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之路（七）：在教学工作起步中寻找教师职业真谛

宁稼雨

摘要：本文简述作者在南开大学留校工作后承担古代文学（元明清部分）教学工作备课和授课方面的经历。毕业工作后第一次为本科师资班授课所做备课工作是带有专题研究性的授课，其授课篇目内容为经过筛选的终点作家作品的专题性讲授。其中既有综合学界研究成果的汇编，也有本人的研究成果。这次起点较高的授课准备为后来的全日制本科生授课和作者承担的南开本《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明清文学部分，都做了比较翔实的准备。

关键词：留校   教学   起步

1985年7月，我硕士毕业，留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从这时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在这里走过了人生历程的大半段。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首先要把本职工作——上课工作做好。我把教师上课称为教师的“饭碗”，既是谋生的手段，也是职业的分内之事。所以，我留校工作后，大约用了三五年的时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作为古代文学教师应该承担的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准备上。

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有三个教研室：古典文学教研室、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室。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三个教研室的阵容堪称强大：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为后来的中文系主任郝世峰教授，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文学有郝志达教授、杨成孚教授、朱家驰教授（我下一届硕士毕业赵季兄留校也在此段工作）；唐宋文学有孙昌武教授、郝世峰教授、张红教授（我下一届硕士毕业肖占鹏兄留校也在此段工作），元明清文学有宋绵有教授、陈洪教授。我加入古典文学教研室后元明清文学段工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有王达津教授、罗宗强教授，跟我毕业时间相仿佛的卢盛江兄和张毅兄都在这个研究室工作；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由华粹深、朱一玄、宁宗一、鲁德才四位先生创建，我的授业恩师刘叶秋先生作为南开中文系兼职教授也是属于这个研究室。我来这里求学时华粹深先生已经故去，由鲁德才教授担任研究室主任。另外还有从中央广播文工团调入，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薛宝琨教授，我的两位师兄李剑国和许祥麟，还有教研室秘书陆广训老师。两个研究室的老师以科研为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兼跨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因为我的人事户口在古典文学教研室，所以教学工作是重要的分内工作。

留校工作后接到的第一个课堂教学任务是给当时南开中文系为支持天津市中学师资培训工作办的一个师资培训班。我负责该班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段的教学工作。

虽然这个班不是全日制班级课程，但在授课难度上远远超出。原因是，这个师资培训班的学员都是当时天津市内中学在岗语文教师，不但有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班上学员的年龄均与我仿佛，甚至比我还大），而且均已取得汉语言文学专科学历。所以，教研室主任陈洪老师在向我布置任务时特别交代：这个班级的学员都学过中国文学史，所以古代文学课不能用全日制课程那样面面俱到的方法，而需要在有一定覆盖面的基础上强调突出若干重要知识点。相当于基础课和选修课之间的程度。

这个任务对于刚刚硕士毕业留校工作，第一次正式走上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堂教学讲台的我来说，的确相当艰巨。因为这不但有知识积累的不足，更有大学讲课的生疏。但既然是大学讲台的第一步，就必须知难而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为此我仔细做了情况分析和方法遴选。感觉虽然在知识积累和大学讲台授课方面都存在不足，但也有些有利因素，应该充分调动发扬。

首先，与完全没有讲课经验的应届毕业生相比，我上大学前曾在中学有过近6年教书工作经历。这个期间的主业是中学美术老师，但还上过历史、地理、政治等其他文科课程。尽管那时还是“读书无用论”盛行，高考中止的年代。但我作为一名老师，无论外部环境如何，认真备课，用心上课的起码职业道德还是要有的。这样的备课和上课经历至少让我有了6年的课堂教学经验，这个经历至少积累了一定的课堂教学临场经验。其次，我在硕士就读期间有过正式教学实习工作，内容是为当时南开大学外文系1983级本科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先秦至唐代）课程授课。这次授课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从学生那里得知，大学“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中的很多作品在中学课本中出现过。所以，学生很希望同样的篇目能讲出与中学课堂不同的风采和水平。这对于我即将承担的师资班课程教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三，三年的硕士学习，在专业基础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和积累，尤其是用学术研究的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专业训练。这些都是达到师资班教学目标要求的重要条件。

