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风流被后人不断搜集整理是《世说新语》得以成书的材料源泉，但《世说新语》之所以能够在刘宋时期编纂结集，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刘宋时期从皇室到文人阶层的兴趣习好和社会风气。而这些习好和风气正是刘宋时人与魏晋名士的心有灵犀之处。

一、

作为刘宋王朝的皇室成员，刘义庆及所属的刘宋王朝对文章著述的喜好是整个南朝时期文学兴盛发达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彭城刘氏虽然行伍出身，门第不显，但却一直推重文学。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i]受此风气影响，刘宋王朝各宗室藩王多有文采出众者。如南平王刘休铄、建平王刘弘及其子景素、庐陵王刘爱真、江夏王刘义恭、始兴王刘濬[ii]，包括临川王刘义庆等，都以爱好文义著称。《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宋武帝集》十二卷、《宋文帝集》七卷、《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宋长沙王道怜集》十卷、《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宋江夏王义恭集》十一卷、《宋南平王铄集》五卷等。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别集类也著录《刘道规集》四卷、《刘义欣集》十卷、《刘义宗集》十二卷和《刘义季集》十卷等。因此刘师培说：“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iii]

刘宋王朝出身微寒而注重文义，与晋宋之交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及其社会影响有密切关系。罗宗强先生在谈到元嘉时期上层社会的权利格局变化及其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时认为当时上层社会一个重要的心态变化，就是东晋王谢等大族因已经失去以往的至尊权力而感到伤感和悲哀，“不仅谢氏一门如此，其它高门世族，也同样感受到最初到来的衰败的气息。他们也同样在位尊望重的外表下，面对日渐衰败的现实。他们的愿望与能力，已不再是拥有中枢实权，而是自保家门而已”[iv]笔者以为这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新上台的刘宋家族则恰恰相反，他们拥有的是权力，而缺少的则是门第和文化上的至尊和垄断地位。这对于已经了解并习惯于自魏晋以来高门大族受人垂青风气的刘氏王朝来说，尤为感到心虚和惶恐。永初时刘裕在为王弘的封号举行的宴会上感慨万千地说：“我布衣，始望不至此。”[v]所以他们羞于模仿高门大族那些奢侈之举，《宋书·武帝纪》在结尾处有意加上一段上台后的刘裕还一直保留布衣寒族的节俭习惯的描述：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宁州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性尤简易，常著连齿木屐，好出神虎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时徐羡之住西州，尝幸羡之，便步出西掖门，羽仪络驿追随，已出西明门矣。诸子旦问起居，入阁脱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礼。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此正如近人王伊同在《五朝门第》中所言：“盖五朝华素之隔，深中人心，幸得官宦者，自顾窬分，莫不谦逊自视，戒惧盈满。武帝起自匹夫，位履至尊，或宜然矣。”[vi]与此同时，刘宋王朝虽然得到了政治权力，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很快形成属于本阶层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只能继续依靠和提倡以往的门阀贵族文化。“寒门素族虽已实掌相当大的各种权力，但他们并未形成不同于士族的风格情操，相反，当他们成为新贵以后，他们的行为却都向旧士族方面靠拢，以士族的面孔招摇过市”[vii]。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为寒族出身的刘义庆将充满门阀士族精神的名士风采作为《世说新语》的主要旋律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二、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从刘宋王朝开始，尽管著名士族已经从政权中心退出，玄学也不再是思想领域唯一的主导潮流[viii]。但因为士族名士的精神风采非但没有危害政权的可能，反而只有弥补寒族政权文化情操落后的功效。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分别任命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谢元聚徒讲授。玄学仍然具有与并驾齐驱的地位。而且儒学更多地只是官方的要求，而玄学的人生态度却往往是文人们的自觉行动。有些人嘴上讲儒学，实际上仍然奉行超越人生的玄学态度。如儒学馆的主持人雷次宗虽然在儒学馆大讲儒学，但另一方面却“少事沙门释慧远”，后来又回到庐山隐居[ix]。所以宋齐以降，东晋名士的风流时尚一直是社会上人们顶礼膜拜和谈论不休的对象。《宋书·王准之传》：“王准之，……博闻多识，练习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顾觊之传》也说他“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可见谈论东晋名士风采是入宋以后人们广泛而经常的精神文化活动。其具体内容也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有的在言谈话语中频繁使用魏晋名流典故。如《宋书·刘穆之传》：

