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笔记小说散佚颇多，笔者在学习中，辑得若干佚文。现略加考析，公之同好，就正方家。

《魏晋世语》

《魏晋世语》，《陏志》杂史类著录，十卷。题“晋襄阳令郭颁撰”。两《唐志》同，唯因避太宗“世”字讳，题《魏晋代语》。郭颁，各史未见有传。据《隋志》知为晋人。又《世说·方正》刘孝标注云：“按郭颁，西晋人。”《三国志·高贵乡公纪》裴松之注云：“按张璠、庾溥、郭颁皆晋之令史。”郦道元《水经注·潧水注》引是书作《郭长公世语》。淸人黄逢元认为“长公”为郭颁字[i]。合此数注,可知郭颁字长公，西晋人，官令史。

是书久佚，《宋志》不著录，盖其时已亡，现存佚文亦寡_a 《世说》刘孝标注引十六条，《水经注》引六条，《初学记》引五条，《北堂书抄》引七条，《艺文类聚》引二条，《文选》李善注引二条，《太平御览》引六条，《太平广记》引一条。其余如《说郛》《五朝小说》等丛书中，均据诸书引若千条。所引最多者，为《三国志》裴松之注，共引八十九条[ii]。

旣著录于杂史类，何以视为小说？按古代小说的概念，本不十分清晰，与今人所指相去较远。作为古小说,重要的在于它与子部杂家类和史部杂史类的区别。而要将此三者正确区分，确实十分困难。明人胡应麟云：“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亊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环《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例，实小说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者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iii]”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古人毕竞总结了一些区分它们的标准。《四库提耍》云：“按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隶此门（指小说——笔者)，《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iv]”这种说法较有参考价值，它从复杂的关系中，为 小说规定了大致的标准，但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还应特别强调其中的人物形象、故亊情节，特别是虚构。

《魏晋世语》内容较为复杂，其故亊既有“述朝政、军国”者，又不乏“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虽多处引用了《魏晋世语》原文，但作为一个史学家，裴松之强调亊件、人物的真实，重实而诋虚。而他对《魏晋世语》作为信史的资格，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部书多存虚构，故为信史所不容。《魏志·高贵乡公纪》注中引《世语》云：“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裴松之接着说：“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按张璠、庾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于官长。溥，鄱阳内史。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宮商，最为鄙劣，以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作为一位令史，郭颁当然知道应当如何写史书，然而为何此书从正史角度衡量，是“全无宫商、最为卑劣”以至“虚错如此”呢？很显然，郭颁并非以令史的身分在写很郑重的史书，而是在撰史之余，写一些“时有异事”的传闻怍为消遣罢了。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无可非议。遗憾的是在人们还不曾有意为小说，小说与正史界限不淸的当时，包括裴松之在内的一些人，都不大理解这一点，硬要把稗官之书与史官之书相提并论。这也就从反面说明了《魏晋世语》的小说性质。

为淸楚地说明问题，再举几例：

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再呈皆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经时，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形于颜色。(锺）会察其有忧，问松，松以实答。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王曰：^u不当尔邪,谁所定也？”松曰：“锺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来。”会问松王所能，松曰：“博学明识，无所不贯。”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出后，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材也！[v]”

这段文字，完整地记录了锺会为庾松改表和同景王相会前后的经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景王的思贤和爱贤，锺会的才华横溢，庾松的忠诚质朴。三个人物的形象都是比较鲜明的。语言文字也比较简炼、准确，从景王“拊手叹息”可见其爱贤之心；以“松悦服”反衬出锺会的才能。这与《世说新语》的一些篇目比，亦无逊色，是一篇不错的志人小说。但这篇故亊恐怕也出于传闻，裴松之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臣松之以为，锺会名公之子，声誉夙著，弱冠登朝，已历显位。景王为相，何容不悉，而方于定庾松表然后乃蒙接引乎？设使先不相识，伹见五字便知可大用，虽圣人其犹病诸，而况景王哉？”

又如:

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乃劝帝召宣王。帝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轵关西还长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变，呼辟邪具问，乃乘追锋车驰至京师。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廷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vi]