有了思想准备，有了信心，就有了明确的方向目标和工作思路。为准确把握好“基础课与选修课”这种课程性质和程度，先明确了大致的课程框架设计思路。鉴于该班学员已经学过文学史，不能再面面俱到全面讲授文学史。因此我把课程框架大致设置为经典作家作品的专题性讲解。具体做法是从我所承担的元明清文学史中选出十种重要作家作品作为讲授篇目，围绕所选篇目，从某一学术角度切入，进行专题性讲授。

这些讲授篇目备课大致采用了种方式：一是吸收综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以专题问题形式讲授，采用这种方式的篇目和主要内容有：

1.“西厢记》三部曲的主题演变”。

这个专题是关于文学史中经典篇目《西厢记》一章的深入挖掘展开。在充分了解《西厢记》故事演变演变相关文献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莺莺传》、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和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三部作品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最终结局乃至主题思想的演变变化历程作为讲授内容。对于已经学过文学史，并且在中学承担语文教学工作的学员来说，这样的内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指通过文学史学习，元杂剧《西厢记》的基本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是清楚的，而陌生的是指在对一般的文学史教材和教学关于《西厢记》基本内容了解的基础上，又能把知识视野深入扩大到对于《西厢记》故事渊源和文本演变的比较专业的层面。这样的内容学员表示，不但扩大了自己的知识视野和深度，同时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有直接的补充知识营养的作用。

2.“从《窦娥冤》看中西方悲剧观念异同”。

这个专题内容虽然属于元代文学史中重要经典作家关汉卿的经典篇目《窦娥冤》，但究其内容主旨，应该属于比较文学乃至比较诗学的学科方面。其主要内容是以《窦娥冤》和中外相关作品为例，比较西方悲剧观念与中国悲剧观念的异同。核心内容是用从亚里斯多德以来西方传统悲剧关于悲剧主人公贵族说、悲剧走向结局由顺到逆说，以及悲剧效果怜悯说的主体内容，与以《窦娥冤》为代表的中国悲剧在相关方面的不同表现加以比较，进而明确中国与西方悲剧观念的异同所在，并以此强调说明不能用西方悲剧观念作为标准衡量中国是否有悲剧存在的理由。因为《窦娥冤》是中学语文课本的重要篇目，学员们对此篇非常重视。课堂授课所介绍的中西方悲剧观念异同问题对多数学员来说非常新颖，对于理解和把握《窦娥冤》课文的深层文学艺术定位比较贴切，同时也是知识学习的重要收获。

3.“《三国演义》的人物类型化塑造”。

该专题的立意在于以《三国演义》为例，参照西方小说人物形象发展历程线索，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大致演变轨迹。西方传统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大致经历过类型化人物形象塑造（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所总结的“扁平人物”），性格化人物形象塑造（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所总结的“圆形人物”），心理化人物形象塑造。与之相类，中国古代小说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而《三国演义》则堪称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处于类型化人物形象塑造的典范代表。同样道理，《三国演义》也是中学语文课本重要的篇目，学员们在听完这些内容之后表示，不但有知识方面的收获，同时对于理解和讲授中学语文课本中《三国演义》的相关篇目，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4. “《金瓶梅》对古代小说发展的贡献”

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自身的内容关系，它文学史上几乎成为一个另类。这种状况在20世纪八十年代表现尤为明显。文化革命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了两部《中国小说史》，一部面向专业学习研究者，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撰写了《中国小说史》；一部面向社会普通读者，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简编》。后者竟然把《金瓶梅》这部小说排除在外。与之相类，中学语文课本中也根本见不到与《金瓶梅》相关的任何信息。因为我的硕士导师之一宁宗一先生是南开本《中国小说史简编》的执笔者之一。有意思的是，《金瓶梅》被排除在《中国小说史简编》之外，不但没有浇灭他关注研究《金瓶梅》的兴趣和热情，反而激发起他对《金瓶梅》更大的研究热情。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对《金瓶梅》有过很多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我作为他的学生，能够近水楼台地了解这些研究信息，感觉非常有必要让中学语文教师了解《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价值。于是我把宁宗一先生和其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梳理，形成一个以《金瓶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贡献的讲稿。其要点是：在《金瓶梅》之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历史演义题材，英雄传奇题材、神魔题材树立了标杆旗帜，也因此带动了这集中类型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但这几种题材类型都是远离现实社会和普通凡人的帝王英雄，或妖魔神怪。在中国小说中，最接地气，反映普通凡人现实生活题材的“世情小说”尚未出现代表性作品和规模性效应。《金瓶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弥补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缺憾，开创了以反映市井凡人生活为题材内容的世情小说新路。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金瓶梅》的开路，也就没有相同题材类型，作为中国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的出现。这样的教学内容虽然对中学语文教学没有直接用处，但学员们表示它补充了原有知识体系中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完整链条的缺失，也有助于对其他小说题材类型的把握认知。

