本身也是古代典籍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近年来古代小说的版本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张国风先生的新著《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以下简称《考述》），还是把古代小说版本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者前后历时12年，收集了国内外所有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梳理了目前所见的《太平广记》的重要版本，分析了《广记》成书的背景、通行本存在的诸多问题、《广记》版本演变过程、总结了引书的复杂情况、整理了《广记》中的篇目问题、收集了相当数量的佚文和异文，成为《太平广记》版本研究的集大成者。

一、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按照我的理解，古代小说版本的研究大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体作品的版本校勘整理，二是有关版本问题的专门论著。在关于小说版本问题的专门论著中，又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专题性论文，二是具体专书的版本研究著作，三是包括众多小说版本综合研究著作。在有关具体专书的版本研究著作中，以四大名著较为引人瞩目，其中尤以《红楼梦》甚为火爆。相比之下，《太平广记》虽然与小说关系甚密，但由于它是一部小说类书，所以很难像《红楼梦》那样，引起专业学者以外的关注。据我所知，在国风教授大著之前，有关《太平广记》文献方面研究的论著不多。建国前邓嗣禹先生曾为燕京引得处编纂的《太平广记引得》写过序言（1933），陆曼炎《中国七大典籍考》（1938）、郭伯恭《宋四大书考》（1940）中也包括《太平广记》。建国后有关《太平广记》的著作好像只有程毅中先生为春风文艺出版社《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所写的《太平广记》（1999）。这些著作虽为《太平广记》专书，但却都不是有关该书版本的专书。

是《太平广记》的版本没有研究价值？显然不是。我个人以为，就小说版本研究的学术价值而言，《太平广记》的版本研究超过了任何一部具体作品。理由很简单，《太平广记》虽然也是一部书，但这部书所涵盖的是宋代之前中国所有小说的基本全貌。对它的版本研究，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本书的版本研究，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国早期小说的整体面貌的文献原貌把握问题。具体来说，因为书中既包括众多的单篇传奇作品，也收有大量的小说集中的散篇故事。对《太平广记》的具体深入研究，必然会涉及到书中包括的四百多种小说作品的版本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有理由对张国风先生《考述》一书表示深深的敬佩和极高的赞扬。这足以说明作者宏阔的眼光和宏大的学术气魄。

该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把版本问题的学术研究与版本整理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以往的专书版本研究往往集中在对一部书的校勘上，校勘完成后该书的前言就是一篇版本研究论文。由于校勘记有其特定的体例，所以有些问题不便展开。而采用著作的方式则免除了这方面的局限，可以把问题谈深谈透。而且，校勘记以条为单位，各自独立，难免有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考述》采用著作的方式，可以把许多散见的校勘问题集中在一起分析讨论，有的甚至用表格来显示，从而使本来分散孤立的校勘现象集中展示，一目了然。除书后“资料附录”外，书中各章节后总共有十六个“附录”文件，堪称这种新体例、新创举的突出表现。这些文件对于人们全面了解《广记》版本校勘中的有关问题有着森林和树木同时见到的重要价值。

二、新版本材料的发现和利用

作为《考述》一书学术亮点的重要表现，是新版本材料的发现和使用。正因为这些材料的发现和使用，使得该书在《太平广记》的版本认识方面超出前人一大步，并为《太平广记》及唐人小说的校勘整理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目前学界通行的版本为汪绍楹先生校勘整理的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年人民文学版，1961年中华书局据以重印）。该本以谈恺刻本为底本，用明代沈氏野竹斋抄本校勘，并参酌了明代许自昌刻本和清黄晟刻本。此本虽然校勘精良，并自出版以来即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权威版本。但因为过于拘泥于谈刻本，对其他版本的有价值之处吸收较少，并出现一些遗漏。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汪校通行本的基础上对《广记》进行校补已经成为学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声（参见程毅中《太平广记》）。

《考述》的重要学术价值就在于不仅广泛采用已知汪校本未能充分利用的重要版本，如清陈鳣校宋本、明野竹斋抄本等，而且还从海外广为搜寻，从海外找到若干前所未知的重要版本，如台湾大学所藏清孙潜校宋本、韩国各地所藏《<太平广记>详节》、《太平通载》诸本。这些资料的共同价值，就是间接地包含多处谈恺刻本遗留并悬而未决的宋本原貌。利用这些材料，《考述》作者解决了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

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广记》版本问题中的一些重要悬案——卷一四一和卷一五0的残缺问题。今人所见《太平广记》各本的卷一四一并非宋本原貌。谈刻本系将卷一四二卷分为两部分，变成一四一、一四二卷。以前因为缺乏材料，所以无法确定其原貌究竟如何。《考述》作者充分利用各种版本中与宋本相关的材料，得知陈鳣和孙潜所依据的宋抄本已经没有卷一四一，说明该卷可能在北宋或南渡之际已经遗失。尤其是陈鳣校宋本所保留的宋本总目录为判断后来刻本如何以移花接木方式组合成卷一四一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根据。

二是发现了许多以前通行本未收的宋本佚文和异文。《考述》作者在参考台湾学者严一萍《太平广记校勘记》和卢锦堂《太平广记引书考》的基础上，考查出谈刻本及通行本没有收入的数十条佚文异文，并鉴定出这些佚文异文相互之间的异同情况，为了解认识《太平广记》原书的真实情况并进一步进行正确的校勘工作，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根据。

三、考证分析的细致深入

只有珍本秘笈，还不是学术研究，尤其是版本考证的全部。珍贵文献材料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它在整个学术研究链条中的重要关联作用的证明。这就需要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对相关对象的学术背景有相当的了解，进而准确地判断和分析出珍贵文献材料的价值所在，并借以深入揭示出某种学术问题的真实面貌和内在关联。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在所谓旧材料中发现新价值，并与新材料相互参证，解决新问题。这些也正是《考述》一书的重要特色。

作者很善于娴熟地将新旧材料相互比较，找出新的问题线索，或纠正成说，或将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比如清代黄晟的槐荫草堂本和《四库全书》本，都是常见并为学者所熟悉的本子，但以前没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四库提要》宣称四库本系据谈刻本，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如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就沿袭馆臣旧说）。但《考述》的作者不囿成说，经过仔细的比对和考证，认为四库本的缮录底本就是黄晟刻于乾隆二十年（1755）的槐荫草堂本。理由有二，一是槐荫草堂本中有别于他本的异文，几乎全为四库本所照搬；二是在诸本版本歧异现象比较集中的七卷（二六一、二六二、二六三、二六四、二六五、二六九、二七0）文字中，唯有槐荫草堂本和四库本两者的文字最为接近。尽管这些还未必可成定论，但作者这种对成说的大胆怀疑精神和细致而深入的考证工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至少给人们继续深入探讨四库本的缮录底本问题提供了思路上和方法上极有价值的启示。不仅如此，作者还谨慎地将自己研究的四库本严格地限制在文渊阁本之中，从而排除了四库本之间由于缮录歧异造成的版本差异。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细致的考证功夫是值得学界赞扬并倡导的。

总之，经过《考述》一书的辛勤爬梳，《太平广记》一书的版本问题已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大截，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是《广记》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重大收获。相信在该书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下，《广记》和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三期）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the Research on the Editions of Ancient Stories

—— A Review on the book <A Study on the Editions of Taiping Guang Ji> by Mr. Zhang Guo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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