这也是一段颇有小说盘意味的故事，写了曹魏统治集团在临将下台吋的内部派系斗争。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我们可以想象出刘放、孙资玩弄权术、专权弄国的奸臣嘴脸，曹爽的一付草包相，以及曹睿的偏听偏信、没有主见等。

又如：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幷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瞩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热自失，吳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嘘唏。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vii]

如果说前几段佚文还略涉军国大事的话，那么这—段文字则完全可以说是“里巷闲谈”和“词章细故” 了。曹植虽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但他的遭受压抑、有志难酬，深为后人同情。这里，作者是以惋惜的笔调，形象的语言，來作叙述的。文中吴质的奸诈形象也较鲜明。

最后，我们从两个方面，谈一下《魏晋世语》与《世说新语》的关系，指出它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从而确定它的小说性质。

一方面，《魏晋世语》和《世说新语》在内容上有直接的渊派关系。它们记载的，都是魏晋士大夫的各种事迹。从时间上宥，郭颁 比刘义庆要早一百多年。刘义庆召集门下士人，广采众书，编成《世说新语》，其中很可能包栝《魏晋世语》。叶徳辉说：“按《世语》，郭颁撰，见《隋志》杂史类。孝标作注时亦援引以证异同，则临川此书或卽以之为蓝本也。[viii]”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的《世语》佚文中，其内容与《世说》正文所述都大致相同，这种事实，足可证明这一点。

另一方而，我扪知道，《世说新语》按内容分门，共有“徳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后代仿《世说》书者，大都承袭这种分类方法。可是《世说>以前的志人小说，是否有人作过这种尝试呢？汉人刘向的《说苑》《新序》虽然分标子目，且对志人小说的分类方法有所影但.它毕竞还算不上志人小说，只是先秦书中的故事摘录。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可以考知《魏晋世语》也是分门的。裴松之《魏志·裴潜传》注在引了韩宣的一些故事后云：“按本志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这就是说《世语》也取了这段故亊，且列在“名臣”一门内。那么与“名臣”并列的，应当是另一些门类。其分门方法很可能被《世说》所仿效。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世说新语》和《魏晋世语》不仅有内容上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有体例上的渊塬关系。

《杂语》

《杂语》，《隋志》小说家类著录，五卷，未题撰人。《新唐志》列在小说类侯白之后。淸姚振宗云：“《唐志》次侯白《启颜录》之后，则亦侯白所撰为多，本志不知作者，故列于晋人中。[ix]”又《隋志》杂家类亦著录《杂语》三卷，未题撰人。按《续谈助》本殷芸《小说》引有《杂语》伕文，早在侯白前，可证五卷本《杂语》 断非白作。至于三卷本，考《南齐书·刘若明传》云：“太祖践阼，以善明为淮南、宜城二郡太守。善明至郡，上表陈事十—条，又撰《圣贤杂语》奏之，托以讽谏。”姚振宗认为，刘善明的《圣贤杂语》可能就是三卷本《杂语》[x]。这个猜测是不错的。因为《圣贤杂语》所记当为圣贤的各种言论，故而《隋志》著录于杂家，同小说家类的《杂语》是不一样的。

那么五卷本《杂语》是谁作的呢？我以为很可能是孙盛。孙盛字安国，《晋书》有传，为东晋中期人。本传未载《杂语》。裴松之《三国志》注共引孙盛《杂语>五条(或题《杂记》，当为—书)，《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引一条，题为孙盛《异同杂语》，《艺文类聚》卷九引一条，题《孙盛杂语》，《世说·方正》刘孝榇注引一条，题《孙盛杂语》。按殷芸《小说》中引《杂语》为晋成帝（司马衍）的故事，成帝在位共十七年(3S6-342),时间上略早于孙盛，孙盛记载其亊当然可能。由此可见，认为孙盛即五卷本《杂语》的作者，是近情埋的。清代已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黄逢元也说：“《世说》各篇注引孙盛《杂语》，疑即盛撰。”[xi]

在现存《杂语》佚文中，去其重复，共存六条。从内容看，确乎是志人小说。如：

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讓室，讓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劭)：“我何如人？”子将不答， 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xii]

看了这段文宇，我们可以得到这种印象：曹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文武双全而又奸诈的人。许劭的话，反映了晋人对曹操的看法，后世小说戏曲中的曹操性格，多以此为本。《后汉书·许劭传》亦载劭品目曹操之语。可见这一传说盛行于晋宋之间。

