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文化是我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领域。

文学与文化研究是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之一。它将研究的视野从文学自身引向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注重从历史、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去挖掘文学的文化蕴涵，以期对文学作出更为深切的诠释。该领域的研究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罗宗强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和孙昌武先生的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都是我校该领域研究的丰硕成果和实力所在。

我本人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是在文言小说研究基础上的滚雪球式拓展。它起始于我在写《中国志人小说史》时遇到一个瓶颈式问题——《世说新语》。

在写到《世说新语》这一章时，我发现除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外，其他文学史、小说史和专门论著对《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名士风貌基本还局限在那种庸俗社会学的僵化窠臼解读中，往往用阶级斗争的尺度去衡量评价魏晋名士的生活行为，结果不仅容易隔靴搔痒，有时甚至会南辕北辙。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充分了解魏晋时期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原始面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获得对《世说新语》中名士故事的发言权和解释权。按照这个思路，结合《中国志人小说史》中《世说新语》一章的书写，我先完成了一部近20万字的书稿《<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努力通过《世说新语》描写魏晋名士生活故事的表层现象去挖掘探索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蕴含。1990年初，我以这部书稿的油印初稿为讲义，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一门新的选修课“《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后改名为“《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获得较好反响。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西人民出版社曾有过一套“中古文化史丛书”的出版计划。该套丛书由季羡林、庞朴、周一良先生担任主编。我把这部书稿投给了这套丛书。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主编之一庞朴先生通读了我的书稿，并亲笔书写了修改建议，并特地派当时担任该套丛书秘书，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后来名声大噪的钱文忠兄专程从北京到天津找到我，转送并传达庞朴先生的修改意见。接到庞朴先生的意见，我非常激动，按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后返回。但世事难料的是，由于出版社方面人事发生变动，这套丛书被迫搁浅。尽管未能如愿在江西这套丛书出版，但因按庞朴先生的指导修改，使书稿的内容质量有了较大提升。这部书稿的原稿后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其中主要部分做了一些内容调整和语言表述转换之后，以《魏晋风度》为名由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1996年重印）。

这两部书稿的出版，初步走出了我涉足文学文化研究的第一步。这两部专著也是学界较早的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在学界和社会均有过一定影响（其中《魏晋风度》在大陆有较大影响，该书曾经连续几个月位居图书销售量前列；《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则在海外有较大影响），也成为我后来在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继续深入的资本。

由于这两部书稿的成功出版和较好影响，加上《中国志人小说史》一书的合作成功，辽宁人民出版社约我搞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稿。经过与出版社讨论协商，初步将该书稿定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本书》。内容是选取三十本中国古代典籍，每一种典籍作为一个传统文化侧面的代表，一方面总结出这部书稿的基本内容和文化蕴含，同时还要把该书所代表的这个文化侧面全貌勾勒清楚。这样就用以点带面的形式，勾画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个侧面。该书的撰写组织形式为主编负责制，邀请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庞朴先生和刘泽华先生为主编，我和葛荃兄为副主编。除了负责全书的构想设计和联络分工主要事务外，我还承担书中三部典籍三篇文章的撰写，它们分别是：《山海经与中国奇幻思维》《世说新语与中国隐逸文化》《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这三篇文章分别单独发表在《南开学报》《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也使我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作为这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延伸，我还主编过一部《华夏文化大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该书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风俗层面、思想层面四个方面入手，将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梳理纳入这个框架体系中，是一种比较独到的中国文化史撰写体例。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并把这种研究进一步锁定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1994年我承担了教育部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试图从更广的层面和更深的角度来研究六朝小说。该项目的两部成果是《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

《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2002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分为上下二编，上编为六朝小说的文体研究。研究汉魏六朝文体小说起源和体例特征，下编为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从玄学、宗教、风俗等多方面研究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小说文化蕴含。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王齐洲先生撰文评价此书：“对小说渊源的细心探讨，以及对《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的揭示，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勇气和科学精神。”

《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的副标题是《<世说新语>的士人人格精神史研究》，2003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该书既是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的子课题，又是我本人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导师孙昌武先生基于我本人的研究积累和教育部项目的需求，向我推荐了日本学者吉川中夫的《六朝的精神史研究》一书，并建议我参考该书，从精神史研究的角度切入，加深拓展对于《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的创新研究。我用心学习了解了该书的主旨路径之后，认为从这个角度切入非常切合《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实际情况。于是以此为中心主旨，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深翻旧土，栽种新苗，展开全新的魏晋士人精神史研究。该书不仅受到论文答辩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也受到学界的广泛注意和告诉评价。前《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先生和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欣然为该书作序，认为该书把《世说新语》暨魏晋风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书稿大部分内容先后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文史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中国典籍文化研究》等重要刊物。

在魏晋文化与文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深入思考，将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继续深化拓展。其基本要点是：以中国文化“三段说”为理论基础，用来审视解剖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

关于中国文化“三段说”的基本观点在2007年出版的《华夏文化大观》一书中已见端倪。《中国文化“三段说”刍议》（《求索》2017年第三期）一文则集中论述了这个理论观点。大意为：中国文化按照时间顺序和内涵特征可以大致分为相互衔接并关联的三个时段，即先秦两汉的帝王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宋代的士人文化，元明清的市民文化等。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各个部分和层面，都程度不同受到这个文化格局的制约限定。这个理论观点为许多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现象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角度。

到目前为止，我本人在这方面做过两个方面的实验，一是以“三段说”为立论纲领，观照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史，撰写发表《中国文化“三段说”背景下的文学嬗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二期，人大复印资料2019年第三期全文转载）一文，并主编一部以“三段说”为统领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两卷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二是以“三段说”为立论纲领，参与“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研究”项目组，发表《论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之研究价值》（《江淮论坛》2018年第二期）、《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差异及其评价标准》（《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二期）、《中古历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学术研究》2019年第一期）等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三段论”认识，以及由此派生的关于一些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具体解读，正在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