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雨说稗（5）


“笔记”文体：浑沌凿窍的认知历程


宁稼雨


积蓄已久的难题

  “笔记”这种文体解读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我从上大二准备考研开始，就已经在拜读先师刘叶秋先师的《历代笔记概述》和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以及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而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也正是“笔记小说研究”。正是这些阅读学习，让我如愿考取迄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一次以“笔记小说”为专业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大概我也是中国唯一一个该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除了入学之后先师又系统讲授了“笔记小说研究”课程外，从那时开始，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与“笔记”和“笔记小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应该说，“笔记”和“笔记小说”对于我来说，几乎就是“饭碗”的代名词。然而迄今为止，在我发表和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论著中，除了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六朝笔记小说拾遗》（《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四期）算是沾边之外，后来再也找不到一篇直接以“笔记”为题目的文章和著作。这不是无话可说，也不是说不出来，而是随学习研究深入，愈发感觉要把“笔记”说透之难。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经有一套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庞朴先生和刘泽华先生都是丛书编委，庞朴先生还是常务编委。刘泽华先生考虑到我的专业基础和笔记与中国文化的千丝万缕关联，曾向庞朴先生建议让我考虑写一本“笔记与中国文化”，庞先生也很感兴趣，让我准备一下。我深知这个选题的价值和难度，但还是表示愿意试一试。不过就在我搜肠刮肚努力做准备的时候，出版社方面形势变化，这套丛书停止纳新，开始下马了。我对这本书的构想虽然就此打住了，但却一直还在关注学界关于这个话题的议论，也一直准备在适当时候参与这个话题讨论。
可喜的是，近三十年来关于“笔记”这个话题，逐渐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并且取得可观和可喜的成就。这些关注大致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关于“笔记”文体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二是一些关于“笔记”的出版物关于出版“笔记”类书籍的界定说明。这些研究和界定众说纷纭，总体来说是有异有同。大家看法相对一致的方面与我前些年的认知基本相同，就是都看到“笔记”“笔记小说”这些文体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复杂性和混乱性；而大家说法不一的地方基本就是对其复杂和混乱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些研究和关注总体上应该说把历来关于“笔记”和“笔记小说”认知情况和判断意见说清楚了，我本人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包括相关文献材料的增补和新见解的陈述。这些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对以往该话题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清晰把握和见解深化，当然从中也发现一些可以补充和完善的空间，其要点就是从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中去重新审视认知“笔记”与相关文体的结构关联。不久前刚刚去世的程毅中先生生前曾特别关注“笔记”和“笔记小说”话题，并且几次在口头和信件中要我谈谈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想向尊敬的程毅中先生交一份迟到的作业。

“笔记”：被凿破的“浑沌”
前贤与时贤历数诸多“笔记”文体的复杂混乱局面问题，其中既包括因内容繁杂造成目录学入类的困难，也包括“笔记”“笔记小说”“小说”等概念使用的混乱情况等等。而这些正是“笔记”这种文体本身本质特征的具体表现。

先师刘叶秋先生在《历代笔记概述》中明确总结出“笔记”文体的两大特征，即内容的“杂”和形式的“散”。此可谓高屋建瓴的通透概括。理解了这两大特征，大抵可以豁然开朗：原来诸多“笔记”文体的复杂混乱状态，不过乃“笔记”文体这两大特征的具体表象而已，并不足为奇。应该深入思考的倒是中华文化这块土壤上何以会生成这种复杂混乱的文体现象。这一点，或许是我应该为本师的两大特征总结做一点注脚解释之处。
浏览先秦典籍可以发现，随笔而记的“笔记”体，其实滥觞于先秦时期。从《老子》《论语》到《山海经》《汲冢琐语》，都可以看到这种文体形态的早期样貌。秦汉时期很多诸子文章都偏重于类似的零散记录写作方式。从文体角度得到社会认定，应该得力于六朝时期文学走向独立背景下的“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与“笔”的对举，实际上是纯文学性文体从实用性文体当中分离独立出来的一个标志。萧统《文选》就是用文学总集的编纂来做出什么才是文学作品的示范。这样的划分显然是把诗歌辞赋之类有韵之文之外的文章都划入“笔”的范围。这番举动的初衷并非从图书和文体分类的角度来划分图书种类，而是要突出诗赋一类文章的文学地位和属性。显而易见，被诗赋的文学篮子捞出之后，剩下来的一堆大杂烩文章则被泛称为“笔”。这里的“笔”只是对先秦以来随笔而记的书写方式作品的统称，带有相当大的语义模糊性。而当时可以与这种“笔”的书写方式并称的也正是“笔记”。“辞赋极尽清深 , 笔记尤尽典实 。”（《艺文类聚 》 卷四九梁王僧儒 《太常敬子任府君传 》）《文心雕龙·书记 》 将其总结为:“夫书记广大 , 衣被事体, 笔札杂名 , 古今多品。”可见这时人们心目中“笔记”的文体属性并不像与之对举的有韵“诗赋”那么明确，它只是泛指所有非有韵形态的文章总和。这种模糊性也正是“笔记”这种文体后来呈现出先师所谓内容之“杂”和形式之“散”的基因来源。
这种散漫的文章结构形式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它却是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和审美取向的不自觉反映和表现。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从“道优于器”，到“得意忘象”，都是中国人对于表象和本质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哲理把握。如同人类及其所属生物世界的进化发展进程一样，没有人为它设计和操盘走向，但它们还是以自己的自由方式完成最佳的淘汰机制和优化走向。西方哲学家所谓“无意识”“潜意识”学说，乃至“和目的论”，应该都是在试图解释和揭示这样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而“笔记”这种文体的形成发展其实也是这种从无意识的不自觉产生到逐渐被世人接受认可并蔚为大观的演进态势。

