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革命改变了我本人和全社会的读书求知环境，但没有改变我本人读书和求知的欲求。在这种环境下，我从纯粹知识猎取的角度，在当时必读的“红宝书”，建立个人家庭小小图书馆、与朋友交换读书，以及造反派各种宣传媒体中去获取各种知识，增广见闻，为后来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素养打下了一定基础。

关键词：学术之路   破四旧   求知

从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大环境的急剧动荡变化变化使我本人和全社会在读书和求知方面都进入巨大的危机。然而从读书和学术积累角度来说，这样的环境也是对一个人读书求知毅力历练的过程。文革十年对我的最大受益和启示就是：对于一个真心有求知欲的人来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求知的欲望和追求都是无法扼制的。

一·破四旧与红色读书

文化革命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理性和“革命”的。对于革命的道理，我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小学生一样，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坚信革命的真理。但另一方面，正处于身心成长和求知欲望强烈过程中的我，对外界的一切，尤其是文化和知识方面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于是，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获取知识的渠道。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我知道了海瑞，知道了清官这种现象；从对《武训传》的批判，我又知道了武训其人；还有什么《三家村札记》《李慧娘》《燕山夜话》等等，都使我从中得到不少文学和历史知识。但终于有一天，革命发展到暴力和血腥的阶段，终于使我对“革命”的意义不敢问津，反而一心专注于知识的猎取了。

从1966年暑期开始，学校就已经停课放假了。大多数孩子都在街上野跑和玩耍。无所事事的我除了看点有限的书，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天去海边游泳。那是8月的一天，游完泳的我回到市内时，发现有些不对。街上的宣传车来回穿梭，大喊革命口号。当我走到离我家不远的大连市鸟鱼花店时，出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镜头：一群红卫兵抬出了一个个大鱼缸，当场砸碎，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名贵热带鱼和金鱼在马路上跳来跳去；一个个鸟笼被打开，里边五颜六色的鸟儿纷纷飞上蓝天。晚饭后，我又被外边的喧闹声吸引出来。只见我们一位邻居被红卫兵揪了出来，在砸碎他家的瓷器和花瓶之后，又撕烂了让我垂涎欲滴的《红楼梦》，并且当众在他们夫妇两人的脸上都喷上了黑黑的墨汁——让他们变为十足的“黑帮”……这些，就是当时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那个时代的我，没有能力来判断这种革命的是非，但却能本能地感受到一种反感、恐惧和威胁。那时我不知道瓷器和花瓶有多大价值，但《红楼梦》在当时还是我只知其名，未见其书的神往之物。这么珍贵的东西竟然被他们撕烂了，我一边心疼，一边困惑：难道那些东西真的不好吗？但看着大人们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的样子，我也就不敢再多问什么了。

从此，家里凡是有所谓“四旧”的东西，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哪天被红卫兵小将抄出来，招致不虞之祸。人们要么主动上交，要么暗藏起来。一时间，看书，养鱼，养花都成了“四旧”，都是被取缔的东西了。

真是奇迹一样，经过“破四旧”的荡涤，好像那些旧东西一夜之间都飞到天上去了。近些年来在各种古物市场看到琳琅满目、如山如海的古物旧书，心里有时不免觉得惊诧和好笑：是那时候的革命太草率，太不彻底？还是当时人们的隐藏技巧过于高明？抑或是今天人们的作伪技术过于发达？反正当时是一下子什么书也找不到了。旧书看不成了，但读书的欲望仍然十分高涨。可是当时能看到的书，只能是突出毛的个人崇拜的红色书籍，其中不外什么《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毛泽东选集》等等。没有旧书读，这些红色书也就成了唯一可以“过瘾”的精神食粮了。可我还是那么嗜书如命，以至于竟然能够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毛泽东选集》中的主要篇章也都读完了。作为这段读书的见证，至今我还能背诵其中的绝大部分，会唱大部分毛语录歌和诗词歌，以及大量的样板戏唱段等。事隔二十多年后，我在课堂上讲授《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要》孔子儒家思想时，用李泽厚的仁学结构说加以阐释，并以毛泽东的说法作为辅助说明。如解释仁学结构中的“血缘意识”，除了历史上的党争等现象外，我顺口背诵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开场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在于不能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认为这是孔子仁学结构中“血缘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在解释仁学结构中的“人道主义”时，则背诵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一段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并暗笑我竟然如此深谙毛著，岂不知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必读和只读的功课！

