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世家大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膨胀，很快就转化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与日俱增，日益强化的门第观念。门第观念的核心是建立在经济条件极为富庶和政治势力极为强悍基础上的家族优越感；它以家族的自尊和排他为基本出发点，以不同流品之间的严格界限为基本表现特征，以婚姻、名讳和家教为主要表现形式，充溢于士族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是士族阶层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空前膨胀的精神化、观念化的产物。这里着重谈《世说新语》一书所表现的士族门第流品意识。

我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一书中曾经说过：“门第形成前或初期，在各大族的心目中，家族的荣辱、个人的升迁，是与包括自己家族灾难的民族的生存与兴盛紧密相关的。所以他们的主要着眼点，在拼命扩大家族的势力和影响，并使这种势力和影响早日稳固下来。而门第的地位与威望一旦形成，一种优越感所驱使的门第观念便成为把大族与庶族区分开来的强劲异己力量。这种观念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为门第的创立者始料所不及，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约束作用。”[1]

初读《世说新语》时，有一疑惑久未得解：为何有晋一代诗坛祭酒陶渊明竟然不得入《世说新语》中[2]？经深入把玩《世说》，方悟此乃《世说》编者及当时盛极一时的门第流品意识使然。陶氏一族晋代以陶侃最为知名[3]，但也常受人轻辱。《世说新语·容止》“石头事故”条载庾亮畏见陶侃，而温峤劝亮往之言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余嘉锡引述李慈铭言，认为“溪”当作“傒”，为“鸡”之误，乃前人对江西人之蔑语，犹呼北人为“伧父”[4]。陈寅恪则以为“溪”为溪族，乃高辛氏女与畜狗所生后代。陶侃及陶渊明一族即出于溪族[5]。周一良也支持陈说，并认为：“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6]刘敬叔《异苑》：“钓禨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山犹有侃迹存焉。”[7]《世说新语·贤媛》亦载：“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cha）饷母。母封（▲cha）付使，反书责侃。”所以周一良先生说：“盖陶公正是渔贱户之溪人，故贵显后犹不能逃太真之轻诋。”[8]可见“溪狗”为人们对陶氏家族为狗裔的蔑称。正因为陶氏祖先有这样丑史，所以它一直受到人们（尤其是世家大族）的蔑视和嘲弄。

陶氏家族的地位变化始自陶侃。其经过十分艰辛：

陶公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髢，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许。逵曰：“路已远，君宜还。”侃犹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侃乃返。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美誉。（刘注引《晋阳秋》：“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贫贱，纺绩以资给侃，使交结胜己。侃少为寻阳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宿。时大雪，侃家无草，湛彻所卧荐剉给，阴截发，卖以供调。逵闻之叹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岂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当相谈致。’过庐江，向太守张夔称之。召补吏，举孝廉，除郎中。时豫章顾荣或责羊晫曰：‘君奈何与小人同舆？’晫曰：‘此寒俊也。’”又引王隐《晋书》：“侃母既截发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进之于张夔，羊晫亦简之。后晫为十郡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9]

陶母截发留宾，传为千古美谈。但时过境迁，后人往往从道德和伦理角度，注意到陶母之贤德[10]，却往往忽略了故事的原汁原味，是着意描绘和烘托出一个寒族家庭奔向贵族社会的坚定决心和艰难历程。陶母的丝丝乌发，未尝不是寒门对于士族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的强烈控诉。然而可悲的是，士族的强大势力使得寒族尽管心有不满，却又不得不惟命是从，亦步亦趋，按照士族的理念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道路。正因为陶氏家族的卑微出身，才使得尽管陶侃已经开始步入上流社会，但其他高门贵族仍然将其视为寒门。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陶氏家族的郡望至今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这本身就不是世家大族应有的缺憾。《晋书·陶侃传》记载：“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宋人汪藻《世说叙录·世说人名谱》中收录名门族谱凡二十六种，未见陶氏在内；另有二十六族无谱者，陶侃、陶范在列其中，未言郡望[11]。直到唐代，陶家的郡望才在有关的姓望材料中被肯定为江州寻阳郡。北京图书馆藏位字七九号唐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和斯坦因敦煌文书第2052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均在江州寻阳郡下载有陶氏家族[12]。可见陶家的郡望也只是因为陶侃的功业和陶渊明后来的名声而被肯定下来。在晋宋时期，陶氏家族还是被人蔑视的小族。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不乏例证：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13]

陶胡奴即为陶侃第十子（或言第九子）陶范。余嘉锡此条笺疏云：“《侃别传》及今《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其子夏、斌复不肖，同室操戈，以取大戮。故修龄羞与范为伍。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而寒士欲立门户为士大夫，亦至不易矣。”陶侃、陶范官居要位，煊赫一时，尚受此不恭，陶渊明一彭泽小令，自然属小人之列，岂能与士族大角争胜并列哉？类似情况又如：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刘注：孔子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刘尹之意，盖从此言。）[14]

顾炎武有云：“晋、宋以来，尤重流品。”[15]正是因为流品的严格界限，才会出现在士族眼中，寒族小人连巴结大族的资格都不具备。在这种环境之下，有没有一个显贵的家族背景就会受到截然不同的礼遇：

张玄与王建武先不相识，后遇于范豫章许，范令二人共语。张因正坐敛衽，王孰视良久，不对。张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乃让王曰：“张玄，吴士之秀，亦见遇于时，而使至如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张祖希若欲相识，自应见诣。”范驰报张，张便束带造之。虽举觞对语，宾主无愧色。[16]

王忱之所以对张玄前倨后恭，就是因为开始并不知晓张玄为吴中豪族；而一旦得知，便如饥似渴了。晋人流品之严，于此可见一斑。强调流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士族谋求政治权力垄断的一个方面。此如近人王伊同所说：“高门巨族，以泰山压卵之势，陵忽寒士，稍撄其锋者，驱迫有司，排抑多端，固以自尊，亦所以隐操政柄，明持物望耳。”[17]如：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夜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迳便出。[18]

周顗、周嵩兄弟为汝南周浚之子。周氏在汪藻谱中虽然在无谱二十六族中，但《世说新语·贤媛》所载李络秀为门户计嫁给周浚，知周氏必当大族。且该条刘注亦引《周氏谱》，则汪藻偶漏耳。而刁氏一族则又在汪谱无谱二十六族之外，显系寒小之族。刁协本想借助周氏家族挤入政权核心，不想为周嵩严厉拒绝。此即王伊同所谓“隐操政柄，明持物望”者也。刘应登评：“仲智如恚弟之泣别，责兄之容佞，其言似正，亦大不近人情矣。”[19]盖未解此中蕴藉。

（本文原载《呼兰师专学报》200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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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第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