庄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著名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我体会庄子这个故事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要强调敬畏自然原始状态的重要，另一方面则是要说明，既然“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那么浑沌一旦死去，七窍形成，那么如何合理让七窍正常发挥功能作用也也应该正视面对。所以这里引用这个故事大约是要说明：如果把“笔记”文体比作庄子文中“浑沌”的话，那么后来人们对于“笔记”文体发出的种种困惑不解以至于为此做出种种解惑的追求和解读，则大略相当于倏和忽对于七窍功能设计设想的轨道和进程。


“笔记”的七窍功能解读
“笔记”文体的浑沌状态被打破或许有些遗憾，但毕竟也是社会和学术发展的必然，需要面对和正确应对。只是在知晓它的“浑沌”身世之后，相关应对和解读或许应该通透和睿智。
1.“笔记”的自然属性与类别属性
            被“凿破”形成七窍之后的“笔记”文体，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其自身的属性认定。以往学界关于“笔记”文体的重要困惑，就是在于属性认定不清所致。

            从“文笔之分”的最初身世背景来看，“笔”是一种泛文体概念，它实际包括韵文之外的所有散文文体。后来在《荆楚岁时记》《古今注》《西京杂记》《搜神记》《世说新语》诸书的推动下，逐渐类聚为可以与史传、诸子分离并列的散文文体形式，到宋代宋祁《笔记》一书出现，大致为这种类型的书籍做了一次定型工作。但这个类型形成的重心是书写形式，而不是内容取向。它是以随笔而记的零散书写形式来记录包罗万象的内容，即先师所谓内容的“杂”和形式的“散”。以往我们理解处理这个问题时的一个重要误区就是习惯着眼于图书分类角度的内容取向，当这个取向遭遇“笔记”文体“杂”的内容时，便必然出现龃龉情况。
            笔者认为，“笔记”的概念辨析与相关书籍的图书分类是两个问题，不应混淆来谈。概念辨析解决的是“笔记”是什么的问题，是指它的自然属性。从这个角度看，先师提出的“杂”和“散”已经给出了明确清晰的答案。而类别属性要解决的是它的存放位置和路径问题，是指它的类别属性。从这个角度看，其“杂”和“散”的自然属性的确影响到它的图书分类入类标准。这一点历来为目录学家所困惑。

宋代郑樵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种，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 （《通志·校雠略·编次之讹论》）郑樵举出的这些书籍，大多与“笔记”有关。正是其“杂”与“散”的属性所决定导致。但这也并非毫无办法，我们既然已经了解到“笔记”文体其出身的“浑沌”资质，那么也就应该放弃对其进行精确入类的坚守，明确对其入类进行模糊操作的理念。这一点，明代胡应麟似乎已经有所意识，他说：“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俱存，姑举其重而已。”（《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举其重”就是在清晰分类原则指导下的模糊处理方法，溯其源头，应当理解为胡氏深谙“笔记”文体的“浑沌”天性使然。

2.“笔记”与“小说”“笔记小说”之关联
            采用随笔而记书写方式形成的书籍类型，其“杂”与“散”的特征也必然造成各方关系界限的模糊，给后人的理解辨析造成很大困惑。
            从内容性质来看，很多种内容不同的文献往往采用了同样的“笔记”书写形式，因而造成从目录学角度看，“笔记”的书写形式作品，往往散见在不同类别的书籍作品种。在史部，有杂史、野史；在子部，又有杂家、杂说、杂考，小说等；在集部，还有诗话、词话、文话等。以上各家从文类概念的角度看，除“小说”外，其他类别自身概念和内涵尚大体明晰，唯有“小说”问题要相对复杂一些，需要深入辨析澄清。核心问题是“笔记”与“小说”“笔记小说”之关联。

