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文化   “三段说”中国文学 帝王 士人 市民

摘要：本文以作者提出中国文化“三段说”为依据，从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嬗变轨迹进行梳理，进而从新的视角把握和审视中国文学演进的阶段变化和内在动因。

文学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凝聚之一。它是人类精神和情感的表现渠道，文学的历史也是人类精神情感历史的重要记录。

认识了解人类文学的历史，是回顾人类精神情感历史，铸造当代人精神情感家园的捷径之一。中国文学是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记录，对中国人陶冶情操，铸造民族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人类精神情感记录的文学，其产生发展历程受到其载体记录方式的制约。在文字产生之前，文学是通过口头传承流传的。文字出现给文学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文学在此基础上得到蓬勃发展。

文学又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组成部分，所以，本书把中国文学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和把握梳理。

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主要经历了史前蒙昧文化、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和文化转型五个大的历史段落。其中“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是主体部分。

史前蒙昧文化是指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准备和序幕时期。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材料可以看到，华夏史前文明时期已经具备了农耕文化、家庭本位和伦理观念的雏形，为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帝王文化是指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形成的奠基时期，主要体现帝王阶层的意志和利益。从诸子百家思想，到周礼礼仪的确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无不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从各个方面奠定基础。

士人文化是指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成熟和繁荣时期，以体现文人阶层的观念修养为主要特色。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揭开了它的序幕，唐诗宋词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和生活。同时，中国文化的文雅气息，也逐渐从帝王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枝独秀之花。

市民文化是指元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巩固和发展时期，以表现市民阶层生活和愿望为主。市民阶层登上社会舞台，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无限生机。从勾栏瓦肆，到秦淮河畔，戏曲小说中的市民生活是古代大众文化的集中缩影。

文化转型是指近代，是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大炮不仅打开了中国国门，也输入了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在此强烈冲击下，从社会思想、政治制度到文化思潮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

一   帝王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主要体现为帝王阶层的意志和利益。如果说西周时期周礼礼仪确立为帝王文化奠定了社会基础的话，那么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则成为帝王文化的上层建筑；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也都明确昭示出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帝王阶层对于国家文化的掌握控驭能力是不可撼动的。因而，先秦两汉文学，也深深受制于这个大的文化背景——帝王文化的影子广泛投落在文学艺术的每一个角落，文学中表现出深深的帝王情结：

不要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帝王意志的集中体现，就连屈原的痛不欲生，也饱含与帝王之间深深的不解之情。如果说纪传体史传体制的形成，是以帝王为核心焦点的话，那么《上林赋》《两都赋》则完全是给处于上升和权威确定时期帝王们得到士人赞美和歌颂状况的真实写照。[1]

从中国社会的形成和文学的起源发展看，这个时期既是以帝王为政治核心的社会制度形成并定型的时期，也是帝王文化大厦构筑形成时期。从社会社会制度形成角度看，从夏启代益即位，到“少康中兴”，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由原始公社“禅让”变为家族世袭。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帝王政治制度格局之中，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在帝王政治制度影响左右下，含有各种文学内容体裁要素的文体样式和各种文学思潮也在帝王文化的笼罩下逐渐孕育形成。甲骨卜辞的占卜内容形式成为最早的散文形态，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演化出《左传》《战国策》《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和百家争鸣背景下繁荣的诸子散文；《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则是中国诗歌的发轫；神话传说、诸子寓言、史传文学、辞赋几个方面的动态嬗变是中国小说的最早源头动力；此外，《楚辞》的文体形式和对偶手法为辞赋奠定了基础，而《九歌》的戏曲要素也成为最早的戏剧萌芽。各种文体孕育萌发的理由，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帝王阶层构建文化舞台的需求。从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角度看，以为帝王政治制度建言献策为主旨的诸子百家思想学说中，已经含有足以影响后世中国文学思想的各种文学思潮要素。尤其是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儒、道两家思想，实际上从文学的社会功能，到审美价值取向，都从相互补充的角度为中国文学艺术思想夯实了台基，影响着此后几千年文学思潮的走向。其中儒家提出的“文以载道”思想为整个封建时代文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的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石。而道家“道法自然”则成为帝王文化背景下文学思想中关于“道”的内涵理解提出了另类的解释。与此同时，注重文学社会功能的儒家思想和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道家思想分别用 “诗言志” “思无邪”“温柔敦厚”和“法自然”“大象无形”等范畴理念分别为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思潮提出了具体的理论素材。从文学参与者的组成来看，在帝王文化社会背景下，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以往供职于周天子王朝的士人流落到社会，以个体身份为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竭尽其能量，直至市民文化格局形成之后才发生变化。

