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摭遗


弁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陆续为若干种古代小说工具书撰写词条约几十万字，为我后来撰写《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些词条撰写时大多用纸本手写，原稿交出版社而手里没有底稿。好在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措施，把出版物中的文字复制下来变为文档已经不是多大的难事。所以希望能把这些文字重新采撷下来，保存起来，公之同好。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一、《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一卷）
主编：侯忠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本书共编写十四条。这项任务原本为侯忠义先生邀请硕士导师之一宁宗一先生撰写，因宁宗一先生当时身体状况不允许，嘱我执笔，他来审读，署名为我们两人。


1.【古镜记】
传奇小说。作者王度，隋末唐初人。据顾况《戴氏广异记》序,知此书成于唐初。近年又有书成于隋代的说法,无确证。本书有《合刻三志》《说郛》《五朝小说》、《龙威秘书》《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诸本。
书中记载作者王度从汾阴侯生处得一宝镜。从大业七年五月起,作者宦游各地,先用此镜除去化为婢女的千年老狸。大业八年,宝镜竟与日月同辉,继而在与薛侠铜剑比光中取胜。接着作者又用宝镜除掉了危害人民的蛇精,并以宝镜解救了若干受到疾疫的灾民。大业十年,作者的弟弟王勣借宝镜出游,除去各种精怪,任凭山高水险,无不化险为夷。后来因庐山处士苏宾的劝说,王勣回到故乡,交还宝镜。宝镜于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亡去。
这是一篇政治寓意较强的小说。作者以宝镜的得失,暗指隋王朝的兴衰,借以表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故事开始的大业七年,正是隋炀帝杨广对内滥用徭役,荒淫无度,对外则发动对高丽的侵略战争,国内灾祸横行，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处在这样一个年代，作者的思想极为复杂。对于人民的疾苦,作者表示同情,有救民于水火的愿望。大业九年,“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作者拯救百姓的法宝就是宝镜。当百姓灾疫横行时,他曾让手下人张龙驹持宝镜“遍巡百姓”,以去疾疫。可是另一方面,作者对人民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借宝镜精之口说:“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这个宝镜,实际上是以隋炀帝为代表的隋王朝的化身。而宝镜不断消除的灵怪等,則是暗指隋末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战争。作者在故事中不止一次地发出哀叹,“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今宇宙丧乱”等等这些丧乱的年代,作者毫不隐晦地标明为大业九年、十年等,同时,又把这种对局势的议论和宝镜消除灾异交织进行,表现了作者的政治意图,那就是象消灭灾异那样来平定由于农民起义而造成的“丧乱”。出于这种意图,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纵横驰骋,一会儿让宝镜去异,一会儿让宝镜灭灾,逢凶化吉,无不灵验。似乎有了这个宝镜,就可以天下太平,万事如意了。可是正当宝镜的神通充分显示,作者的理想也接近于实现时,宝镜却突然消声匿迹了。这种戛然而止的处理方法,并不是作者对隋王朝态度的突然变化,而是他突然从理想的世界中回到现实,意识到宝镜固然可以在幻想中听凭自己的驱使,实现自已的政治理想,而现实中的农民起义,却并不象灵怪那样容易被宝镜降伏,并且隋炀帝也远没有宝镜的神通。相反,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他只能偏安江都,不思北归。这是作者政治理想破灭的原因。作者让宝镜亡去的时间,也正是隋炀帝决定迁都江都的日子。这无疑是暗指隋王朝的覆亡。作者对处于灾难中的人民群众能给予同情,这是值得肯定的。可是,这仅仅是在天命思想指导下对人民有保留的同情。另外,作者把治乱安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覆亡的封建君主及其王朝上,说明作者封建正统思想的严重局限。而他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又是十分反动的。
在艺木上,作者刻意追求新的表现形式。首先,作品以古镜为中心线索,把十八个古镜去灾灭邪的故事连缀在一起,成为个大故事,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摆脱了六朝小说体制散漫,故事之间没有时间和因果必然联系的“粗陈梗概”的表现方法,开拓了唐代小说重在渲染故事情节的新风气。因而它增大了小说的容量,加强了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表现力。其次,作者在小说中的政治寄托,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的。这又与六朝小说空谈鬼神、明因果不同。象征的方法是我们理解作品主题的一把钥匙。第三,作品在语言上华斐然。王度吸取了辞赋和骈文中洋洋洒洒、汪婉恣肆的语言风格,并结合传统六朝小说叙事简略的特点,行文既有藻彩,又不失之繁缛。总之,这篇小说在六朝至唐中期小说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