            “笔记”与“笔记小说”是同一文类中的不同层级的从属关系。按照先师《历代笔记概述》对于“笔记”内部的类别划分，“笔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小说类笔记、历史琐闻类笔记、考据辩证类笔记（笔者注：这是学界最早对于“笔记”做出的类别划分，某些文章把这个学术发明权归于他人，差矣！）。按照这个划分，“笔记”与“笔记小说”之间的从属关系是很清楚的，学界也基本按照这种共识来把握操作的。但民国初年，王文濡编纂了一套《笔记小说大观》丛书。里面在正常收录《搜神记》《世说新语》《新齐谐》之类笔记小说同时，还收录了不少《朝野类要》《涉史随笔》之类的史料笔记和《能改斋漫录》《梦溪笔谈》之类考据辩证类笔记。所以这套书的实际名称应该是《笔记大观》。因为这套书收录了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笔记作品，而且是石印通俗读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从而也同时将这种混乱概念造成广泛影响。“笔记小说”一时间成为“笔记”的代名词。这个混乱影响不仅在民国时期，到1949年之后，甚至到21世纪，这个影响还在持续。像20世纪70年代台湾新星出版社新版《笔记小说大观》，还有20世纪90年代河北教育出版社《笔记小说大观》，以及21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等，在概念名称的使用上，仍然还是在步王文濡的后尘，用“笔记小说”的概念代表“笔记”。可见“浑沌”概念惯性作用的持久和深远。
            不过关于“笔记”文体的科学认知毕竟没有彻底消失退场。王文濡造成的混乱局面还是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批评，也有许多人提出相关解决方案。比如八十年代曾有人提出废除“笔记小说”这个已经混乱不堪的文体概念范畴。我认为此举用心可嘉，但不能因噎废食。如果什么东西出乱子就禁止什么，那么世界上很多好东西都要灭绝了。正确的做法还是应该从正面积极引导，拨乱反正，让正确的东西逐渐替代错误的东西。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笔记》就是弃旧图新，变误为正的可喜现象。傅璇琮先生为该丛书所写序言，应该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笔记”与“小说”是一种由书写形式与文体类别交叉形成的特殊文类关系。交叉的基础纽带是“小说”文体的书写方式。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我此前曾经说过的中国小说有文言和白话这两大系统，而文言小说系统中又能分成篇幅较大，虚构和描摹程度较高的传奇体和丛残小语，随笔而记的笔记体。也就是说，在“笔记”的全局中，只有严格意义上具有文学意义的“笔记小说”才能参与到“小说”这个文体大家庭中。其他的史料笔记与考据辩证类笔记均与“小说”无缘。而从“小说”的角度看，“笔记小说”只是“小说”大厦中的一个房间而已。


3.“笔记小说”与文言小说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笔记小说”的概念基本覆盖了包括传奇小说在内的整个文言小说，所以不妨用“文言小说”这个概念取代“笔记小说”：

如果笔记小说已经总括了古代的志怪、传奇、杂事笔记等作品，那么就差不多包罗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全部，就不如干脆统称之为文言小说更为明白概括。如近年出版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等，就是如此。（程毅中《漫谈笔记小说及古代小说的分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2003 年第 3 期）
对此我本人持有保留意见。我历来认为，从文体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包括笔记体和传奇体两种类型。两者虽然在某些局部或许有些交叉，但总体上界限是分明的。作为《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一书的作者，我虽然在该书中将采用笔记体写作的小说作品（如《搜神记》《世说新语》等）纳入其中，但我还是不能认同把“笔记小说”等同“传奇”的说法。我在该书中把文言小说分为五个部分：志怪、志人、传奇、杂俎、谐谑。除“传奇”采用传奇体写作之外，其他各部分基本都是采用“笔记”体来书写。书写体制的界限是明确的。

   从语体角度看，“笔记小说”采用文言，从这个角度看把“笔记小说”称为文言小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书写方式角度看，“笔记小说”采用的是随笔而记的笔记方式。采用这种书写方式的主要是六朝以来《搜神记》《世说新语》之类篇幅短小，语言简洁的随笔式故事。这只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阶段形态。随着小说文体的进步发展，到唐代出现质的飞跃，出现篇幅增大，语言的渲染描写和华美程度大大增强的传奇小说，由此进入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形态。 “传奇”这种书写形式已经不能用随笔而记的笔记体来概括，所以我将这种书写方式称之为“传奇体”。

“传奇体”这个名称，前人也有用过。鲁迅曾将《聊斋志异》的写作风格总结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用唐人传奇那样富有铺张渲染手法的写作方式来描写志怪小说的怪异题材。这里的“传奇法”就是与六朝志怪那种残丛小语的笔记书写方式不同的新手法，即鲁迅所谓“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而纪昀则不满于蒲松龄这种铺张渲染的写作风格，并重新采用六朝志怪那种随笔而记书写方式编纂《阅微草堂笔记》，以之与《聊斋志异》分庭抗礼。这就说明，传奇体与笔记体是文言小说写作的两种不同书写体式。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我还是可以继续坚持不能用“笔记小说”替代“文言小说这个说法的。
坚持这个说法还有一层原因，从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格局看，我也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和“白话”两个系统。两个系统之下分别可以按题材性质和体制形式继续划分。如白话小说可以按题材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等，按体制形式可以分为章回体和话本体。与之对应，文言小说从题材上可以分为志怪、传奇、志人、杂俎、谐谑，从体制形式上可以分为笔记体和传奇体。这样的划分，两个系统之间和各自内部，都能够实现逻辑的圆通和自适。而如果用“笔记小说”替代“文言小说”，那么这个逻辑的搭建和圆通，就要完全另起炉灶，其结果和出路则难以想象。

（笔者注：本文收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24年第七期，发表时删去了原文第一部分《积蓄已久的难题》，这里重新补充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