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笔记”这种文体，《香祖笔记》是名实相符的。因为其中包罗广泛，内容很杂。既有典章制度，也有诗文评论；既考辨史事，又网罗轶闻。至于名山物产，医药方剂，亦在记载之列，可谓令人眼花燎乱矣。而其中一些人物故事，历史轶闻，却不可以一般笔记视之，它们具有一定的小说价值，是整个明清志人小说的一部分。

一、

明清志人小说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形起伏向前的形态。其中有三个波峰高潮值得注意。第一个波峰是嘉靖、万历时期，这是搞中国文化史的人都十分瞩目的时代，它与欧洲启蒙主义时期有些相似之处。古老的封建帝国至此已千疮百孔，政治弊端丛出，传统的理学思想对此既无法解释，更无从指导。与此相对应的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带来了思想领域的变革。王学左派中泰州学派代表王艮及其后学何心隐、李贽等，提出了一系列怀疑、甚至否定传统思想的见解，这些对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此左右，此期志人小说呈现出两个方面军，一是以知识分子为读者的志人小说，如焦竑《玉堂丛语》、何良俊《何氏语林》，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等，这些小说的优点在于它们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思想，并对封建政治提出了批评。另一部分志人小说则是为商人、小市民所写，体现了这些人的利益，表现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如祝允明《野记》、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的《古今谈概》、谢肇淛的《麈余》以及江盈科等人的笑话小说等。其中不少篇什，以戏谑的笔调、讥讽的口吻，对统治阶级的虚伪、昏庸、贪婪、无耻给予了嘲笑。

第二个波峰是清初至雍正、乾隆时期。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来看，地主阶级至此已处于没落时期。但对于明末时局动乱、国力不支的情况来说，清初这一段又有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政权的更迭，少数民族当政，清初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左右。志人小说这时也出现两种类型，一种是歌功颂德型，这些小说的作者往往是受到统治者赏识或重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写志入小说的目的，除了表明自己的驯服以外，主要还是歌颂太平盛世。而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兴起以后，人们就更加只敢言是、不敢言非了。这些志人小说主要有王晫《今世说》、汪琬《说铃》、褚人获《坚瓠集》以及王士禛包括《香祖笔记》在内的几部笔记小说。另一种是遗民型，这部分志人小说的作者多是明末遗民，他们多从明代书籍和人物中取材，重新编排，以明人事迹为主，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对已经覆灭的明王朝的怀念，隐含着对清王朝的抵触情绪，曲折地表达一种民族感情。这些书主要有吴肃公的《明语林》、梁维枢的《玉剑尊闻》、曹臣的《舌华录》等。

第三个波峰是从道光至宣统年间，亦即晚清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乘虚而入，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对于这二者的态度，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话题。同时，由于西学渐入，民主思想再次萌发，于是，掲露晚清官场的窳败、昏庸，抒发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反传统的民主思想，成为这个时期志人小说的进步性内容。这样的志人小说主要有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俞曲园的《耳邮》、程麟的《此中人语》等。

二

了解到《香祖笔记》在明清志人小说发展中的位置，也就可以从时代精神上把握这部笔记小说的内容倾向了。生活在顺治、康熙两代的王士禛，政治上一直比较得意，加上这个时期是清王朝上升时期，政治比较开明。这使得王士禛这样的得意文人感激不尽，书中歌颂清初升平景象者每每可见。如：

康熙己卯，南巡视河工，迥跸有御制诗云：“行遍江南水与山，柳舒花放鸟绵蛮。明朝又入邳徐路，凤阀龙楼计日还。”会予以御史大夫被旨，与大司徙陈公廷敬、大宗伯张公英、大司空王公鸿绪入直南书房，因获恭睹，共叹为太平和吉之音云。（卷七）