5.“《红楼梦》与中国诗意文化精神”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影响巨大的名著，也是中学语文课本中重要内容。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各种论著也堪称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如何准确把握这部小说的艺术精髓，贯通对这部小说以往认知的积累，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然而又难度很大的问题。为此我搜索阅读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后，认为应该从《红楼梦》的基本艺术精神入手来把握这个问题。具体内容是指：《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全部精华的提炼，浓缩和集成。从文体上看，它虽然依然采用中国白话通俗小说的基本体制——章回体，但在叙述故事、性格化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表述等小说基本要素方面已经全面超越了前人。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它又全面吸收了中国诗歌传统中的精粹部分，并将其融注于叙事故事中。所以，《红楼梦》是一部浓缩吸收中国诗歌文化精髓的叙事体小说作品，所以它才能在艺术上登上中国文学史的巅峰。这个主题让学员们感觉到能够在小说艺术方面了解把握《红楼梦》艺术成就的重心所在，对扩大知识视野和中学语文课本中《红楼梦》教学均有裨益。

6.“《儒林外史》的悲喜剧精神”

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史上，《儒林外史》应该算是一个另类。虽然从文体上看它属于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白话章回小说，但就其内容和思想来说，它更多带有文人的气息。另一方面，节选于《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节历来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因此，从大处着眼，抓住《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美学精神要义，也是这种专题性古代文学课程应该考虑的操作方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硕士导师之一宁宗一先生此前写过一篇关于从悲喜剧角度认识《儒林外史》美学精神的重要文章。在了解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我又阅读学习了作为这篇文章美学原理出处的十七世纪意大利美学家瓜里尼关于悲喜剧理论的论述，并联系其他相关作品，从悲喜剧理论角度给予《儒林外史》以小说美学的解读和分析。其基本要义是：《儒林外史》中类似“范进中举”一类貌似可笑的喜剧性外表，其深处却蕴含着悲剧性的潜流。这种悲喜剧融合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简单的悲剧元素与喜剧元素的相加（如《窦娥冤》中窦娥的悲惨遭遇与桃杌太守的插科打诨），而是同一人物同一情节的悲喜双重性质。类似采用这种美学风格的作品还有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坷德》和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专题让学员反映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对于把握中学语文课本中《儒林外史》的内容大有裨益。

第二种方式是我本人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思考研究之后写出的专题论文，这种性质的篇目有三篇：

1.“《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探迹”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中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中学语文课本的很多篇目来源。但这部作品从问世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评论者，尤其是政府官方的政治视角价值评价。先是从明清两代开始就多次遭到明令禁毁，继而从1949年之后又从官方角度将其定位为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但文化革命期间又反过来将其定为农民起义“投降派”而加以批判。这些反差巨大的评价显然不利于这部经典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所以，我决定写篇文章，主旨在于摒弃和超越各种带有明显功利目的的政治性评价，而从超越社会阶级阶层的全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该文从《水浒传》民族心理问题的提出，说明超越阶级和政治功利目的，从民族心理整体上认识《水浒传》的必要性，然后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以及民族心理问题的复杂性等几个方面分析论述《水浒传》民族心理问题。此前，学员对《水浒传》的知识背景基本限于从阶级斗争角度的农民起义和背叛农民起义的“投降”说，从民族心理角度解读《水浒传》的说法让他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表示这样的内容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水浒传》节选内容的教学将会有比较重要的启示作用。后来，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被选为中学语文课本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篇的教材辅导材料。

2.“《三言》对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融合”