又如：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淒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xiii]

这是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乃是曹操奸雄性格的自我揭露。《三国演义》即采用这一情节。

又如：

玄在囹圄，（锺）会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锺君何相逼如此!”[xiv]      

玄指夏侯玄。短短几句话，就表现出夏侯玄身陷囹囿而志不可侮的气节。这个故亊当时亦颇广流传。《世说·方正》和郭颁《魏晋世语》均载之。刘孝标注云：“郭颁……为《魏晋世语》，事多详覆。盛之徒皆采以著书。”[xv]看来，《魏晋世语》还是《杂语》的蓝本之一 。

殷芸《小说》所引《杂语》是：

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言云:“是汝家门阁耶！”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后帝问左右：“见宗室有白头老翁何在?”答：“同苏峻作贼，已诛。”帝闻之流涕。后颇知其事，每见诸庾道枉死。帝尝在后前，乃曰：“阿舅何为云人作贼，辄杀之？忽言阿舅作贼，当云何？”

这条不见于《三国志》裴注所引《杂语》佚文，人们对它是否与上几条佚文同出一书，可能会有两点疑问。第一,这段故亊反映的内容时代与上面几条明显不同。第二，文字中出现了“晋”字，不当是晋人之语。对此笔者的看法是:第一,裴松之作的是《三国志》注，而不是《晋书》注，当然不会引晋成帝时的故亊，第二，《续谈助》是宋人晁载之编辑，“晋”字当系后人所加，此类事情，在《太平广记》等书中尤为多有；第三，东晋隆和年中产生的裴启《语林》也记载了这个故亊，说明至东晋中期，这个故亊流传较广。孙盛亦为成帝后人，记载这个故事，完全可能。观其内容，反映封建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意义。文中描写的成帝、王宗以及诸庾的形象,也比较鮮明。

《宋拾遗》

《宋拾遗》，《隋志》杂史类著录，十卷，题“梁少府卿谢绰撰”，两《唐志》杂史类亦有著录，题为“《宋拾遗录》，谢绰撰”。《太平御览》有引文，说明宋初书尚存。《宋志》失载，则至元代已亡。谢绰,亊迹未详，仅就《隋志》知为梁少府卿。清严可均《全梁文》卷五九云：“绰，陈郡阳夏里人，天监初廷尉卿，终少府卿，有《宋拾遗》十卷,集十一卷，未知所据。

此十卷之书，所存佚文已寥寥无几。《初学记》引五条，《太平御览》引五条，陶氏《说郛》辑九条。从其佚文看，称之为小说，殆无人反对。唐刘知几在给史书分类时提到此书：“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记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谓之逸事者也。”[xvi]，其中顾协《琐语》，已见《隋志》小说家著录[xvii]。《西京杂记》亦为著名志人小说，与其同伍，谢绰《宋拾遗》自然也是小说。《史通》所云之史家逸事类者，即指志人小说。下面引几条伕文：

何尚之、顏延之少年好为嘲调。二人并短小，常谓颜公为猴，颜亦以何为猴。常共游戏西池，颜问路人云：“二人谁似猴？”路人指何：“彼似猴耳，君乃真猴也！”[xviii]

这个故事足以令人喷饭，很像《世说新语·排调》篇以及《笑林》类笑话书中的故亊。其小说特点比较明显。

又如：

桓温葬姑熟之靑山，平坟不为封域，于墓旁开遂，亡碑，故谬其处，令后代人不知所在。[xix]

曹操曾设疑冢七十二处，己墓却在其外。蒲松龄云：“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家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瞒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乎！瞒之智，正瞒之愚也！”[xx]桓温亦如曹操。作者写出这个故事，主要在于鞭挞其生前的罪恶。

综上所述，可知谢绰《宋拾遗》是仿《世说新语》，记载刘宋人物逸事的志人笔记小说。如果说《魏晋世语》和《杂语》为《世说新语》的来龙的话，《宋拾遗》和后面的几篇小说则可算《世说新语》的去脉了。

