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它的鉴定初校过程、校勘者都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抄本产生于乾隆年间或稍后时期，是依据多个底本抄写而成，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Abstract: Twenty-four  volumes transcription of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has important document value, There were many secrets on its identification and emendation. It appeared in qianlong years,It was completed according  several master copies.

主题词：《聊斋志异》   二十四卷抄本   鉴定   底本

Keywords: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twenty-four  volumes transcription; identification;   master copy

       解放初期发现的《聊斋》手稿本，被认为是《聊斋》研究界最重大的发现。时隔十年之后，《聊斋》的另一个抄本在蒲松龄的家乡淄博被意外发现，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学者根据其卷数把这个抄本命名为二十四卷抄本，这是一个抄得较好的本子，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然而，有关它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1．             意外发现二十四卷抄本的书貌

杨仁恺在《聊斋志异原稿研究》中曾经提到过一部二十四卷的《聊斋志异》抄本，至于这个抄本的真实面貌如何，谁也没有见过。1962年的一次意外发现，终于让人们见到了这部埋没已久的文献。

这是一部手抄本，发现于距离蒲松龄家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抄本出自一个人的手迹，字体工整，文中有些地方存在改正笔误而挖补的痕迹，遗憾的是没有相关抄写、批校和收藏的相关说明。全书两函，二十四卷，每册一卷。高二十三点八公分，宽十二公分；墨框高十五点八公分，宽十一公分。序言每半页六行，行十余字；正文每半页八行，行约二十字。题目低正文二字，同题附则、“异史氏曰”、“王评”，均低正文一字。

卷首有序三篇，分别是高珩序、唐梦赍序和作者自序。卷末有新城王士正、淄川张笃庆、济南朱缃的题诗。这些序言和题诗也见于其他一般的本子。另外有钱塘包燻、金坛王乔的题诗，这两人的题诗除了这个抄本外，仅见于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但王金范选刻本还多出王约轩、包燿的题诗。

这个抄本现藏于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1981年齐鲁书社分别以影印和排印的方式出版。抄本发现于1962年，可是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才于1980年出版，其中又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2．             二十四卷抄本的权威鉴定及初校工作

在研究界，有关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较早的有署名杜荇的文章《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文章1963年发表于《文史哲》第4期，称自己曾经粗略地将《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本和其他版本校对过一遍。1980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出版说明”，对抄本的行款及序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却没有介绍抄本发现、鉴定和校勘过程，对之前的校对者杜荇更是只字不提，好像是有意回避，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二十四卷抄本的鉴定和初校工作与文革风云人物康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发现的抄本最早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得到，山东人民出版社得到这个抄本后，把它送到了北京的中华书局，希望由中华书局鉴定整理。中华书局当时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同志认为有影印出版的价值，于是，他把抄本送交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审查。齐燕铭并没有自己做出决定，而是把书稿送给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康生征求意见。康生当时担任中央理论组文教小组组长，他出身山东缙绅门户，有很深的家学渊源，在诗词歌赋、绘画书法、金石考古和戏曲诸方面都有深厚修养，尤其精于版本鉴赏。当时的康生很忙，他粗略看过二十四卷抄本后，给齐燕铭回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馆中，信的内容如下：

送回小字扇面及廿四卷本聊斋志异两函,请查收。因无时间,对廿四卷本我没有细看，只将紧要地方略翻一下，写了几点意见,请你看看，阅后转给金灿然同志。

山东发现的本子，作为参考资料，颇有价值。铸雪斋缺页失篇，有目无文者不少，山东本比较完全，但也有缺陷。二者同出一源，各有长短。

总观各本，虽文句差别者不少，然重大不同者，亦不很多，似均无影印之必要。

从信的文字看，康生确实有比较专业的古典文献学知识，对《聊斋》的版本情况也较为了解，信中还提及了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的关系。康生是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于他的意见，各级文化部门是不能不充分考虑的，既然他认为没有影印的必要，二十四卷抄本的出版工作当然就搁浅了。齐燕铭在回复金灿然的信中就明确指出：“上次康老口头曾说过两本都无出版必要。只作一个校勘记，供研究者的参考即可。”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齐鲁书社才重新进行了二十卷抄本的出版工作。因为康生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历史人物，所以在出版说明中，出版社当然没有人愿意提及当年那段和康生有关的往事了。

