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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六朝笔记小说拾遗
发布时间:2017-10-9  阅读次数:53  字体大小: 【】 【】【

 

六朝笔记小说散佚颇多,笔者在学习中,辑得若干佚文。现略加考析,公之同好,就正方家

《魏晋世语》

《魏晋世语》,《陏志》杂史类著录,十卷。题“晋襄阳令郭颁撰”。两《唐志》同,唯因避太宗“世”字讳,题《魏晋代语》。郭颁,各史未见有传。据《隋志》知为晋人。又世说·方正》刘孝标注云:“按郭颁,西晋人。”《三国志·高贵乡公纪》裴松之注云:“按张璠、庾溥、郭颁皆晋之令史。”郦道元《水经注·潧水注》引是书作《郭长公世语》。淸人黄逢元认为“长公为郭颁字[i]。合此数注,可知郭颁字长公,西晋人,官令史

是书久佚,《宋志不著录盖其时已亡,现存佚文亦寡a 《世说刘孝标注引十六条,《水经注》引六条,《初学记》引五条,《北堂书抄引七条,《艺文类聚》引二条,《文选》李善注引二条,《太平御览引六条,《太平广记》引一条。其余如《说郛》《五朝小说》等丛书中,均据诸书若千条。所引最多者,为《三国志》裴松之注,共引八十九条[ii]

旣著录于杂史类,何以视为小说?按古代小说的概念,本不十分清晰与今人所指相去较远。作为古小说,重要的在于它与子部杂家类和史部杂史类的区别。而要将此三者正确区分,确实十分困难。明人胡应麟云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类注疏者;述亊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环《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例,实小说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者有九,而不知最易混者,小说也。[iii]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古人毕竞总结了一些区分它们的标准。库提:“按记录杂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章细故者,则隶此门指小说——笔者)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iv]种说法较有考价值,它从复杂的关系中 小说规定了大致的标准但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还应特别强调其中的人物形象、故亊情节,特别是虚构。

《魏晋世语》内容较为复杂,其故亊既有“述朝政、军国”者,又不乏“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虽多处引用了《魏晋世语》原文,但作为一个史学家,裴松之强调亊件、人物的真实,重实而诋虚。而他对《魏晋世语》作为信史的资格,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部书多存虚构,故为信史所不容。《魏志·高贵乡公纪》注中引《世语》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裴松之接着说:“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按张璠、庾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于官长。溥,鄱阳内史。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宮商,最为鄙劣,以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作为一位令史,郭颁当然知道应当如何写史书,然而为何此书从正史角度衡量,是“全无宫商、最为卑劣”以至“虚错如此”呢?很显然,郭颁并非以令史的身分在写很郑重的史书,而是在撰史之余,写一些“时有异事”的传闻怍为消遣罢了。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无可非议。遗憾的是在人们还不曾有意为小说,小说与正史界限不淸的当时,包裴松之在内的一些人,都不大理解这一点,硬要把稗官之书与史官之书相提并论。这也就从反面说明了《魏晋世语》小说性质

为淸楚地说明问题,再举几例:

司马景命中书令虞松作表,再呈皆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经时,松思竭不能改,心苦之,形于颜色。(锺)会察其有忧,问松,松以实答。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王曰u不当尔邪,谁所定也?”松曰:“锺会,向亦欲启之,会公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来。”会问松王所能,松曰:“学明识,无所不贯。”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出后,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材也![v]

这段文字,完整地记录了锺会为庾松改表和同景王相会前后的经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景王的思贤和爱贤,锺会的才华横溢,庾松的忠诚质朴。三个人物的形象都是比较鲜明的语言文字也比较简炼、准确,从景拊手叹息”可见其爱贤之心;以“松悦服”衬出锺会的才能这与世说新语的一些篇比,亦无逊色,是一篇不错的志人小说。但这故亊恐怕也出于传闻,裴松之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松之为,锺会名公之子,声夙著,弱冠登朝,历显位。景王为相,何容不悉,而方于定庾表然后乃蒙引乎?设使先不相识,伹见五字便知可大用,虽圣人其犹病诸,而况景哉?”