《宋齐语录》

《宋齐语录》，两《唐志》杂史类著录，十卷,题孔思尚撰。最早提到此书的文献，为刘知几。《史通·杂述》云：“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巵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孔思尚《语录》当指是书。此书《宋志》无记载，盖元初己亡。孔思尚未见记载，据《宋齐语录》之“宋齐”二宇和佚文中有梁时事来推测，当为梁、陈时人。

是书所存伕文极少，仅《 太平御览》存四条，《初学记》存一条，《艺文类聚》存一条，《初学》和《类聚》所存者,均见于《御览》,则是书今实存四条佚文。

从上面刘知几的话中，可以大致明确这部书的性质。《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裴启《语林》、阳松玠《 谈薮》也都是著名志人小说，与之同类，其性质不言而喻，再看仅存的几条佚文，亦可证实这种判断，如：

梁特进沈约撰史，王希聃尝问约曰：“从叔太常何故无传？”约戏之曰：“贤从叔者何可载？”答曰：“从叔唯忠与孝，君当不以忠孝为美。”约有惭。[xxi]

这里要表现的是辞令之妙，可以看出在品评人物凤气很盛时代人们的虚荣心，以及封建伦理思想的根深蒂固。又如：

张元字孝始，祖丧明三年。元每忧涕，读佛书以求福佑。后见《药师经》，云盲者得视。遂请七僧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毎自责曰：“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施普照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其夜梦一老人以金鎞治其祖目，谓之日：“勿悲，三日之后必差。”元于梦中喜跃惊觉，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渐见明，从此遂差。[xxii]

这段故事，宣扬佛法无边。人只要积善孝祖，必有好报。反映了佛教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南北朝的一部分志怪小说颇多崇佛获报之亊，此事语含怪异，与之相类。这是志怪向志人的渗透。

又如：

庾愿字士恭，会稽人。祖为给事中。中庭有桔树，冬熟，子孙争取，

愿独不取，祖及家人并异之。[xxiii]

这是记录人物优良品行的故亊。在《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中这类内容不少，和“孔融让梨”的意思相近。少时能退让不争，在人们心目中，确是一种美德。

通过上面几条文宇，可以看出，《宋齐语录》完全是《世说新语》一类的志人小说。《唐志》隶于杂史，失矣。

《张公杂记》与《杂记》

《张公杂记》，《隋志》子部杂家类茗录，注“一卷，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杂记》十卷，何氏撰，亡。”同栏内还著录一部《杂记》，题“十一卷，张华撰。”从《隋志》的注语可见，第一,梁以前有张华的两种《杂记》，—种是五卷本，叫《张公杂记》，它到隋唐间变成了一卷本；一种是十一卷本，叫《杂记》。十一卷本《杂记》和一卷本《杂记》是何关系，已难确考，有人认为十一卷是一卷之讹，近是；第二，梁代十卷本《杂记》是何氏撰的，到了唐初就亡佚了，然则有两种《杂记》，一为张华作，一为何氏作。

题为《杂记》的佚文，笔者发现的有七条，《太平御览》存四条， 另三条存《续谈助》本殷芸《小说》中，据此七条佚文看，殷芸《小说》所引三条定非张华所作,则为何氏《杂记》无疑。《御览》所引四条很难确定,可能是张华的《 杂记》。

殷芸《小说》引云：

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人莫能屈。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诣岱，岱理稍屈。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此日得相制矣。”言讫失书生，明日而岱亡。

按宋岱正史无传，《隋志》经部有《周易论》一卷，题“晋荆州刺史宋岱撰”，可知岱为晋人。又《华阳国志·大同志》载：“荆州剌史宋岱水军三万次垫江，太安二年五月宋岱病卒垫江。”可知宋岱卒于公元303年，比张华晚三年[xxiv]。张华绝不会记载晚于他死的人死的经过，故应为何氏《杂记》。这个故亊又见于裴启《语林》[xxv]，则《语林》或即何氏《杂记》所依之蓝本。