故事通过作者对康熙诗歌的恭维，表现出作者对清帝的忠顺、谨慎，进而歌颂所谓太平盛世。可以看出，王士禛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和认真的，甚至可以说象教徒一般虔诚。但是，这个故事却并不动人，它象一块干硬的馒头，嚼来寡然无味。因为这种宗教化了的君臣关系，早已把人的情感摈弃在外了。而没有情感，就不可能写出活生生的人和事。于是，作者就只能谦恭地然而是干巴巴地歌颂君王，以免有“亵君”之罪。然而作为文学作品，却不免黯然失色。

幸运的是，王士禛采用的是笔记体，这是一种有闻则录，随手记下的体裁。在记录其他人故事时，作者则无所顾忌，信手写来，读来饶有生气。作品中真正具备文学价值的，恰恰是这样一些故事。

清初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极力笼络知识分子，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这一点，他们是明智的，可是从康熙巡视河工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君臣关系是机械、冷漠基础上的服从关系。这种冷漠和机械性也就是他们之间的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则是清初、特别是顺治时期，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比较激烈，各地人民抗清运动风起云涌，清军残酷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对此，王士禛当然不敢秉笔直书，因为它有损于作者心中崇仰的清平政治。可他既是实录的笔法，所以对这些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不幸，就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王士禛笔下披露唐代科举弊处，实际是有感而发，那就是不满于明清两代科举业的害人之处，比如：

莱阳宋荔裳琬按察言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 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视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 ”荔裳时方髫鬌，知匿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卷八）

人生可悲者，莫过于可悲而不自知，文中老甲科正是如此。作为进士出身的王士禛，能洞悉科举弊处并能入木三分地揶揄之，足见他认识之清醒。而能寓悲哀于挪揄、嘲弄之中，以喜写悲，尤能发人深省。如果说王士禛对“赵逊娶妇”那种故事的客观效果和社会意义估计不足的话，那末对“老甲科”这段故事的社会作用的估计，则不能不说是比较明确的。他已经走到要彻底否定旧科举制度这一根本性的路旁。

这类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意图的作品还包括一些婚姻爱情故事。如：

武林女子王倩玉，貌甚美而工诗词，已字人矣，悦其中表沈生遹声而越礼焉.母家讼于官，杭守弋珽断离，鬻于駐防旗下。沈百方接归，复为沈生一女而死。传其寄沈《长相思》一阙云：“見时羞，别时愁，百转千回不自由，教奴怎罢休？懶梳头，怯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楼，思君枫叶秋。”虽淫奔失行，其才慧亦尤物也。（卷二）

故事的描写比较简略，题材也比较古老，但简略并不失真实之感，古老并不乏新鲜之味。文中王倩玉和沈遹声是胜利的强者，千百年来，人们为青年男女所设计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烟规范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准则象冰块一样被他们炽烈的爱情之火所熔化，面对封建势力的猖狂反扑，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屈服于压力，而是以顽强的意志，赢得了爱情的最终胜利，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这场斗争胜利的意义，今天的读者并不难领略，但对王士禛来说，这却成为一个难题；对他们二人私自的结合，王士禛只能从封建主义立场出发，以“淫奔”的罪名加以否定，可王沈二人对爱情执着的追求和《长相思》一词中表现出的离别之苦和思念之情，却深深打动和感染了王士禛。他既不满于二人的“淫奔失行”，又十分同情二人的不幸遭遇。正因为有这种理解和同情，他才能对倾诉衷肠的《长相思》词给予高度的评价。

除了这类作品外，《香祖笔记》中还有些富于一定说教意味的小说故事。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心理有关，一般说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心理比较强调积极入世，强调工作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把儒家思想称为一种“实用理性”(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孔子再评价》）。在这种思想影响和作用下的儒家文艺观，十分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到了曹丕，则把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作为儒家的信徒和清王朝忠臣的王士禛，在自己的笔记小说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说教意味。这类小说又有三种情况，一是以因果报应来劝善惩恶。如：