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邕性嗜酒，谓歆之曰：“卿昔尝见臣，今不能见劝一杯酒乎？”歆之因敩孙皓歌答之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

文中刘邕为刘穆之孙，祖孙皆以豪奢著称，刘邕尤以嗜痂如命而令人发指。王歆之则以良吏著称，故对刘邕辈视同水火。而刘邕抓住王歆之任南康相曾向己称臣的把柄，想捡到便宜，不想反被王歆之借用当年孙皓归降西晋后反讥晋武帝的“尔汝歌”讥讽一番，自讨没趣。按孙皓歌事出《世说新语·排调》：“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可见过了一百六十年后，魏末晋初的名流典故在宋初仍然是家喻户晓，倒背如流。

又如《宋书·谢晦传》载谢晦因与徐羡之、傅亮共同策划废少帝、迎立文帝的阴谋，官领荆州刺史，因而十分自矜得意。上任前与从叔光禄大夫谢澹话别时，谢澹问及他的年龄，谢晦不无得意地说：“三十五。”谢澹却笑道：“昔荀中郎年二十七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为老矣。”案《世说新语·言语》“荀中郎在京口”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荀羡字令则，颍川人，……少以主婿为驸马都尉。”又引《中兴书》：“羡年二十八，出为徐、兖二州。中兴方伯之少，未有若羡者也。”可知荀羡少年得志，为晋代少有。而谢澹对谢晦所用揶揄之法，亦为袭用晋人。《世说新语·言语》：“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蚤；比之甘罗[x]，已为太老。”谢澹正是熟练地使用荀羡少年得志的典故，并用挚瞻的口吻，讥讽谢晦不必得意。又如《宋书·江智渊传》载沈怀文与江智渊友善，常称羡智渊道：“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者，其江智渊乎？”语出《世说新语·赏誉》：“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xi]同书同篇又载：“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再如《宋书·郑鲜之传》：“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议，鲜之议曰：‘……昔陈寿在丧，使婢丸药，见责乡闾；阮咸居哀，骑驴偷婢，身处王朝。岂可以阮获通于前世便无疑于后乎？’”其阮咸事出《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xii]均可见晋人风韵为刘宋时人所喜道。

三、

有的在人物品藻时自觉不自觉地以魏晋名士为标准。如《宋书·王玄谟传》：“玄谟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鉴，常笑曰：‘此儿气概高亮，有太尉彦云之风。’”彦云为魏末名士王凌，字彦云。司马懿诛曹爽，以王凌为太尉。王凌以齐王年幼力弱，受逼于司马懿，与外甥令孤愚谋立楚王彪，事泄自杀身死。事具《三国志》本传。王凌高尚气节在其家族中被引为骄傲。《世说新语·贤媛》：“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王公渊即王凌之子王广，他讥讽妻子不如其父诸葛诞，反而被妻子讥讽气节不如其父王凌。王蕤夸赞王玄谟有太尉彦云之风，当即仿诸葛女之语。又如《宋书·王微传》：“论者或云微之见举庐江何偃，亦豫其议虑，为微所咎，与书自陈。微报之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前所谓“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系泛指何偃具有正始名士的风韵；后文自惭不及王、乐，是指西晋名士王衍和乐广。二人均为西晋清谈健将，也是《世说新语》中常客。王衍在《世说》中凡四十八见，乐广则二十一见[xiii]。另如《宋书·王景文传》载刘裕称“见王智，使人思仲祖”，《南史·陆慧晓传》记张绪称陆慧晓为“江东裴、乐”，所言均为两晋清谈大师、名流之列。仲祖即王濛，美姿容，能谈玄，清约风流，享誉当时，与刘惔共为东晋清谈执牛耳者，在《世说新语》中出现五十八次；裴为裴楷，西晋名士，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容仪俊爽，有“玉人”之称，在《世说新语》中凡二十三见[xiv]。这些魏晋清谈名士已经成为刘宋时人们品骘名流、臧否人物的坐标和准绳。