这个时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轫时期，很多文学体裁的孕育形成往往与帝王文化的大厦构建相关。《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诗经》收诗三百零五篇，按照音乐分类，共有“风”“雅”“颂”三部分。如果说《国风》是帝王采风所了解到的各地民风民情的话，那么《大雅》《小雅》和《颂》则是帝王贵族阶层高贵生活和祭祀活动的记录。在文学手法上，《诗经》中灵活运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初步形成民歌创作的艺术传统，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孔子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就表明，从孔子开始，符合帝王文化根本利益的正统思想是文学内容的主导倾向。但与此同时，帝王采风的形式又使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民诉求。

战国后期，在南方产生了楚辞这一具有楚文化独特地方风采的新诗体。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在内容上与《诗经》有一点很大不同。如果说《诗经》的主要是帝王采集民间生活状况和自身生活记录的话，那么《离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它以士人的口吻，通篇陈述诉说作为一位士人由于不能得到帝王的信任和重用而产生的怨恨牢骚。从而打造形成帝王与士人关系这一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题材类型。在形式上，楚辞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屈原运用楚辞形式创作了《九歌》《九章》，其代表作《离骚》是古代文学史上最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诗经》和楚辞，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古代诗歌现实精神和浪漫色彩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后世。
       先秦时期影响和促生散文形成繁荣的两个重要因素均与帝王文化背景有关。一是史官文化，二是士文化。史官文化促生了史传散文，士文化促生了诸子散文。得力于史官文化作用的史学发达是中国文化一大亮点，而作为史官文化成果的史学发达的主要动力是帝王文化巩固和延续权力统治的需求。正是这一需求催生和缔造出中国史传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从《尚书》《左传》到《国语》《战国策》，形成了先秦史传散文豪华阵容的亮眼方队。以时为序的《左传》和以国为别的《国语》和《战国策》，各逞所长，很多佳作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从西周“学在官府”走出的士人从根子上就秉承为帝王文化服务的基因，继续为帝王建言献策。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百家争鸣”这一文化现象成为以追逐帝王文化主流来证明其社会价值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士蜂起。诸家诸侯争夺政治统治核心权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帝王文化的政治核心从西周之后竞争重组的过程。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产生了以百家争鸣为外在特征，以“君人南面之术”为价值主体的诸子散文。其中佳篇往往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论语》以警策蕴藉见长，《孟子》则以雄辩气势见长，而《庄子》则汪洋恣肆，挥洒自如，文学性最强。但无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其社会功能是一致的，那就是或者为帝王施政提供思想理论学说，或者为帝王统治过程作出记录和说明。

秦汉文学属于这个时期的第二段，帝王文化的大背景没有变，但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特点。与先秦相比，秦汉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学发展在沿帝王文化这一既定道路上行走得愈加坚定明确。从政治格局上看，秦汉帝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的局面，国家进入中央集权的统一时代。帝王文化进入稳固状态的局面对文学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成为士人向帝王献媚，以歌功颂德和彰扬帝国气象为主要功能的宫廷文学局面。其具体表现为：

