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术研究地三个方面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我本人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目的在于弥补解决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陷入的一个困境。

20世纪之前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以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研究为主，评点研究具有不拘内容，形式活泼自由的特点，但具有缺乏学科的体系性和逻辑性的缺点。从20世纪初开始，受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文化学术环境影响，以王国维、鲁迅、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将西方叙事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文体史研究和系统深入的作家作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结束了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离散不系统状态，基本实现叙事文学研究范式与西方的同步与接轨。

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某些与中国叙事文学固有形态不尽吻合的短肋。其要点就在于：很多汇集诸多文体、诸多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如王昭君故事、西厢记故事）因文体史与作家作品研究的范式窠臼而被分解和割裂。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跳出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以故事类型为研究视点和范式方法。鉴于此，我从90年代开始，一直思考摸索这种故事类型研究的理论学说和操作方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初步形成理论体系和研究规模，这就是我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

这一方法在参照西方民间文学领域主题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以故事类型方式为主的实际情况，从横向方面思考设计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整体规模框架。具体包括：从故事类型索引编纂、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和叙事文化学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基本格局进行了整体构想；并从纵向时间历程中努力将以上设计格局不断尝试和实践，摸索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故事类型索引编纂是以故事类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它一方面参考了西方主题学关于民间故事研究的《世界民间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分类创意和方法，一方面根据以书面文学为主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实际情况，另起炉灶，编纂《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为中国叙事文学的故事类型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时段从2004年至2012年，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崭露头角阶段。从2004年开始，随着指导博士工作的开始，“中国叙事文化学”课程在原硕士课程基础上又升格为博士课程。同时，我本人和部分学生采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写成的理论文章和个案研究论文也开始陆续在学术刊物发表。2007年，由我本人撰写的全面阐述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学理依据和操作程序的论文《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发表于《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厦门教育学院学报》《九江学院学报》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开设专栏，推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系列个案研究成果。2011年，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基础工程之一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夯实了基础。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一种探索方法，开始进入学界视野。

第三时段从2012年至2018年，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形成规模时期。此前近二十年的摸索积累，逐渐显现出规模成效。其主要表现有：从2012年开始，《天中学刊》以每年4期，每期2-3篇的篇幅，连续8年开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专栏，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有了长期稳定的成果发表阵地。八年中共开专栏30期，发表论文近100篇。国内古代叙事文学研究诸多学者（郭英德、陈文新、张国风等）二十余人和大量青年学子撰文，参与这一学术盛举。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完成的部分博士论文也陆续正式出版，受到学界关注。在这些成果影响带动下，学界逐渐开始接受并产生良好反响。2018年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表李永杰文章《学者倡议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归纳总结这一方法的基本特征和学术价值，向学界推介。我本人也不断受到国内一些高校邀请（约20所左右），就此方法专门举行学术报告。很多高校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写作，也开始尝试采用这种方法来操作实践。

从1993年开始到现在，我本人一方面身体力行，自己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进行摸索实践，先后采用这种方法承担并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完成专著两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一方面用这种研究方法指导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共70余篇。与此同时，我还将这种方法推向学界，向学界推介这种研究方法。从21世纪开始，叙事文化学研究开始逐渐受到学界和社会瞩目。经过近30年的经营，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作为一种弥补解决20世纪受西方影响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为主的研究缺陷方案，正在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实践，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学术应用价值。

回顾从硕士毕业开始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后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感触颇多，主要有：首先，我有幸赶上了好时候，能够安心踏实做学问。这个感触，既有我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所感，也有上一代学者的谆谆提示（刘泽华先生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无论眼前发生什么情况，与1949-1979那三十年相比，能够令人聊以欣慰的就是不用陷入无休止的运动当中，自己可以安心做学问，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其次，正因为有这个感触，所以这三十多年不敢有丝毫懈怠，一直孜孜以求。我书案边墙上挂着恩师刘叶秋先生的照片，每当读书研究劳累，眼睛发涩时，就如同鲁迅看到了藤野先生的照片。而我一生学术上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将恩师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松懈不得；第三，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能够以宇宙过客的身份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正能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则此生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