3．             二十四卷抄本初校者杜荇的真实身份

《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是最早研究二十四卷抄本的文章之一， 这篇文章1963年发表于《文史哲》第4期，署名杜荇。文章称：“为了考察其特点、价值，我们粗略地把它和其他本子勘对了一遍，现将看对后的初步认识，择要介绍如下，供研究者参考。” 文章说得很明白，是作者主持下的一个团队对二十四卷抄本做了初校工作，这位杜荇是谁？他主持下的团队又包括哪些人呢？

从署名杜荇的文章来看，作者显然对此前流传的《聊斋志异》手稿本和抄本或刻本非常熟悉，是一位深谙版本校勘学的行家里手。我们猜想，这样一名专业的学者，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术成果，但是，经过广泛检索，署名杜荇的传世文章似乎只有这一篇。这大概只有一种可能，作者用的是笔名。

“杜荇”到底是谁的笔名？他为什么有条件对二十四卷本进行初校呢？

《文史哲》是双月刊，1963年第四期在8月1日出版，此前能够有幸亲眼目睹二十四卷抄本的人并不多。除了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少数工作人员外，就是北京的一些文化官员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得到二十四卷本后很快就把这个抄本送到了中华书局，因此，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当时似乎也不太可能有条件对这个抄本进行校勘了。事实证明，这个抄本在1963年8月1日之前，一直是在北京被保存和传阅的。1963年前后北京阅读过二十四卷抄本的人有康生、齐燕铭、丁树奇、金灿然等，初校的团体就是由这几个人组成，杜荇应该就是这四人中的一员，他是谁呢？

齐燕铭没有使用过杜荇的笔名，不太可能是《初校后记》的作者，从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丁树奇的一封信得知金灿然当时生病住院，也不太可能写这篇《初校后记》，信中写到：

10月4日致灿然同志函并转来康老的信和山东抄本二十四卷本聊斋两函，均奉悉。灿然同志现在医院继续检查，康老给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信，我们已录存后将原件转去，聊斋抄本当留待山东派人来取或由我处托便带去。康老给您的信附还。

　　我局原拟影印的铸雪斋本聊斋，已遵照康老的指示，决定停止进行，并闻。至于《异史》是否可以影印，尚请便中询明见示。

丁树奇主要负责转达信件和书稿，似乎也不太可能是《初校后记》的作者。署名杜荇的作者最大可能就是康生。这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前面所引用的康生写给齐燕铭的信，落款时间是1963年10月4日，这也是康生把二十四卷抄本退给齐燕铭的时间，可见，《初校后记》发表期间，抄本正在康生手中。另外康生也和齐燕铭谈到做校勘的必要性，在齐燕铭给金灿然的信中写到：“上次康老口头曾说过两本（指二十四卷本和铸雪斋本）都无出版必要，只作一个校勘记，供研究者的参考即可。”

这样，基本可以推断，康生、齐燕铭、丁树奇、金灿然等人对二十四卷抄本的鉴定和初校都做了一些工作，后来还由康生以杜荇的笔名写成了《初校后记》。80年代齐鲁书社出版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时，康生的丑恶行径已经被揭露，因此，书社对这段历史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初校后记》也是避而不谈。

4．             二十四卷抄本的抄写年代

由于二十四卷抄本没有留下抄写、校对方面的相关信息，也没有收藏者的印记和说明，这给判断这个抄本的出现时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只能根据抄本的避讳情况和相关题词进行推断。

避讳是古书抄写中比较普遍的情况，二十四卷抄本也不例外。《耳中人》“谭晋玄”的“玄”字缺末笔，《跳神》“或言关、张、玄坛”的“玄”字作“元”，这是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抄本保留了“王渔洋云”、“王阮亭云”多处，但没有一处作王士禛的，这可以看成是避雍正皇帝胤禛的讳。另外，弘字缺末笔的情况也很普遍，如《龙飞相公》“遂置卷案头，皆成弘制艺，迫使研读”，《五通》“赵弘”，《考弊司》“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厂”等句中的弘字，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无疑是避乾隆皇帝弘历的讳。对于其他的清代帝王的姓名，这个版本都不避讳。从这些避讳情况，我们可以推断，二十四卷抄本大概是抄于乾隆年间或稍后。