:

放、资久典机任,献、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放、资。放、资惧,乃劝帝召宣王。作手诏,令给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献等先诏令于轵关西还长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变,呼辟邪具问,乃乘追锋车驰至京师。帝问放、资:“谁可与太尉对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对。放蹑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为大将军司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见,惊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还。”已暮,放、资宣诏宫门,不得复内肇等,罢燕王。肇明日至门,不得入,惧,诣廷尉,以处事失宜免。帝谓献曰:“吾已差,便出。”献流涕而出,亦免。[vi]

这也是一段颇有小说盘意味的故事写了曹魏统治集团在临将下台吋的内部派系斗争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我们可以想象出刘放、孙资玩弄权术、专权弄国的奸臣嘴脸,曹爽的一付草包相,以及曹睿的偏听偏信、没有主见等。

又如:

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幷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瞩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热自失,吳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嘘唏。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vii]

如果说前几段佚文还略涉军国大事的话,那么这—段文字则完全可以说是“里巷闲谈”和“词章细故” 了。曹植虽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但他的遭受压抑、有志难酬,深为后人同情。这里,作者是以惋惜的笔调,形象的语言,來作叙述的。文中吴质的奸诈形象也较鲜明。

最后,我们从两个方面,谈一下《魏晋世语》与世说新语》的关系,指出它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从而确定它的小说性质。

一方面,《魏晋世语世说新语在内容上有直接的渊派关系它们记载的,是魏晋士大夫的各种事迹从时间上宥,郭 比刘义庆要早一百多年。刘义庆召集下士人,广采众书,编成世说新语》,其中很可能包栝《魏晋世语》。叶徳辉说:“世语颁撰,见《隋》杂史类。孝标作注时亦援引以证异同,则临川此书或卽以之为蓝本也[viii]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的世语》佚中,其内容与世说》正文所述都大致相同,这种事实,足可证明这一点。

另一方而,我扪知道,《世说新语》按内容分门,共有“徳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后代仿《世说》书者,大都承袭这种分类方法。可是世说>以前的志人小说,是否有人作过这种尝试呢?汉人刘向的《说苑》《新序》虽然分标子目,对志人小说的分类方法有所影但.它毕竞还算不上志人小说,只是先秦书中的故事摘录。根据一些零星的材料,可以考知《魏晋世语》也是分门。裴松之《魏志·裴潜传》注在引了韩宣的一些故事后云:“按本志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这就是说《世语》也取了这段故亊,列在“名臣”一门内。那么与“名臣”并列的,应当是另一些门类。其分门方法很可能被《世说》所仿效。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世说新语》和《魏晋世语》不仅有内容上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有体例上的渊塬关系。

《杂语》

杂语》,《隋志》小说家类著录,五卷,未题撰人。《新唐志》列在小说类侯白之后淸姚振宗云“《唐志》次侯白《启颜录》之后,则亦侯白所撰为多,本志不知作者,故列于晋人中。[ix]”又《隋志》杂家类亦著录《杂语》三卷,未题撰人。按《续谈助》本殷芸《小说》引有杂语》伕文,早在侯白前,可证五卷本《杂语》 断非白作。至于三卷本,考《南齐书·刘若明传》云:“太祖践阼,以善明为淮南、宜城二郡太守。善明至郡,上表陈事十—条,又撰《圣贤杂语》奏之,托以讽谏。”姚振宗认为,刘善明的《圣贤杂语》可能就是三卷本《杂语》[x]。这个猜测是不错的。因为《圣贤杂语》所记当为圣贤的各种,故而《隋志》著录于杂家,同小说家类的《杂语》是不一样的。

那么五卷本《杂语》是谁作的呢?我以为很可能是孙盛。孙盛字安国,晋书有传,为东晋中期人。本传未载《杂语》。裴松之《三国志》注共引孙盛《杂语>五条(或题《杂记》,当为—书),《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引,题为孙盛《异同杂语》,《艺文类聚》卷九引一条,题《孙盛杂语》,《世说·方正》孝榇注引一条,题《孙盛杂语》。按殷芸《小说》中引《杂语》为晋成帝司马衍的故事,成帝在位共十七年(3S6-342),时间上略早于孙盛,孙盛记载其亊当然可能。由此可见,认为孙盛即五卷本《杂语》的作者,是近情埋的。清代已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黄逢元也说:“《世说》各篇注引孙盛《杂语》,疑即盛撰。”[xi]

在现存《杂语》佚文中,去其重复,共存六条。从内容看,确乎是志人小说。如:

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讓室,讓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尝问许子将(劭):“何如人?”子将不答, 固问之,子将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xii]

看了这段文宇,我们可以得到这种印象:曹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文武双全而又奸诈的人。许劭的话,反映了晋人对曹操的看法,后世小说戏中的曹操性格多以此为本。《后汉书·许劭传》亦载劭品目曹操之语。可见这一传说盛行于晋宋之间。

又如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淒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xiii]

这是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乃是曹操奸雄性格的自我揭露。三国演义》即采用这一情节。

又如:

玄在囹圄,(锺)会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锺君何相逼如此![xiv]   

玄指夏侯玄。短短几句话,就表现出夏侯玄身陷囹囿而志不可侮的气节。这个故亊当时亦颇广流传。《世说·方正》和郭颁《魏晋世语》均载之。刘孝标注云:“郭颁……为《魏晋世语》,事多详覆。盛之徒皆采以著书。”[xv]看来,《魏晋世语》还是《杂语》的蓝本之一

殷芸《小说》所引《杂语》是

晋成帝时,庾后临朝。南顿王宗为禁旅官,典管钥,诸庾数密表疏宗,宗骂言云:“是汝家门阁耶!”诸庾甚忿之,托党苏峻诛之。后帝问左右:“见宗室有白头老翁何在?”答:“同苏峻作贼,已诛。”帝闻之流涕。后颇知其事,每见诸庾道枉死。帝尝在后前,乃曰:“阿舅何为云人作贼,辄杀之?忽言阿舅作贼,当云何?”