从创作主体上看，在帝王文化的大背景气候下，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纷纷游移于帝王诸侯周围，形成若干兼幕僚和作家于一体的群体。与先秦诸子有所不同的是，向帝王贡献政治治国理念的思想学说被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的宫廷文风所取代。从汉武帝手下的司马相如和东方朔，到吴王刘濞门下的枚乘和邹阳，这些帝王周围“言语侍从之臣”既是帝王政治权威的陪衬，又是以歌功颂德为能事之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皇权政治权威局面相吻合，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汉代文学风尚。在帝王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中心政策影响下，汉代文学格式化的、凝重板滞的风格取代了先秦文学那种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局面。当然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来看，汉代又是富有转折作用的一个重要时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趋于僵化，楚辞所创立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涌动，继而又在文人群体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由此醖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在两汉时期帝王文化强势背景下，帝国君臣追求物质和精神享乐，辞赋成为用来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的得力媒介。汉赋经过了骚体赋、大赋、抒情小赋几个发展阶段，给予魏晋辞赋和唐宋文赋以直接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先秦时期帝王采风传统的延续，催生了汉代乐府诗的成熟。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它具有两方面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帝王采风作为帝王文化的组成部分，因其能够直接关注社会民生而呈现帝王文化中正面价值的因素。另一方面，乐府诗往往经过文人之手，这不仅增强了乐府诗的文学价值，而且也催生了文人五言诗的产生，并且对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士人文化具有一定的启动作用。

汉武帝时官方设立的采诗机构为乐府，其所采集的民歌即称为乐府诗。来自民间而又“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乐府民歌，全面反映了两汉各个侧面的社会生活，传达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态和诉求。它与《诗经》赋、比、兴各种艺术手法一脉相承，着力反映和表现汉代社会生活，尤其在叙事铺陈方面，更加成熟熟练；其语言富于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又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在汉乐府民歌带动下，汉代文人五言诗也由酝酿而逐渐趋向成熟。东汉末年，一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古诗十九首》出现，它是文人五言诗成熟标志。从内容上看，它抒发了动乱社会下层士子的牢骚不平，情调难免感伤。从表现手法上看，它与汉乐府民歌多为叙事诗不同，它长于抒情，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被后人赞誉为“五言之冠冕”。
       代表两汉时期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史记》。此书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开创了纪传体这种新的史书体例。“纪传体”这一史书体例的创立，其意义已经超出史学自身的范围，它堪称史学领域对于帝王文化背景下以帝王为社会至尊这一社会阶层观念在史书体例方面的正式确定。当然，《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批判精神，也向来为人们称道。从文学角度看，它所塑造的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闪耀着鲜明独特的个性光彩；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谋篇布局的多样和巧妙，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二、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为止，这是中国文化的士人文化时代。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说：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前后大约一千年的时间为士人文化时期。此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帝王文化的根基依旧稳固的基础上，以文人学士为主体的中国士人文化开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舞台上的主打戏。^⑴p7

之所以把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宋代这样长的时间划为士人文化时段，是考虑到以下重要事实：第一，从文化内涵上看，这个时期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的主调，而士人文学是士人文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之一；第二，在士人文化的强大作用下，中国文学开始从朦胧走向自觉，并在南北朝完成了文学自觉的进程。第三，随着文学独立自觉局面的出现，代表文人文学几种重要文体（诗歌、散文、词）在这个时期臻于完备，并且达到这几种文体的最高成就。
       士人文化时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是，随着门阀士族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崛起，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成为必然要求。而这些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学艺术从社会政治功利的附庸变而为独立的审美活动的必要前提。正是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才导致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获得更加自觉的发展，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从实用性文学走向审美性文学变革的显著成就。