这种读书，这种知识结构也许并不值得夸耀和自豪，但这就是历史，就是那个时代给我留下的读书印记。后来回想起来，自己也常常为之惋惜，心想那段时光如果用来背诵古代诗词散文，该能背诵多少啊！但历史不允许假设，相反，这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的个性特征吧？

二·我的处女图书馆

当文化革命的疾风暴雨来临之际，我曾经想过，也许以后永远也看不到以前在图书馆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各种书籍了。一时间，似乎哪怕是看看《高玉宝》《刘文学》《红旗飘飘》这样的革命书籍也成了奢望了。可是历史的变化有时快得让人难以捉摸，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就是在破四旧之后大约半年左右，我竟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图书馆。

也许是每个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不同，当破四旧的任务完成之后，红卫兵小将的斗争矛头开始指向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诸如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今天彭罗陆杨，明天什么“分子”和“逆流”当中了。那些“四旧”的东西一时间被造反派忽略了，于是，这些东西大有沉渣泛起之势。当然，它仅仅是被“忽略”，而绝不是重新容光焕发。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书虫子来说，容光焕发倒大可不必，有的书看倒是谢天谢地，正中下怀的天大好事。

具体来说，所谓被“忽略”，不过是指人们可以把以前隐藏的东西拿出来了而不致受到追究而已。于是，我们又可以相互之间把那些漏网之鱼拿出来翻翻看看，同时又期待和梦想着更多，更过瘾的书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一天果然来临了……

1966年10左右，身为中学红卫兵小将的哥哥，参与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大串连活动。今天看来，所谓革命大串连，就是免费大旅游。大家一起在某个战斗组织开一纸介绍信，便可以作为全国火车、旅馆、饭店的免费证明——通吃天下、通游天下、通住天下。经过大约两个月的“革命串连”，我哥哥终于来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大约是12月份）。这次接见之后，中央发出通知，要各地串连的师生尽快返回所在地。因火车紧张，我哥哥被安排用汽车送到天津塘沽，乘船回大连。

汽车送到塘沽后，因没有客轮，政府请求海军派登陆艇送这批学生返乡。但登陆艇当天来不了，于是就安排他们在塘沽住了一个晚上。就是这个晚上，圆了我的读书热梦。

当时他们被安排到塘沽某小学教室过夜。当时已是严冬，可教室没有暖气，只有烧煤的炉子取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点燃煤炭的引火物，竟然是该小学图书馆的成堆的被清理出来的有四旧之嫌的图书。哥哥虽然不像我这么嗜书，但也很喜欢读书。看着这些书就要成为灰烬，心里觉得非常不忍，心想与其烧成灰，不如带回去看看。于是他就满满装了两个书包带了回来。

当我见到这些书的时候，简直兴奋得手舞足蹈。那种感觉，简直不亚于童话里边说烂了的穷光蛋发现了金银山的故事一般。由于当时哥哥忙于“革命”，无心打理这些书，于是我就自告奋勇，主动接管了这全部图书。

和我现在的藏书比，那些书不过只是九牛一毛。大约总共有四五十册，书的内容主要是一些苏联儿童文学的译本和一些文革前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也有少量政治历史读物，如《恩格斯传》等。我腾出家里大衣柜上的一个抽屉，刚好放得下。由于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的原因，我很想过一把家庭图书馆管理员的瘾。于是，我把所有的图书都编上了号，又用哥哥战斗队的钢板、蜡纸刻印了图书登记册和借阅登记簿等。当我看着整齐的书籍码在抽屉里，上面摆好了登记册和借阅登记簿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成就感简直难以言表。