这条不见于《三国志》裴注所引《杂语》佚文,人们对它是否与上几条佚文同出一书,可能会有两点疑问。第一,这段故亊反映的内容时代与上面几条明显不同。第二,文字中出现了“晋”字,不当是晋人之语。对此笔者的看法是:第一,裴松之作的是《三国志》注,而不是《晋书》注,当然不会引晋成帝时的故亊,第二,《续谈助》是宋人晁载之编辑,“晋”字当系后人所加,此类事情,在《太平广记》等书中尤为多有;第三,东晋隆和年中产生的裴启《语林》也记载了这个故亊,说明至东晋中期,这个故亊流传较广。孙盛亦为成帝后人,记载这个故事,完全可能。观其内容,反映封建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意义。文中描写的成帝、王宗以及诸庾的形象,也比较鮮明。

 

《宋拾遗》

 

《宋拾遗》,《隋志》杂史类著录,十卷,题“梁少府卿谢绰撰”,两《唐志》杂史类亦有著录,题为“《宋拾遗录》,谢绰撰”。《太平御览》有引文,说明宋初书尚存。《宋志》失载,则至元代已亡。谢绰,亊迹未详,仅就《隋志》知为梁少府卿。清严可均《全梁文》卷五九云:“绰,陈郡阳夏里人,天监初廷尉卿,终少府卿,有《宋拾遗》十卷,集十一卷,未知所据。

此十卷之书,所存佚文已寥寥无几。《初学记》引五条,《太平御览》引五条,陶氏《说郛》辑九条。从其佚文看,称之为小说,殆无人反对。唐刘知几在给史书分类时提到此书:“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记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谓之逸事者也。”[xvi],其中顾协《琐语》,已见《隋志》小说家著录[xvii]。《西京杂记》亦为著名志人小说,与其同伍,谢绰《宋拾遗》自然也是小说。《史通》所云之史家逸事类者,即指志人小说。下面引几条伕文:

何尚之、顏延之少年好为嘲调。二人并短小,常谓颜公为猴,颜亦以何为猴。常共游戏西池,颜问路人云:“二人谁似猴?”路人指何:“彼似猴耳,君乃真猴也!”[xviii]

这个故事足以令人喷饭,很像《世说新语·排调》篇以及《笑林》类笑话书中的故亊。其小说特点比较明显。

又如:

桓温葬姑熟之靑山,平坟不为封域,于墓旁开遂,亡碑,故谬其处,令后代人不知所在。[xix]

曹操曾设疑冢七十二处,己墓却在其外。蒲松龄云:“后贤诗云:‘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家葬君尸’,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瞒也,然千余年而朽骨不保,变诈亦复何益?呜乎!瞒之智,正瞒之愚也!”[xx]桓温亦如曹操。作者写出这个故事,主要在于鞭挞其生前的罪恶。

综上所述,可知谢绰《宋拾遗》是仿《世说新语》,记载刘宋人物逸事的志人笔记小说。如果说《魏晋世语》和《杂语》为《世说新语》的来龙的话,《宋拾遗》和后面的几篇小说则可算《世说新语》的去脉了。

 

《宋齐语录》

 

《宋齐语录》,两《唐志》杂史类著录,十卷,题孔思尚撰。最早提到此书的文献,为刘知几。《史通·杂述》云:“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巵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孔思尚《语录》当指是书。此书《宋志》无记载,盖元初己亡。孔思尚未见记载,据《宋齐语录》之“宋齐”二宇和佚文中有梁时事来推测,当为梁、陈时人。

是书所存伕文极少,仅《 太平御览》存四条,《初学记》存一条,《艺文类聚》存一条,《初学》和《类聚》所存者,均见于《御览》,则是书今实存四条佚文。

从上面刘知几的话中,可以大致明确这部书的性质。《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裴启《语林》、阳松玠《 谈薮》也都是著名志人小说,与之同类,其性质不言而喻,再看仅存的几条佚文,亦可证实这种判断,如:

梁特进沈约撰史,王希聃尝问约曰:“从叔太常何故无传?”约戏之曰:“贤从叔者何可载?”答曰:“从叔唯忠与孝,君当不以忠孝为美。”约有惭。[xxi]