另外，抄本保留的一些题词也能为我们判断抄写年代提供一些线索。

二十四卷抄本中除了保留有其他抄本中常见的王渔洋、张笃庆、朱缃的题诗外，还有钱塘包燻、金坛王乔的题诗，但是缺少王约轩、包燿等四人的题诗题词。可见，二十四卷抄本和王金范选刻本既存在其他版本没有的共性，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为我们推断二十四卷抄本的抄写年代体统了一些新的线索。

以上这些题辞者先后在山东为官，包燻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担任长山典吏，王约轩乾隆二十年（1755年）担任淄川县丞，王金范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担任长山县丞。题词都是他们在山东期间撰写的。王约轩、包燿的题词并没有什么违碍之处，如果二十四卷抄本的抄写者见到了他们的题词，应该会把它们抄录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二十四卷抄本出现在王约轩、包燿撰写题词之前，因此，没有这两篇文字。根据题词的有无，我们认为，王约轩担任淄川县丞的时间可以作为二十四卷抄本出现的下限，上限则应该是包燻担任长山典吏的时间，也就是说，二十四卷抄本大约抄写于乾隆十三年到乾隆二十年之间。

5．             二十四卷抄本依据的是什么底本呢？

康生在1963年写给齐燕铭的信中称二十四卷抄本和铸雪斋抄本“二者同出一源，各有长短”，康生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那么，二十四卷抄本属于哪个版本体系，它是依据一个底本抄写，还是依据多个底本抄写呢？

由于二十四卷抄本没有留下相关的抄写、校对、收藏者的印记和说明，我们只能根据文字内容和题词情况推断其所依据的底本。

有学者经过详细比对，得出一个和康生完全相反的结论：“二十四卷抄本比铸本更接近于稿本。它和铸本的文字有某些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总的看来它们没有渊源关系。就是说，他们不属于一个体系。”（孟繁海：《谈<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这个结论应该更接近真实情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二十四卷抄本和铸雪斋抄本有较大的相似之处，这说明，两个抄本可能使用过同一个稿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二者和王金范刻本的关系能够证明这一点。大家多知道，铸雪斋依据的底本为济南朱氏家藏的殿春亭本，二十四卷抄本极有可能也参考过殿春亭本，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王金范刻本的情况。王金范刻本依据的底本是曾家藏抄本，曾家藏抄本的主人曾尚增极有可能是通过张元借到了朱氏家藏的殿春亭本。从二十四卷抄本与王金范刻本共同存在包燻、王乔等人的题诗这一情况来看，二十四卷抄本与王金范刻本应该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二者参考同一底本也是极有可能的，这个底本就属于殿春亭本系列，当然到二十四卷抄本和王金范刻本参考时，应该是几经过录的本子了，和最早的抄本难免会有一些文字方面的差别。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可能即便存在，二十四卷抄本并不是完全依据殿春亭本系列抄录的，它还有可能参阅过其他的底本。对比二十四卷抄本、稿本和铸雪斋本，有些稿本、铸雪斋本文字一致的地方，二十四卷抄本则不同，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抄写者抄错了，另一种可能是二十四卷抄本参考了另外的底本。如果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异文部分会出现表述不清晰的问题，但是这些异文却文从字顺，并不像抄写错误造成的，而像是参考了另外一种底本造成的。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我们得出一个推断，二十四卷抄本可能是参考了几个不同的底本抄写而成。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也就能解释这个抄本一些形态上的特点了，如篇目较多，文字错漏讹误较少，正是由于参阅了几个底本，才出现了这些特点。

6．             二十四卷抄本的篇目

在目前发现的各种抄本中，二十四卷本是最为完备的本子，它一共有474篇。其中《龙》两篇，一篇包括故事三则，另一篇一则。《王桂庵》和《寄生附》合为一篇，如果分开算的话，这个抄本共有篇目475则之多。这个数目，只有铸雪斋抄本能够与之匹敌，铸雪斋抄本有目488篇，但有14篇有目无文，文目俱全的实际为474篇，和二十四卷抄本相当。