诗歌是士人文学诸多文体样式中的翘楚者。其翘楚的核心要义则是实现群体人格独立之后文人内心各种情怀在诗歌内容方面的倾诉。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汉末魏初，，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加上“建安七子”，组成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的共同风格，其中以曹植和王粲的诗歌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随着世风变易，“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加上左思，继续在诗坛发力，其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或气骨遒上，在精神上继承了建安文学，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西晋时期伴随文学自觉独立的需求，开始追求华丽文风。其代表人物陆机、张协、潘岳等人作品渐多丽辞缛采。在玄学思想影响左右下，东晋玄言诗曾经泛滥一时，能超拔流俗的大诗人是陶渊明。陶诗题材以田园生活为主，风格自然冲淡，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其散文和小赋数量不多，却十分出色。这些成就，标志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阶段，同时也标志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诗歌这一文学重要形式不仅自身得到强势发展，而且还影响和带动了当时的其他各种文体。散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
       当然，士人文化背景下的士人文学，仍然需要通过宫廷的核心纽带作用来实现。从曹魏时期开始，在帝王关注参与下，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的技巧。这个现象背后的文学史涵义是，随着士人文化格局的形成，受到文艺风气影响的不仅仅是文人阶层，也包括帝王。此时的帝王阶层不仅能够从统治者角度认识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文学艺术创作的大军当中来，成为士人文化背景下文学走向独立全盛局面的参与者。以曹操为首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与此同时，思想领域的士族士人化也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玄学和佛学几乎同时成为解读士人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论陈述，并将其渗入文学理论和创作，使文学园地呈现繁花似锦的新局面。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以及佛教真空观念、 心性观念、境界观念等，均从不同渠道和角度渗透到文学领域，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和创作的繁荣。作为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笔”之分成为南北朝文坛十分抢眼的文学现象。在《文选》的文体界定和诸多专门文学理论著作引导推动下，诗歌和骈文创作的专业化成为许多文人的人生价值追求。南方有多作描绘自然景色的山水诗的谢灵运和谢眺，同时也有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情怀，颇有气魄的鲍照。北方庾信则能比较沉寂的文苑中独标清新，在诗歌形式上可称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在文学独立和自觉这一文学大背景的作用影响下，骈文成为这一时期证明文学特色价值的流行文体，其规矩虽多，但恰恰体现出人们强调文学独立性的用心，而且有些佳作仍粲然可观。纵观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的各种文学形式，从文学自觉和文学独立的角度看，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比骈文更能彰显文学从实用性文体当中分离出来，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成为独立的审美性文学创作的功能作用。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耀。因南北地狱、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差异，南朝吴歌、西曲大都具有明丽柔婉的风格，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却刚健亢爽，如裘马大风。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颇引人注目。这两个方面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史上的影响作用，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发展相关。从小说方面看，中国古代小说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文言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分别代表了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品型。 作为士人文化小说系统的起步，正是从魏晋南北朝以干宝《搜神记》等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这两部小说成为后世文言小说先声之作。从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看，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和市民文化尽管都具有自身的批评主体和相应的批评标准，但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形成，还是功在起步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批评局面的肇始[2]。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文心雕龙》尤其体大思精，今已成为显学。
       在士人文化背景之下，盛唐时期文学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诗歌创作空前繁荣，堪称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古体诗和近体诗异彩纷呈，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从初盛唐到中晚唐，都名家辈出，星驰云涌。“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除齐梁宫体诗颓弊习气，使唐诗开始走向社会、贴近现实，成为清新健康的篇什。同时，他们在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努力大胆探索，为唐诗的空前发展铺平了道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两大诗歌流派。前者多写闲情逸致，但格调高雅，意境幽美。尤其代表人物王维诗作人称“诗中有画”，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后者则多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或奇峭，有显著特色。嗣后，李白与杜甫先后崛起，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雄视今古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杜甫诗集中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号称“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白与杜甫，分别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的伟大诗人。

