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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 《古镜记》臆说
发布时间:2021/3/22  阅读次数:79  字体大小: 【】 【】【


《古镜记》臆说


宁稼雨

王度《古镜记》是唐初传奇的代表作品之一,但多年以来,人们对它的研究往往仅限于作者的争鸣和成书年代的考订上,很少谈及它的思想蕴含和艺术特点。我们认为,初唐传奇是沟通六朝志怪、志人小说与唐中后期传奇小说的桥梁。认真研究和探讨这部分传奇的思想和艺术底蕴,弄清它们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是古小说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为引玉之砖。
一、作品中的灵怪谓何指?
这篇作品以宝镜为中心线索,将十几个宝镜除灵怪、灭灾异的故事串连在起。故事中的人物,多是确有其人的,如作者王度,其弟王勣等。而故事中经常出现的灵异妖怪,如化成婢女的千年老狸,化为老者山公和毛生的老龟和长狼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作品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灵怪是否有所指?如果有,指的是什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各家文学史、小说史皆以为此篇不过六朝志怪余风,所不同者仅在于它能将若干故事连缀而已,诫然,六朝志怪书中的灵怪,未必皆有所指,但是,将十几个志异故事连级起来的本身,就已经说明唐人与六朝人不同处在于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语)既然有意为小说,那末“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语)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如鲁迅所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纤牢鬈,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人传奇中多有政治寓意,由此推断,《古镜记》中灵怪有所指,至少是可能的。
但是,究竟是否有所指和指的是什么,还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作者如果仅限于对古镜降伏灵怪的叙述,仅仅是“传息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那就跟六朝志怪相同,我们也没有理由进行这种猜测。可是作者为了让人看懂他的意图,在讲述灵异被灭故事的同时,经常对当时政治形势发出哀叹,这就不能不使人把他讲的灵异故事与他所交代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考察他的用意。作者把故事的起迄时间,准确明白地标明为大业七年五月至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这段时间,隋场帝滥用徭役,大兴土木,自己又荒淫无度,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同时,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大业七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隋书·炀帝纪》上)天灾人祸给北方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各地人民揭竿而起,一个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隋末农民起义人和路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对此,作者王度深为不满,把农民起义看作是“字宙丧乱”,“天下向乱,盗败充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孤立地谈论隋末政治局势,而是和消灭灵怪交织进行的,这就使人感到出于对隋末农民起义的仇视,作者一直要剪除的妖乱灵异,实际上指的是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二、古镜又谓何指?
如果说作品中的灵怪是指隋末农民起义的话,那么降伏灵怪的宝镜则显然是指以隋炀帝为代表的隋王朝,这一点在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作者把故事的起这时间安排在大业七年至十三年这一隋末动乱的年代,说明他对这段历史是极为关心的。对于隋末农民起义,作者十分仇视,并丧心病狂地希望象宝镜消灭灵怪那样,把他所认为的“盗贼”加以剪除,把这种“丧乱”加以平治,于是,他一会儿让宝镜照出千年老理,一会儿又让宝镜击毙蛇精。王勣带上宝镜出游后,更是逢山化险,履水如夷,消灾灭异,无不灵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他心头之恨:也似乎有了这个宝镜,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可是正在宝镜无往不胜,作者以宝镜灭怪——以隋王朝消灭各路农民起义的理想要实现时,故事的情节发展却戛然而止,马上让宝镜消声匿迹了,如果离开作品的政治含义弧立来看宝镜突然消失的话,是十分令人费解的。如果结合作者的政治含义理解,答案则比较筒单而合乎情理了,原来作者正在得意宝镜的神灵时,他突然从理的世界中猛然而回到现实,意识到宝镜固然可以在幻想中听凭自己的驱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现实中的农民起义,却并不象灵怪那样容易被宝镜降伏,而且隋炀帝也远没有宝镜的神通。相反,杨坚对隋末农民起义只能是束手无策,他看到自己的统治风雨飘摇,只好以游为名,于大业十二年南下江都,南迁后,杨坚“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若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这些使作者感到失望痛苦,因为这意味着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所以,他只好在自己的幻想高潮中草草收场,让宝镜离去,并颇具匠心地把宝镜亡去的时间,定在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而据《长术辑要》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这一天正是隋场帝决定迁都的日子,这就不难理解,作者让宝镜这一天离去,正是象征着隋王朝的覆灭。作者无限感慨地说:“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至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王室如毁”和“宝镜复去”连在一起哀叹,不是作者偶然所为,面是他把宝镜象征隋王朝的明白写照。
三、作者何以采用象征手法?