话本小说（含拟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唯一体制形式，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有些话本小说优秀作品也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但宋元时期的原始话本和明代中后期冯梦龙、凌濛初为代表的“三言二拍”在社会文化属性上并不完全相同。我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一般文学史和小说史往往笼统地将二者混为一谈，并列以“通俗文学”称之。而事实上，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由于文人作家的参与，在文化属性和传播作用上已经与宋元时期说话艺人的说话底本有了明显变化。为辨析二者异同关系，澄清笼统模糊认识，我写下《论<三言>对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融合》一文，作为这次课程的专题讲稿之一。除了从哲学和文学理论角度阐明文学观念与许多事物认识过程相似，具有“正反和”的普遍规律并以之解释以《三言》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述说明冯梦龙《三言》对于融合通俗文学与文人文学的贡献。一是剔除传统宋元原始话本中庸俗不雅部分，以文人文学观念和相关手法进行调整润饰；二是用通俗文学观念手法对来自文人笔记和传奇小说进行改造，使之达到冯梦龙设定的“适俗”目的。这个专题内容补充更新了学员对于话本和拟话本小说认识的模糊笼统之处，他们认为对把握中学语文课本中相关的《三言》作品也会有启发作用。这篇文章发表后，先后被《文学遗产》“论点摘编”栏目和《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选转发。

3.“《聊斋志异》与清初审美思潮”

作为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聊斋志异》在文学史和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都有《聊斋志异》的篇目。《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与“四大名著”其他作品全书为一个完整故事链条明显不同。另一方面，与大多经典名著一样，《聊斋志异》无论是作品原文版本，还是相关研究论著，都多如牛毛。这种复杂情况让我想到，如何在诸多研究论著中提纲挈领，抓住能够说明其主要文化精神实质的线索来简明梳理概括《聊斋志异》的文化文学属性，应该是这种专题性质文学史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按照这个思路，我准备筹划了“《聊斋志异》与清初审美思潮”这个专题的讲稿。这个讲稿的理论来源是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他在这部书中把明清时期的文艺思潮总结为“市民文艺”“浪漫洪流”“古典主义”“感伤思潮”。这为我认识把握《聊斋志异》的时代文化精神提供了基础坐标。我以此为线索来追寻《聊斋志异》的审美思潮特征，发现《聊斋志异》一方面保留了明末“浪漫洪流”的特征，一方面集中体现了清初“感伤思潮”，同时，也有部分作品表现出“浪漫洪流”与“感伤思潮”的融合。这篇专题讲稿也受到该班学员肯定，认为不但学到了相关知识，启发中学语文课本中《聊斋志异》作品篇目备课教学，也受到认识问题时思想方法的启示。这篇专题讲稿当时没有发表，后来经过打磨提升后收入我撰写的南开本《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中，并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

后来回想起留校工作后第一次授课准备经历，深感幸运。因为这次授课对象不同于普通按部就班的文学史教学，而是带有专题研究性的授课，所以无形中为备课设定了比较高的起点和定位，对后来的古代文学基础课教学夯实了基础。这次备课授课不仅让我本人对相关学界研究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并从中思考发现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式教学方式探索，而且也为我后来我的大学本科全日制古代文学史教学奠定了基础。这次授课时间是1986年，两年之后，我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全日制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由于此前为师资班的授课准备比较充分，在此基础上，我又将这些重点讲授的专题部分之外是面上知识做了全面补充和落实，使我所承担的元明清时段古代文学授课有了比较系统扎实的教学内容。在1988年我为南开中文系本科生授课之后，从1989级开始一直承担这一课程。直到1996年中文系将古代文学学科三个教研室（古典文学、文学批评史、小说戏曲）合并，有人分担这门课程之后，才得到轮流上课的机会。

由于元明清文学的备课工作准备比较充分，那几届学生反响尚好。大约2005年前后，有位1991级听过我的这门课程学生，从已经留学的美国回国到母校办理某种手续，偶然在校园见到我。她跟我没说上三句话，就对我说：“您给我们讲的元明清文学，我到现在还能把全部课程内容的大致框架和要点复述出来！”这个反响和评价对一个大学老师来说，我感觉已经是至高的荣誉了！

进入21世纪后，南开大学由罗宗强、陈洪先生领衔，开始编写南开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我本人承担第三卷明清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这个工作的基础就是从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之后，从1986年为本科师资班的授课，到后来为南开中文系本科生多年讲授古代文学元明清段的长期积累。

几十年的大学工作经历使我感觉到，一位大学老师，无论你学术上有多么卓越的成就，如果不能为你所在学校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上一门让他们满意叫好的基础课，那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职业业绩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非常赞同季羡林先生说过的一句简单然而深刻的话：“我搞好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好课！”

（本文原载《广西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