士人文化时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这个时期与士人文化社会背景相关的几方面要素有：首先是科举制度与士人文化的关联。从唐太宗时代开始实施的科举制度与士人文化乃至相关文学发展存在两层关系。其一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导致帝王与士人的关系成为固定的主仆关系模式，士人的社会价值实现必须通过科举途径去实现，从而使科举制度成为帝王阶层统治控驭士人阶层的有效手段，并为士人文化舞台活动范围作出相应定位，即在帝王文化允许认可的范围内进行士人文化舞台的演出。其二是在此背景下，用士人文化的文学手段去重新诠释和探索实践“文以载道”理念成为这个时段各种文学运动的核心主旨。其次是由于唐玄宗时代科举考试中以辞赋为主要科目的“进士”考试逐渐成为科举考试主流，并且在宋代欧阳修推动下成为科举考试定式，从而极大激发和推动了广大士人在诗赋领域的创作能量，也为士人文化背景下以诗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学舞台走向极致提供了施展能量的巨大舞台。第三是这个时段城市社会的发展，不仅为士人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保证，催生了诗词等士人主体文学样式的繁荣，而且也为随城市繁荣而产生于萌芽状态的市民文化与此时处于强势的士人文化之间提供了有效的衔接渠道。这三个方面对这个时段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中叶以后，在士人文化进入成熟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在“文以载道”大旗下韩、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从唐中叶到宋代，诗歌走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二是受宋代理学影响，宋代诗歌也出现了新的趋势，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成为诗坛新的动向。就宋诗在中国诗歌史的地位而言，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最能代表宋诗的独特性。他们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新文体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名字是词史上最耀眼明星。

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从六朝时期的“丛残小语”进入的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从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发展到宋代“说话”艺术 的兴盛，表现出这个时期中国叙事文学的新发展。