王度把古镜象征隋王朝,把灵怪象征隋末农民起义。以古镜灭怪来曲折表现白己的政治理想。人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不明白地表述自已的政治观点,而要采用这种象征的手法呢?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看,其一,作者之所以用这种手法是因为他已由隋入唐。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庚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据《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七引)可见此书写成于唐初,在强大的唐帝国面前,王度如果公开流露对隋王朝的怀念,即使不遭杀身之祸.至少也要为人所不齿。于是他只能用这种隐晦的方法来曲折表达自己的悲凉,至于他与隋王朝感情至深的原因,书中作者自叙云他曾在隋朝任过御史、著作郎、芮城令,河北道持节等官职,并在任御史时兼著作郎,奉诏撰《隋书》,因故未竞。在一篇虚构的小说中念念不忘地把以往自己任过的职事重新数落一遍,说明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自豪。第二,作家的创作,有自由选择创作方法的权利,但却不能不受到文学形式自身发展的阶段约缚。中国叙事文学到唐前仅仅是雏形和准备时期。六朝时期志怪的写法是浪漫的,志人则主要是写实的,如果完全用志人的写作方法,这篇小说就无法写作。因为志人小说中的故事,多是生活琐事的真实记录。王度要表现的是理想,而这种理想生活中又是没有原型的。如果虚构地写人,只能象俞万春的《荡寇志》那样,具体地写出农民起义遭到镇压的经过,然面唐初时小说技巧还没发展到这一步,那末,作者就只能采用志怪小说中浪漫的手法,在幻想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四,作者思想的矛盾与局限。
如果我们把这篇作品理解为一部政治小说的话,就会发现作者王度思想的深刻矛盾和严重局限。
对于隋末人民群众的深重灾难,作者是表示同情的,大业九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账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疠疫尤甚。”作家的目光,扫遍了山西、陕西各地,落到了灾难深重的民身上。这表现了作者“穷年忧黎元”的民本思想,同时也透露了作者欲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当人民群众疾病流行时,他“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在作者看来,宝镜应有两个用途,一是用来消除怪异,也就是镇压农民起义;二是可以拯救百姓。这也是他对封建王朝所寄予的希望。不过在拯救百姓这一点上,作者是有保留的。他借镜精之口说:“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这就是说,百姓的苦难乃是天意,拯救他们则是人工所为,是反对天命的行为,从而对自己拯救百姓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自我否定,反映了作者在天命思想指导下对人民有保留的同情。另外,作者把治乱安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覆亡的封建帝王及其王朝上,说明作者封建正统思想的严重局限,而他对农起义的极端仇视态度,显然又是十分反动的。
文学虽不完全从属于政治,它也不应该简单成为政治口号的传声简,但它与政治相互渗透和影响,却是文学史上无可否认的事实。明人胡应麟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鲁迅也认为唐传奇“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王度《古镜记》曲折反映作者政治理想破灭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它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肇始。
五,《古镜记》在艺术上的成就
《古镜记》的“有意为小说”,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寄托,主要还表现在艺术形式的突破了六朝笔记小说的各种束缚,刻意追求新的表现形式上。
第一,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作者随手记下,各自独立的故事,它们之间在时间上和逻辑因果关系上都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散漫的体制。王度在这一点上的贡献在于,作品以古镜为中心线索,把十几个古镜去灾灭邪的故事连缀在一起,成为一个大故事,为表现个共同主题思想服务。这样就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表现方法,开拓了唐代小说重在渲染故事情节的新风气。因为它增大了小说的容量,加强了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表现力。
第二,象征手法的使用,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尽管有很多浪漫色彩的志怪故事,但它们本身却都没有什么寓意,更没有什么象征意义。而《古镜记》则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把理想、幻想,现实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古镜暗指隋炀帝为代表的隋王朝,以灵怪代表隋末各路农民起义;以宝镜的得失,象征隋王朝的兴衰,进而表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象征的手法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蕴含的钥匙。
第三,词采华丽,是这篇小说与六朝小说的又一区别,也是它体现唐传奇特点的贡献之一。王度吸取了辞赋和骈文中洋洋酒酒,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并结合六朝小说叙事简略的特点,行文既有文彩又不失之繁缛。如写王勣回述持镜过江南时说:
游江南,将度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撮山曲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迥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鼋鼍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海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
这段文字,可以跟郦道元的《水经注》相媲美。胡应麟谈到唐人小说的语言时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清人李慈铭说:“唐人小说,藻采斐然。”(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这些概括,在上面引文中,已可见端睨。
可以看出,《古镜记》的思想倾向总的说来比铰保守和落后,但它的艺术表现方法,在从六朝小说向唐中期以后传奇的过渡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本文原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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