不过为了这个自以为得意的图书馆，我还险些挨了拳脚。因为太珍惜这些图书，不想让它受到任何损失，我很想把抽屉上一把锁。可如果上锁就会影响大衣柜的形象美观，于是遭到父亲的拒绝。父亲读过几天书，是一般的职员干部，虽然理解和支持我的爱书之举，但决不允许以破坏家具为代价。可我的计划也总想得到落实，于是就想起一个今天看来可气又可笑的淘气办法。我把抽屉上面沿钻了一个细洞，又在抽屉上面的横梁上用钉子穿了一个洞。然后用一根钉子从横梁上的洞里穿过来，插进抽屉上沿的洞里，使横梁和抽屉连为一体。这样，不知情的人拉抽屉是拉不开的，只有打开上面的柜门，拔出那根钉子，抽屉才能打开。正在我在为自己的杰作得意的时候，爸爸回来发现了我的劣行，险些拳脚相加。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也懒得和我计较了。于是我的图书馆也就这样上了“锁”。我的处女图书馆就这样办成了。

尽管今天看来，这个处女图书馆有些孩童过家家的稚嫩味道，但它是我藏书的发轫，所以在我心里一直留下深深的印记……

三·交换读书的乐趣

因为当时已经停课，所以我的小小图书馆这些书对我来说不到两个月就看完了。眼看就要无米下锅的时候，我又心生一计。何不让我的图书馆发挥交流的功能？于是我就向周围的朋友们广泛宣传我的图书馆，希望和他们互通有无，交换阅览。这一着果然奏效，我的图书馆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发挥了这种作用。我用这些书换来许多书来看，文革中我看过的绝大部分现当代小说和古代小说，都是那个时期用这种交换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时期所读过的文学作品在我少年的阅读当中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革命小说，诸如《苦斗》《三家巷》《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红旗谱》《播火记》等等。当时闭上眼睛就是那些革命英雄的影子，诸如肖飞买药的神秘豪气，丁尚武的憨态可鞠，杨子荣的大智大勇，少剑波的英俊潇洒，杨晓冬的机智沉稳，朱老巩的彪悍勇武等，都是我少年时期的崇拜偶像。

那个时代，没有电视和电脑，没有网络，没有mp3，没有姚明，也没有刘德华，但我们的心底，是那么的充实，那么的充满理想和热情。不能否认，那个时候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是成功的。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和今天的年轻一代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的话，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很少有今天年轻人每天挂在嘴上的“个性”，但我们大多数人却有着为国家，为民族担负重大责任的激情。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些课外文学作品的阅读。不过有时心里也充满了迷惘和彷徨，心想这些非常革命和优秀的东西，为什么今天也成了被取缔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东西？除了毛的思想，就再也没有好东西了？

以至于还产生过跃跃欲试的冲动，自己也想写一点这样的小说。可一拿起笔来，才发现自己根本无从下手。古代小说有《三国》《水浒》《西游记》《英烈传》《说唐》《杨家将》等等，我对小说（尤其是古代小说）的兴趣，大概主要是那个时候慢慢形成的。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在那时我交换的图书当中，竟然有一部学术著作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且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也是我们不远的邻居。他的哥哥是某中学语文老师，家里有许多文学方面的书籍。于是，他们家是我交换图书阅读的重点对象之一。有一次从他们家借来一本学术著作，它只是一本小册子，是鲁地先生的《三国演义论集》。这本学术著作在学术史上并不具有显赫的地位，但却引导和萌发了我对小说研究的兴趣。尤其是作者对于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对于小说中“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的分析论述，对于当时只有尚未进入中学的少年读书爱好者来说，不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和鼓舞力，而且其中很多内容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直到后来我上大学，甚至在大学讲台上讲课的时候，还经常用那本书中的一些例子和观点来说明问题。后来我自己感觉到，这本书所带给我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知识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改变了以往比较习惯的读书视角，也就是被动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我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怎样从一个评论者的角度来看待和审视一部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学术意识的启蒙老师。