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唐时期的士人文化在文学领域更加显示出对于个性特色的追求。唐宪宗元和年间，在白居易和元稹倡导下，诗坛发起一场新乐府运动。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纲领倡导下，他们以巨大热情写作了《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新题乐府》十二首等组诗，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时弊进行讽喻批评，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堪称古代长篇诗歌中的杰作。和元白诗风殊趣的，有以韩愈、孟郊为首崇尚险怪、以理入诗的一派。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尚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等。在中晚唐之交出现的李贺，以其诡异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诗歌。
       在晚唐社会凋敝环境影响下，诗歌风格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重。杜牧和李商隐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杜牧诗歌内容多伤春惜别和咏史怀古，风格俊爽自然，形式上以七绝为主；李商隐以爱情诗名垂千古，其“无题”诗工于比兴，意蕴深永，沉博绝丽。但有些作品则未免晦涩难解，其诗歌形式以七律为主。
       散文是士人文化背景下文学舞台的一大亮点。唐初骈文盛行，虽不断有人提倡简朴实用的散文，但影响不大。到中唐时，韩愈、柳宗元把散文作为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工具手段，力主恢复传统古文手法，找回散文在文坛的主导地位，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受此思想规范，他们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力求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感情真切，内容形式都达到了推陈出新的境地。晚唐散文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小品文为代表，鲁迅赞誉之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由于古文运动的濡染，晚唐以杜牧《阿房宫赋》为代表的赋还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
       作为士人文化的文学呈现，除诗歌散文之外，唐人传奇和词的起源形成也另人瞩目。六朝小说“丛残小语”的表现形式在唐代小说家手里发展成为“文备众体”的成熟叙事文学形式，不仅标志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走向成熟，也为士人文化背景下的盛唐文学形式增添了值得骄傲的品类。盛唐以后兴起的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新诗体，最早起源于民间，中唐以后文人染指渐多，显示出士人文化在文学领域的多元渗透；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问世。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以词写亡国之恨，虽然境界不高却感慨遥深，情真意切，语言朴素自然有珠圆玉润，多属艺术精品。
       士人文化在宋代从社会化开始向个人化转移。政治军事上显得软弱无力的宋代社会，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显得相对繁荣。这给了词这一适合文人士大夫排遣个人心性的文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北宋初期，以享乐为生活追求的朝廷上下发现词的辅佐效用，在晏殊等达官贵人手里，词成为娱宾遣兴的工具，词风未脱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由于个人遭遇不幸，晏殊之子晏几道的词风格多低回感伤色彩。范仲淹有革新思想，有以镇守边塞，经历丰富，写出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词作之作。
       柳永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变革作用。他不仅把词从描写闺阁生活的小令短制扩大发展成为表现相思旅愁的长调慢词，而且还大胆创造和使用了很多新的词调，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他的词富于平民色彩，在百姓中传唱甚广。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一派，而追根溯源，都是从柳词分化而出。苏轼从理论上摒弃了诗尊词卑的观念，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将词从表现传统的抒发柔情拓展为豪情，将词的题材从表现男欢女爱的狭小范围扩展为表现人生多种境遇，把词的表现功能提高到了与诗同样的地位，并开创了与婉约派相对立的豪放词派。周邦彦对词的发展贡献主要在音律形式、艺术技巧方面。他在格律的精审、刻画的细腻、语言的华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除以上三人外，秦观、贺铸、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词人，都分别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也为词的士人化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以后，国家局势风雨飘摇为士人文化提供了社会考验的机会。感时伤乱、抗金爱国成为词这一士大夫文体的一大主题。南宋初期词人多经历靖康之变，一改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无论是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还是词的创作风格，他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他的词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多种风格并存。辛派词人还有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而不免剑拔弩张。
       在士人文化背景下，宋诗与唐诗形成士人阶层在诗歌领域两种不同的文体解读和实践形式。大体上看，唐诗注重情韵，宋诗注重理致。宋初诗人学李商隐，号西昆体。到欧阳修手里，宋诗注重气骨、长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实践并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的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同时非常重视诗歌语言的创造，力主“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将其作为江西诗派的纲领，成为江西诗派的宗主。江西诗派的余脉还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但又能自出机杼，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突出的爱国诗人，留下诗作近万首，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士人文化背景把宋代散文推向更加文人化的境地。北宋初期，主要沿袭晚唐五代文风，盛行四六骈体，只有柳开、王禹偁等少数几人反对，力倡复古，创作散体古文。北宋中叶，兴起了欧阳修为领袖的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宋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而欧、苏等人并不象韩愈等人那样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这样，他们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北宋末期，散文衰落，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章虽然也较有特色，但已远逊欧、苏了。两宋之际，政局巨变，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讨论时局的辩论文，富于鼓动性和逻辑性。到南宋中期，偏安的局面大定，散文创作呈现为两种走向：一是平易简洁的讲学之文，多为语录体，以朱熹、真德秀为代表。南宋末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面对国家的行将衰亡，许多散文寄寓着壮烈意气和黍离之悲。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笔记这种文体虽然在隋唐时已经产生，但笔记的广泛流行则是在南宋。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历元、明、清诸代而没有变化。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宋代的通俗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在唐代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话本，成为后世演义小说和白话小说的滥觞。诸宫调和南戏也已经出现。

三、市民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学

这个时期主要包括元、明、清三个时代。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一文中说：

市民文化从宋代已经开始萌发，主要包括元、明、清三个时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造就产生数字庞大的市民阶层，同时也直接刺激了广大市民阶层精神文化的需求。这种文化需求直接导致了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繁荣，并使市民文化进占据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⑴p11