四、

为表示对魏晋名士的向往和仰慕，许多刘宋士人还用魏晋名士的名字为自己和他人的孩子取名。《宋书·羊玄保传》载当太祖刘义隆得知羊玄保以竹林七贤中王戎之名为自己长子取名为羊戎后，便又为其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羊咸和羊粲，并清楚地交代：“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咸”指阮咸，亦为“竹林七贤”之一；“粲”为荀粲，亦为正始名士。王戎、阮咸、荀粲分别在《世说新语》中出现四十四、十一和五次[xv]。其中荀粲的名字又为刘宋时袁粲所取。《宋书·袁粲传》载袁粲初名愍孙，“愍孙幼慕荀奉倩之为人，白世祖，求改名为粲，不许。至是言于太宗，乃改为粲，字景倩焉”。刘氏帝王及当时文人对魏晋风流的向往之情，于此可见一斑。又《宋书·刘湛传》载：“湛负其志气，常慕汲黯、崔琰为人，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案汲黯为西汉人，字长孺，以游侠、气节著称。崔琰字季珪，汉末名士。《世说新语·容止》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本条刘孝标注引《魏志》：“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从唐代刘知几，到近人程炎震，都怀疑此事不合史实，故为捏造[xvi]。即便如此，也说明至刘宋时此事已经家喻户晓，故为人喜用作名字。

五、

因为仰慕魏晋风流成为刘宋时人的普遍风尚，所以在诗文中用魏晋时事为典也就不足为奇。谨在以“颜谢”并称的两位刘宋文坛祭酒颜延之和谢灵运的作品中，就足以发现许多他们仰慕魏晋名士风采，并借以畅诉衷曲的例证。据《宋书·颜延之传》，当颜延之受到刘湛等人的排挤，政治上失意苦闷时，曾作《五君咏》诗，借竹林七贤人物发泄内心怨愤。七贤中山涛和王戎因为志得意满而被颜延之排除在外，其余五人均被他用以阐发心曲。其中《阮步兵》有“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句，表示因时政于己不利而悲恸伤感；《嵇中散》则曰：“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表示自己一时隐居，如同鸾翮被铩，内心龙性难以驯服。《刘参军》咏刘伶道：“韬精日沉醉，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表示自己的沉醉和刘伶一样，并非肆意荒唐，而是有深沉的难言之隐的。《阮始平》又以阮咸“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为自况，《向常侍》则借“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说明自己操觚为文之动机[xvii]。故本传称其《五君咏》“盖自序也”。他的《归鸿》诗也是取自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四的诗意：“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首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xviii]

谢灵运本为谢氏大姓，对祖上两晋时期之辉煌繁盛自然难以忘怀。在《山居赋》中，他就为祖上的辉煌而由衷自豪：“览明达之抚运，乘机缄而理默。指岁暮而归休，咏宏徽于刊勒。狭三闾之丧江，矜望诸之去国。选自然之神丽，尽高楼之意得。”自注云：“余祖车骑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既薨，建国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楼之志。经始山川，实基于此。”[xix]正文和注释中既炫耀了祖上的辉煌业绩，又为其功成隐退找到了极为体面的解释。此外，他对两晋其它著名士人也引为知音，给以高度评价，曾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xx]并评张华道：“张华虽复千篇，犹一体耳。”[xxi]

不仅如此，谢灵运还在《山居赋》中熟练地使用魏晋时期的掌故。如“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一句，自注云：“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案此事出《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刘孝标注：“《八王故事》曰：‘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语林》曰：‘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 ’故临刑而有此叹。”又如“金谷之丽，石子致音徽之观”一句，自注云：“金谷，石季伦之别庐，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渠。其镇下邳时过游赋诗。”案此事见《世说新语·品藻》：“谢公云：‘金谷中苏绍最胜。’绍是石崇姊夫，苏则孙，愉子也。”刘孝标注引石崇《金谷诗叙》：“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渠、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金谷之会是魏晋时期大型文人集团活动之一，金谷诗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xxii]。谢灵运将自家隐居之所与之相提并论，表现出他的企羡与向往之情。在《道路忆山中》一诗中，谢灵运又有“凄凄明月吹，恻侧《广陵散》”之句。前句用阮籍《咏怀诗》其一“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为典，后句出《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临刑奏琴曲或作《太平引》[xxiii]，当为一事两传。说明此事在刘宋时曾广泛流传。范晔在狱中所作诗也有“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之句[xxiv]。“嵇生琴”即用嵇康临刑索琴事，“夏侯色”事出《世语》“（夏侯）玄至廷尉”条[xxv]，《世说新语·方正》亦载：“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锺毓为廷尉，锺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

综上可见，从刘宋王朝的重视，到整个社会的文化阶层的津津乐道，都为《世说新语》的问世铺平了道路，营造了气氛土壤。刘义庆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乃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之事。

（本文原载《东方丛刊》200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