四川达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出，其兄卖身得十二金，为弟聘妇.弟归娶，知兄卖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妇往母家取原聘金为兄赎身。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尾之，中途击妇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击二人立毙，其尸跪于妇家之门，手中持十二金.顷之妇复苏，归至其家，则二人者已先跪门外矣。妇语其故，兄弟邻里及州人来观者如堵，莫不叹异，以为孝友强暴之极施不爽如此。（卷七）

这篇小说的真伪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它已经含有志怪的因素了。不过小说却表现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性。故事中兄弟二人休戚与共，福祸同舟的优良品行与流民二人谋财害命的丑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让人们领会善恶各有所报的道理。同卷中“侯二不孝”条写侯二见母施米与乞丐，怒捶而逐之，因遍体溃烂而死，又转世为猪。批评不孝子的行为，告诫人们不可覆其辙。这两篇故事全以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为依据，反映了作者浓重的宗教迷信思想，这是不可取的。但作者能从伦理学的角度，讽诫人们行善勿恶，尊重长辈，这在客观上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二篇故事中作者肯定的一方均为下层人民，这种说教也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

第二种情况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从以往的故事中，发现值得人们汲取的教训，

向人们提出善意的规劝、提醒。其中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比如：

沧溟在关中，过许中丞宗鲁伯诚，许问令天下名能诗何人•沧溟曰：“唯王元美，次则宗臣子相。”许请子相诗观之，沧溟勃然曰：“夜来火烧却！”许面赤而已。余尝嗤之，夫子相诗末必能过伯诚，即索观亦属恒事，何至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觐，酒间自歌其夔州诸作，吴明卿辄鼾睡，鼾声令歌声相低昂，歌罢，鼾亦止。今观明卿诗品亦未能过子木也。文士护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适足为戈者轩渠耳。厥后蔡巡抚中州，吴商归德府推官，与徐子兴、张肖甫皆为属官，蔡身为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子木固盛德，不知尔时明卿当复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为文士相轻之戒云。   （卷三）

文人相轻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中既普遍而又持久的一种社会现象，“文人相轻，自古而而然”（《典论•论文》）。这种现象固然有着复杂而悠久的社会原因，但其主要一点，恐怕是中国官僚的文人化所致，“学而优则仕”，只有踩下别人，证明自己学习之优，才有登上仕途的希望。于是，希望别人不超过自己便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这种做法不仅影响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分散精力，阻碍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不符合儒家以“仁爱”为核心对人的道德的设计。文中的李攀龙（沧溟）是个心口不一的人，在明代“后七子”中，他的成就虽不及王元美（世贞），却也不在宗臣之下，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所以当他把宗臣排在自己前面，人家真要看宗臣诗时，他终于泄出无名火，显露出对宗臣的敌意。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部分知识分子表面谦恭有礼，其实骨子里自恃高明的风气的典型写照。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与文人相轻这一劣根性相关的是文人的轻浮诞妄。书中卷八“卢沆为举子”条记载了几个文人因轻薄傲忽受贬和因恭谦而被重用的故事。这些故事与上面因果报应型的故事略有不同，这些故事比较接近生活，大部分都是真人真事，没有那些因果怪诞之事。因此可信感比较强，尤其对知识分子如何审时处事，更有针对性。即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第三种情况是在一些平凡的故事中，隐含着作者的某些说教，或者从道德角度，或者从处世角度。前面提到的“赵逊娶妇”条写了赵逊因忠厚老实，得到好的报应就是“老实人常常在”的处世总结和道德说教。

《香祖笔记》中另外一种类型的故事，是作者主观上没有什么思想寄托的比较纯粹的奇闻轶事，有的故事记叙名人轶闻，借以追求和体味人生的一种情趣。如：

史痴翁，金陵人，佯狂玩世，工诗画乐府.妻号乐清道人；姬人何，号白云，善画，工篆书，通音律琵琶，得两京国工张祿之传。翁每制一曲，即命白云被之弦索。尝访沈石田于关中，不值，见堂中幀绢素尚未渲染.辄濡墨纵笔作山水，不题姓名而去。石田归见之，曰：“吾吴中无此人，必金陵史痴也！”亟追邀之，相见一笑，留石田家三月而后返。       （卷七）      