二十四卷抄本比铸雪斋抄本多出13篇，分别是：《鹰虎神》、《放蝶》、《医术》、《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公孙夏》、《丐仙》、《人妖》。另外还多出《盗户》中“章丘漕粮徭役”附则，《齐天大圣》中“此吾弟子”一段，《三朝元老》中“洪经略南征”附则。又多出《连城》、《李公》、《伍秋月》、《郭生》、《折狱》、《乐仲》、《画壁》、《龙戏蛛》、《王成》、《花姑子》等篇中的“异史氏曰”各一段，以及《口技》、《阿霞》、《狐联》、《张贡生》、《侠女》、《张诚》等篇中的王渔洋评语。

还有些篇目是铸雪斋抄本有而二十四卷抄本没有收录的，分别是：《杨千总》、《瓜异》、《产龙》、《龙无目》、《龙取水》、《螳螂捕蛇》、《馎饦媪》、《缢鬼》、《阎罗》、《商妇》、《蚰蜒》、《牛犊》、《李檀斯》。此外，还缺《梦狼》附则，《嘉平公子》、《张贡生》中的部分段落文字，《僧孽》、《潞令》、《拆楼人》三篇则缺少“异史氏曰”的评论文字。

二十四卷抄本和铸雪斋抄本各自独有篇目有哪些特点呢？二十四卷抄本没有收入的篇目，基本上是所谓“单章只句”、“一味平浅者”，如《杨千总》，《产龙》、《螳螂捕蛇》等，尤其是《瓜异》，全篇文字如下：“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实在简略而没有情节，也缺乏思想内容。二十四卷本多出的篇目，多半是属于篇幅较长，且思想内容比较深刻的作品。这就进一步证明，二十四卷抄本是抄写者参考过不同的底本，对于篇目是经过挑选的。

7．             二十四卷抄本的文字校勘作用

我们知道，即便手稿本是蒲松龄的原稿，但并非没有文字的错误，而且蒲松龄在世时可能抄写过几部手稿，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的半部手稿本也并不是没有文字的讹误。铸雪斋抄本在抄写过程中有过文字删改，与原稿有一定的差别。二十四卷抄本参阅过不同的底本，抄写过程十分认真，文字错误较少，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字校勘意义。下面，我们分别以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例，来介绍二十四卷抄本的校勘价值。

根据二十四卷抄本，可以校正手稿本中的一些错文、衍文和脱文。

错文的情况较多。如《捉狐》篇手稿本中有“公恐其脱”句，这个“公”字出现的很突然，因为主人公在全篇中一共出现了六次，只有这个地方称“公”，而其他五处都称“翁”，“公”极有可能是“翁”字之误，根据二十四卷本校勘，果然如此。另外《贾儿》篇，手稿本有“而妇瘠殊甚，心渐明了，……寻卒”句，“寻卒”让人颇为费解，既然狐狸已经被贾儿设计毒死，贾妇也心渐明了，怎么可能会没过多久死去呢？何况后面还提到北郭王氏妇“狐绝而病亦愈”，校以二十四卷本，才知道是“寻愈”之误。

再看衍文和脱文的情况。在手稿本中，《王兰》篇末交代，王兰之友张姓，被御史释放后，“囊中存数百里金”，“数百里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校以手稿本，原来“百”下衍“里”字，改为“数百金”，就文从字顺了。脱文的情况也不少，如手稿本《聂小倩》中有“颦蹙而欲啼，足劻勷而懒步”句，语义不通，上下句也不对称，校以二十四卷抄本，原来“颦”前有“眉”字，手稿本脱。类似的情况还有《阿霞》篇中“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词句”，校以二十四卷抄本，应该为“口不能道一词”，手稿本脱落“一”字。

利用二十四卷抄本还可以校对铸雪斋抄本的一些错误。如铸雪斋抄本《侠女》中“以君之暇昵”句，二十四卷抄本“暇”作“狎”，是正确的。铸雪斋抄本《酒友》中有“酣醉而大卧”句，“大”字显然不对，二十四卷抄本为“犬”，正确。铸雪斋抄本《莲香》中有“脉拆拆如斯”句，无法理解，根据二十四卷抄本知道“拆拆”应为“析析”，意思为散乱的样子，铸雪斋抄本因形近而误。另外《莲香》中有“顾不常”句，校以二十四卷抄本，知道“顾”字后脱落“亦”字，“东邻生”句后则脱落“偶至”二字。

可知，二十四卷抄本不仅保留了《聊斋》原稿的绝大多数篇目，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字校勘意义。

（本文原载《蒲松龄研究》201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