元明清三代的文学发展是市民文化背景的具体例证。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变化有两点：一是叙事文学取代抒情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形式。二是市民文学取代文人文学，成为文学殿堂的主角。具体表现为：第一，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二，文学传媒出现了印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三，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第四，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 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汤显祖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第五，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元代以后，市民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学的走向的确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市民文学的第一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以杂剧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从此开始，文学的受众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传媒在传统纸本读物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处于“九儒十丐”社会地位的文人士子，开始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创作，先是适应市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的文化品位的欣赏价值。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高明等一大批从正统文人队伍走出作家的出现，昭示市民文化背景下文学作者队伍逐渐形成。经过自宋至元的长期酝酿和实践，元杂剧无论是从社会价值、艺术成就，还是形式体制，都开辟了中国戏曲文学的黄金时代，为市民文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元末开始，杂剧逐渐走向衰微，南戏代之而起，高明《琵琶记》把南戏创作推向了高潮。南戏的兴盛为明清传奇奠定了基础。元代的文学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杂剧和南方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市民文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在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入中原地区作用下，元代还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体——散曲。杂剧与散曲合称为元曲。散曲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关汉卿和马致远是元代前期散曲作家的代表，其作品通俗平易，个性鲜明，诙谐泼辣；张可久与乔吉是后期散曲作家代表，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风格，趋于雅正典丽。与元杂剧、散曲的成就相比，元代诗文创作相对衰落，缺少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这是元代市民文学取代士人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的充分例证。
       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市民文学的第二段。虽然明清易代这个巨大政治格局变化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但从文学手法上看，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明清时期的士人文学曾经有过非常努力的探索和实践，希望能通过复古来实现传统士人文学振兴。当时涌现出大量的文学集团和派别，相互交流论战。在诗文方面有公安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但与蒸蒸日上的市民文学相比，仍然还有江郎才尽之感。

相比之下，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市民文化背景下戏曲、小说方面的收获。李贽作为明代中期以后市民文化的旗手，其思想在明代中期以后文学艺术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李贽的重要思想核心是提倡“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2）p88 同时，反对传统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等正统思想的虚伪与丑陋，注重人性中被压抑的欲望，认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⑶《明灯道古录》卷上}尤其重要的是，李贽高度赞扬流传在市井的通俗小说、戏曲。在李贽思想的影响和倡导下，不仅市民文学登堂入室，成为当时社会思想解放潮流的实体性成绩，同时，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与李贽相关的人之中，往往都是李贽思想学说的实践者。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4）p187-188}作为这种理论的重要实践，他们的散文清新朴素，自然平淡，具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真挚美感。在叙事文学领域中，这种体现市民阶层生活情趣和自由意志的理念也得到极大发展。《西游记》中敢于犯上作乱、号称“齐天大圣”的孙悟空，《牡丹亭》中“情可以生，可以死”的杜丽娘都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足迹，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体系与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在市民文化背景作用下，这个时期中国叙事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变化是，以往“讲史”“英雄传奇”“神魔”等远离现实生活普通人的“高大上”题材逐渐被描写现实生活普通人的“世情”题材所取代。其中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为肇始，冯梦龙《三言》和凌濛初《二拍》紧随其后，经蒲松龄《聊斋志异》、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各种摸索，到曹雪芹《红楼梦》终于完成文学题材主人公的主体更替，现实生活及其扮演者成为文学的主体描写对象。同时，戏曲、小说、民歌等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各种讲唱文学形式也逐渐取代传统诗文，成为文学体裁的主要样式。文学领域市民化的巨大变化成为明清后期中国文化舞台完全实现重心转移具有说服力的文化现象。

综上可见，从先秦两汉，中经魏晋唐宋，再到元明清，伴随中国文化舞台从帝王——士人——市民的三段演化，中国文学也大致经历了基本与文化舞台中心同步变化的演进轨迹。明确这个从文化到文学的重心转移过程，对于宏观把握中国历史文化走向及其对中国文学的统摄规定制约作用，掌握中国文学史上诸多文学现象的背后制约动因，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作用。

市民文学的第三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时段文学领域的突出变化是，市民文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表现出新的生命力和生长点。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作家，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传统文学观念中从“载道”到“适俗”至此也都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
       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１９１９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 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１９世纪末以来文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文学的大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J].求索.2017年第3期.

2. （明）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明）李贽.李氏文集[M].明刊本

4. （明）袁宏道著，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