《小说》又引云：

宜帝(桓溫)问真长（刘惔）：“会王（司马昱)如何？”刘惔答：“欲造微。”桓曰：“何如卿？”曰：“殆无异。”桓温乃喟然曰：“时无许郭，人人自以为稷契。

桓宜武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

这两条中的主人公桓温和刘惔，都生活于东晋中期，张华当然不能记载他们的事迹。故此二条定为何氏《杂记》。

《太平御览》引云：

事吴朝鸿胪唧张俨，议郎张纯，镇南将军朱异，三人共诣骠骑将军朱据，据曰：“三贤屈顾老鄙，相闻含甘须之明，怀终贾之才，相饥渴久矣，各为一赋物，然后乃坐。”乃各赋所见。异赋弩曰：“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讥命中，射隼高墉。”

公孙弘为国士所推，上为贤良国人。邮长赠以生刍一束，丝一繸，朴玉一枚。

于陵子辞卿而桔椑灌园。

戴宏为河间相，自免，归而灌溉，以经教授也。

以上四条，我比较倾向于是张华的《杂记》，理由有二:其—，这四条故亊中的人物，均为汉媿时人，张华有可能记载他们的亊迹;其二，据《隋志》，何氏《杂记》至唐初已亡，而《太平御览》成于宋初，其时何氏《杂记》书已不存,故不大可能取材于它。

《类林》

《类林》，《新唐志》小说家著录，三卷。题“梁裴子野著”，子野《梁书》有传，是裴松之的曾孙。本传未载其撰《类林》事,但云：“子野少时……抄合后汉事四余卷，又勅撰《众僧传》二十卷,……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从《类林》的佚文看，它可能是裴子野早年搜采的内容较广泛的故亊集，大概是为以后著述准备的材料。

《类林》久佚，现仅《琱玉集》引其佚文七条，它书朱见。

易牙，周时齐国大夫也，善能别味，凡食皆知其本末。饮淄，渑二水，以为淡于余水。

按《四库》的观点，这当然是小说，因为它所写非“军国大事”，乃“词章细故”，且文笔上也是笔记体的，简明扼要。

邹衍,六国时燕人也，尽忠而事惠王，左右嫉妒，数谗于王。王遂信受而欲诛之。邹衍仰天呼叹。盛夏五月，天为降雪也。

邹衍之死，为历史上著名寃案。他的被嫉致死,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作为典故，这个故事多为后代文人引用。

刘向字子政，汉高祖从父兄楚元王刘交之后也。宣帝时，开输厲山。山岩石善下得二人，身被桎梏。将至长安，变为石人。宣帝见之大惊，广集群臣，多召方士，问其所由，皆无知者。唯刘向对曰：“此人是黄帝时诰窳国臣，犯于大逆，黄帝不忍诛之，乃枷械其身，置输属山，幽在微谷之下。若值明王圣主当得出外。”宣帝不信，以向言妖，执向下狱。向子歆，字子峻，自出应募，云:“须七岁女子以乳乳之，石人当变。”帝如其言，令女子乳之，即变为人，便能言语。帝问其状，皆如向父子言。宣帝大悦，拜向为太中大夫，歆为宗正。又王莽即位，歆为国师。歆读《孔子秘记》，知光武中兴姓刘名秀，遂改名为秀，字颖叔，冀当其运。歆王莽时病死。及光武中兴，名秀字文叔，与歆年几正相当也。

这个故事又属志怪一类，虚构性比较强，当然全是无稽之谈。而在二千年前，却颇能使人们相信鬼神的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用夸张的手法，虚构想象，使故亊蜿蜒起伏，忽张忽弛。这种以故事本身的虚构性与故事中人物的真实性结合的手法，更增加了志怪内容的真实感和说眼力，从而作为—种表现方法在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据一定的位置。

陈遵字孟公，王莽时京兆人也，为河南太守。会客饮酒，将酣，恐客走避，辄令人拔车辖投于井中。客虽欲去而不得也。

陈遵投辖，《汉书·陈遵传》已载之。后来用为主人留客之典，唐杜甫即“甘从投辖饮，肯作置书邮”之句。《类林》故車之杂采史传，可见一斑。

满旧，山阳人也。不知在于何帝，为人甚肥，每至夏日，膏流堕地，有人以器承取,用为灯烛。

故事嘲弄胖人，令读者失笑。这种建立在—定现实基础上的夸张，在古小说中是常见的。看来，《类林》内容比较复杂。从时间上，它包括从周时到东汉的故亊，从方法上，志怪、志人兼而有之。这是这两种小说发成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 198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