沈石田即沈周，史痴翁为史忠，均为明代名画家。人生难逢知己，知己贵在情真，这种真情的知己可以有过明确的表态，但它的极致却应是心有灵犀的心照不宣，形成一种感情上的默契。文中沈周和史忠就是这样，主人不在，史忠竟在主人未画的绢素上挥毫作画，主人归来后，不仅毫无嗔怪之意，反而一眼认出是谁所为，可见相知之深。尤为感人的是，二人见面时，既没有繁文缛节，也没有客套寒喧，而只是无言地“相见一笑”，双方感情的交流，都在这一笑中了。这是一种情操的格调之美，它正是王士禛体悟出来并欲加以追求的，书中卷三“吴六奇”条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的追求。

三、

当我们对许多笔记小说（尤其是志人小说）和部分具备小说性质的笔记进行艺术观照肘，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作者对笔记小说性能和特质的文学观念的意识，与我们评论者对笔记小说作为文学形式而存在的艺术要求，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评论者一般把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来进行艺术观照；而笔记小说的作者则不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都是文学家，但他们在写笔记小说时，并没有把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来创作。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随手记下事实的笔录，这在古代是近于史家之笔，在现代则犹如通讯报道之类的写法。那么何以主观上没有进行文学创作意识的作品，而在客观上却具备了一定的文学性呢？这是因为笔记小说多记故事，人物和事件情节是主要内容，而这二者怡是文学的构成因素之一；第二，很多笔记小说中的故事几经人们口头和书面的流传，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进行文学加工、渲染、润色的过程；第三，作者对生活并非包罗万象地实录，而是绘过了一定的筛选，这种筛选不仅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也体现了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同时，这种筛选后的故事，对生活具备一定的概括性甚至是典型性。由此可见，笔记小说是作者以不自觉的方式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作品一个很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贴近生活，真实、质朴，没有或者很少人工斧凿的痕迹。比如前面提到的“王沈爱情”条内容凄楚哀婉，如泣如诉，毫无矫揉造作之感。“赵逊娶妇”条虽然情节有巧合之处，有一定戏剧性，但并不给人以雕琢之感。不过，这个特点是针对叙事文学总体而言的，对于笔记小说来说，这是共同的特点，而并非《香祖笔记》所独有。

用文学观念来衡量《香祖笔记》，它还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情节的单一，简单，具有凝聚力。如果把白话小说的情节比作夏季的茂密之树，密集生动，那末《香祖笔记》这样笔记小说的情节则好比冬季的枝干，疏落而筋骨俱在，并孕育着开花结果的可能。这样的情节简单、明了，读者便于掌握和记忆。因此对读者来说，这是一种轻松而愉快的艺术享受。伏尔泰说：“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各个民族都认为单一而简单的情节比混在一起的互不相关的冒险事迹更能使人感到愉快，这个情节应该是轻松而逐步展开的，并且不使人产生厌倦之感。”（伏尔泰《论史诗》，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

其次是语言的凝炼、含蓄，有一定的意境美。王士禛在诗歌方面力主盛唐，标举“神韵”。所谓“神韵”，一方面要写出对象的神情气质，又要使诗歌具有“味外之味”，也就是诗歌意境，在创作思想上则提出“兴会发以性情”的主张。在《香祖笔记》中很多品诗之文中，都体现了这一观点。虽然王士禛还没有自觉地把“神韵”说运用于笔记小说的写作，但把对诗歌“神韵”的要求作为一种潜意识以不自觉的方式融注于笔记小说的写作中，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神韵”之味与笔记小说自身语言齒洁、明快的特点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香祖笔记》语言凝炼、含蓄、有一定意境美的特点。

（原载《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