四·从“红色宣传”中获取知识

除了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外，我感觉作为那个时代的印记，从当时无所不在的“红色宣传”中得到的知识营养可以说是我的知识来源当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我所在的城市（大连）的主要繁华街道的两侧几乎都成了各个造反派们展示自己的大批判成果的战斗园地。那时街道两旁的“大批判专栏”的盛况情景，用“栉比麟次”来形容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不但街道两旁树立了专用的“大批判专栏”，而且几乎所有的临街墙面上也都贴满了大字报。其中的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其丰富程度倒是可以和今天的网络相提并论。现在回想起来，抛开那些红色宣传的极左倾向和派性观点，这可真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当时各地红卫兵大串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到各地去抄录有价值的大字报内容。我当时还在小学五年级，没有资格参加大串连，但以往的嗜书习惯使得我对大字报内容有着本能的关注。在学校停课之后，我除了看看自己手里有的书之外，每天都要上街去看各派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从中也了解和学习了不少的知识和能力。

大字报中揭露批判内容最多的是当时所谓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号称“刘邓陶”的三位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有关材料。在此之前，这几位领导人在我心目中的一直是慈祥和蔼和革命领袖的形象。顷刻之间，大字报上面竟然出现了那么多有关他们从政治言行到个人私生活的丑恶描绘，这对于我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学生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和难以接受。但少年的好奇心驱使，还是使我对这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越发想看。有许多现在看来非常好理解、非常正常的说法，那时候贴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身上，显得那么有损他们的正面形象。比如某造船厂的大字报揭露说刘少奇曾经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个说法和毛泽东所讲的“自力更生”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连我当时也对此说感到义愤。不仅如此，大字报上还援引刘少奇以工人的口吻说：“资本家先生，请剥削我一下吧。剥削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实际上今天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是完全吻合的，可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言论了。至于邓小平，则是满街都在口诛笔伐他那句名言——“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这个说法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实践论”思想的。可是在一个政治信仰狂热并权力至上的时代，真理的衡量标准已经不是理性，而是权力和政治倾向了。

这些大字报和宣传品中还有很多地方造反派之间或他们和政府及“军管会”之间的政治冷热方面的内容。有的是造反派之间的相互攻击和揭发，多半是一些无聊的指责和谩骂。但有些内容相当具有理性思辨的精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某造反派组织由于受到军管会的抑制而写给军管会领导人的公开信。这是一组公开信，它模仿自1962年以来中苏关系紧张以来中苏两党公开论战时中共中央写给苏共中央领导人的九封公开信，也就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九评”的文章风格，对大连军管会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说理和论战。文章全然没有一般造反派组织文章的那种蛮横和无理文风，而是完全以理服人。它时而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依据，时而用当时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若干政策规定为指导，再联系当时各有关方面的种种言行进行说理分析。不但鞭辟入里，而且文才斐然。这九篇文章在大连市五十岁以上的很多人当中都会有相当深刻的印象。对于我本人来说，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议论文章之一。或者说，我后来写议论文章的某些逻辑思维和论辩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曾经受过这些文章的隐约影响的。文章的作者只是当时大连海运学院（后改名为大连海事大学）的一位在校大学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名字应该是叫做“郭锋”。正是因为这组文章在当时大连市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作用，这位作者在文革后期被定为“三种人”，关进了监狱，后来下落不明。后来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总是深怀感慨。如果不是赶上那个时代，这位作者很可能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学者的。可见时代和机遇对于一个具有资质潜力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在这些红色宣传材料中，还有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知识摄入记忆。其中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当时江青有关电影问题的讲话，其中包括江青对五十多部电影所做的批判式讲话。这些电影大约都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作品，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冰山上的来客》等。我对这个讲话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其中我已经看过的电影我很想看看江青是怎么评价的；那些我没有看过的电影当时已经完全禁演了，我正好可以了解一下其中的主要内容。比如像《古刹钟声》《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等，我是最早从江青的讲话中了解其大概内容的。她的讲话我有些地方不明白，有些则觉得她讲得太绝对和霸道。如她说《冰山上的来客》作者是伪满人员，意思是说作者曾在伪满政府中任职。按这个标准，等于所有的伪满政府普通工作人员都不能为新中国服务了，显然荒唐。不过应该承认，江青不愧是电影的业内人士。抛开那些政治偏见和荒唐，她对很多电影的演员选择到演员表演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有相当多的地方还是相当到位的。在那个文化封闭的时代，江青自己始料不及的是，她这些讲话本身在客观上起到了冲破红色封锁，传播所谓“封资修”毒素的作用。

（原载《广西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