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皮锡瑞说过：“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②。”前者是指社会发展变化对学术走向的外在制约，后者则是指学术自身不能由外力改变的凝固性。魏晋时期的学术也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整合下，表现出自身的时代特色。三国以来的分立局面，不仅使各国在政治上得到独立，也使思想文化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形成各自的特色。然而南北之间政治上的强弱，又成为学术文化上融合统一过程中倒向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者，在学术文化上也被迫趋从胜利的一方，以文化的服从，完成文化的融合统一。

      尽管地域的不同对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西汉时期儒家的一统天下在很大程度上掩益了这—事实。东汉末年以后社会的动荡和思想的混乱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三国时卢毓在《冀州论》中说：“冀州，天下之上国泡。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这种优越感也是后来一些文人清谈时争辩调侃的根据和材料。如永嘉后祖纳对钟雅说：“君汝颖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钟雅回击道：“有神锥，不可得捶。”祖纳又说：“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钟雅于是无话可说（见《晋书·祖逖传附兄纳传》）。而这种地域差别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明显。东汉末，在江左和河洛之间，学术的思想和道路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的实质，实际上是新学和旧学的区别。

汤用彤先生说：“汉朝末年，中原大乱，上层社会的人士多有避难南来，比较偏于保守的人们大概仍留居在北方。所以‘新学’最盛的地方在荆州和江东一带，至于关今、洛阳乃至燕、齐各处，仍是‘旧学’占优势的地方。后来曹操一度大军南下，曾带领一部学者北归，于是荆州名士再到洛下。但是不久，因为这般人很不满意曹氏父子的‘功业’，意见不投，多被摧残。此后司马氏又存心要学曹家篡夺的故技，名士更多有遇害的。但在这时节，北地‘新学’已种下深根，因此‘玄学’的发祥地实在北方，虽然再后因为政局的不宁和其他关系，名士接踵不断的南下，但也并不因此可以说北方根本没有‘新学’了。要到西晋以后，‘新学’乃特盛行江左。这样，晋朝末年的思想，南北新旧之分，真可算判然两途了。因此南朝北朝的名称，不仅是属于历史上政治的区别，也成为思想上的分野了。”（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思想的发展》）

      汤先生在这里所指的南北界限，是以长江为界，即南北朝的界限。但唐长孺先生对此稍有异议，他认为当时南学北学的界限，在东晋时主要是指河南河北。理由是卢毓《冀州论》所说冀州与徐、豫州之对和《晋书》载祖纳与钟雅之间的汝颖与幽冀之士的争论，都是指河南河北。还有一个根据则是《世说新语》：有一次褚褒对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回答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听说之后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见《世说新语·文学》）唐长孺以为褚褒为阳翟人，孙盛为太原人。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的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河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所指南北是不一致的。唐先生的用意，是想说明河南是魏晋新学的发源地。

郑玄

服虔

这个立论本身并不错，但南北界限问题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以郑玄、服虔为代表的汉末北学，恰恰是汉儒章句之学的继承和代表者。《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郑玄曾打算为《春秋传》作注，还未完成时，一次与服虔相遇于客宿。这时他们还未相识，服虔在外边车上向别人讲授自己所注《春秋传》的意思。郑玄听后，觉得与自己的注大致相同，就向服虔说明了情况，并把自己所注部分送给了服虔，所以后来就流行服虔的《春秋传注》。同书同篇又记载服虔在作《春秋传注》时，为了参考异同，曾广为搜罗诸家之注。当呀说崔烈为其门生讲解此传后，便隐姓埋名，化装成卖食品的小贩，向崔烈的门人出售食品。每当崔烈讲课时，服虔就躲在墙外偷听。当他知道崔烈不能超过自己后，便常在众门生面前对崔烈的理论说长道短。崔烈听说后，猜不出是谁，但久闻服虔大名，就疑心是他。次日一早，当服虔还没起床时，崔烈便在窗外大呼服虔的字：“子慎!子慎!”服虔不觉惊醒答应，两人于是成了朋友。郑玄和服虔对经学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以至于字斟句酌的虔诚精神，正是汉儒保守学风的具体表现。甚至连她们的奴婢也要被迫接受这种知识结构。郑玄家里的奴婢都要按照他感兴趣的方面去读书。一次一个婢女言语中没有说出书中之意，郑玄便要鞭打，婢女刚要陈述理由，郑玄更生气了，让人把她拖到泥中。一会儿，又有一个婢女过来，见此情景，便用《诗经·卫·式微》中的诗句问道：“胡为乎泥中?”那个在泥中的奴婢也马上用《诗经·柏舟》中的诗回答：“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见《世说新语·文学》）从这两个奴婢的对话中，分明可以窥见郑玄的治学路数。

      这些都可以说明，当时在北方河洛地区，由于郑玄、服虔等人的经营，还保留着一块传统的章句旧学的领地。而令人瞩目的是，稍后新崛起的新学——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也都产生在这个地区。如王弼和嵇康都是山阳人，阮籍是陈留人，夏侯玄是谯郡人。这些新学的创立者和主力军形成了一个具有开创意义和集体精神的学术流派，对魏晋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规定作用。

张凭举孝廉出都时，非常自负，认为自己的才气一定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当他打算拜访刘惔时，乡里及同举的人都嘲笑他，张凭还是去了刘惔那里。当时刘惔正在盥洗，见张凭来了，就把他安排在下坐，只是简单地寒喧了几句，好象心不在焉。张凭想自己施展一下自己的学问可又没有机会。过了一会儿，王濛等人来找刘惔清淡。当客主有疑惑不解的地方时，张凭却于末坐一一点出肯紫，言约旨远，使双方都感到信服，并十分震惊。刘惔于是把他请到上坐，清谈了一天，并留他过夜。第二天早上张凭告辞时，刘惔说：“先生先回去，我还要专程请您去见简文帝。”张凭回到船中，同伴问他在哪儿过夜，张凭只是诡秘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刘惔派人到岸边，呼喊寻找张凭的船，同伴们听了，立即十分惊愕。当他们来到简文帝处后，经过刘惔的推荐和司马昱本人与张凭的谈话，对他的清谈功底十分称赞，立即任命为太常博士（见《世说新语·文学》）。

（本文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三期，作者宁稼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