这里要表现的是辞令之妙,可以看出在品评人物凤气很盛时代人们的虚荣心,以及封建伦理思想的根深蒂固。又如:

张元字孝始,祖丧明三年。元每忧涕,读佛书以求福佑。后见《药师经》,云盲者得视。遂请七僧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毎自责曰:“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施普照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其夜梦一老人以金鎞治其祖目,谓之日:“勿悲,三日之后必差。”元于梦中喜跃惊觉,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渐见明,从此遂差。[xxii]

这段故事,宣扬佛法无边。人只要积善孝祖,必有好报。反映了佛教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南北朝的一部分志怪小说颇多崇佛获报之亊,此事语含怪异,与之相类。这是志怪向志人的渗透。

又如:

庾愿字士恭,会稽人。祖为给事中。中庭有桔树,冬熟,子孙争取,

愿独不取,祖及家人并异之[xxiii]

这是记录人物优良品行的故亊。在《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中这类内容不少,和“孔融让梨”的意思相近。少时能退让不争,在人们心目中,确是一种美德。

通过上面几条文宇,可以看出,《宋齐语录》完全是《世说新语》一类的志人小说。《唐志》隶于杂史,失矣。

 

《张公杂记》与《杂记

 

《张公杂记》,《隋志》子部杂家类茗录,注“一卷,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杂记》十卷,何氏撰,亡。”同栏内还著录一部《杂记》,题“十一卷,张华撰。”从《隋志》的注语可见,第一,梁以前有张华的两种《杂记》,—种是五卷本,叫《张公杂记》,它到隋唐间变成了一卷本;一种是十一卷本,叫《杂记》。十一卷本《杂记》和一卷本《杂记》是何关系,已难确考,有人认为十一卷是一卷之讹,近是;第二,梁代十卷本《杂记》是何氏撰的,到了唐初就亡佚了,然则有两种《杂记》,一为张华作,一为何氏作。

题为《杂记》的佚文,笔者发现的有七条,《太平御览》存四条, 另三条存《续谈助》本殷芸《小说》中,据此七条佚文看,殷芸《小说》所引三条定非张华所作,则为何氏《杂记》无疑。《御览》所引四条很难确定,可能是张华的《 杂记》。

殷芸《小说》引云:

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人莫能屈。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诣岱,岱理稍屈。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此日得相制矣。”言讫失书生,明日而岱亡。

按宋岱正史无传,《隋志》经部有《周易论》一卷,题“晋荆州刺史宋岱撰”,可知岱为晋人。又《华阳国志·大同志》载:“荆州剌史宋岱水军三万次垫江,太安二年五月宋岱病卒垫江。”可知宋岱卒于公元303年,比张华晚三年[xxiv]。张华绝不会记载晚于他死的人死的经过,故应为何氏《杂记》。这个故亊又见于裴启《语林》[xxv],则《语林》或即何氏《杂记》所依之蓝本。

《小说》又引云:

宜帝(桓溫)问真长(刘惔):“会王(司马昱)如何?”刘惔答:“欲造微。”桓曰:“何如卿?”曰:“殆无异。”桓温乃喟然曰:“时无许郭,人人自以为稷契。

桓宜武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

这两条中的主人公桓温和刘惔,都生活于东晋中期,张华当然不能记载他们的事迹。故此二条定为何氏《杂记》。

《太平御览》引云:

事吴朝鸿胪唧张俨,议郎张纯,镇南将军朱异,三人共诣骠骑将军朱据,据曰:“三贤屈顾老鄙,相闻含甘须之明,怀终贾之才,相饥渴久矣,各为一赋物,然后乃坐。”乃各赋所见。异赋弩曰:“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讥命中,射隼高墉。”

公孙弘为国士所推,上为贤良国人。邮长赠以生刍一束,丝一繸,朴玉一枚。

于陵子辞卿而桔椑灌园。

戴宏为河间相,自免,归而灌溉,以经教授也。

以上四条,我比较倾向于是张华的《杂记》,理由有二:其—,这四条故亊中的人物,均为汉媿时人,张华有可能记载他们的亊迹;其二,据《隋志》,何氏《杂记》至唐初已亡,而《太平御览》成于宋初,其时何氏《杂记》书已不存,故不大可能取材于它。

 

《类林》

 

《类林》,《新唐志》小说家著录,三卷。题“梁裴子野著”,子野《梁书》有传,是裴松之的曾孙。本传未载其撰《类林》事,但云:“子野少时……抄合后汉事四余卷,又勅撰《众僧传》二十卷,……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从《类林》的佚文看,它可能是裴子野早年搜采的内容较广泛的故亊集,大概是为以后著述准备的材料。

《类林》久佚,现仅《琱玉集》引其佚文七条,它书朱见。

易牙,周时齐国大夫也,善能别味,凡食皆知其本末。饮淄,渑二水,以为淡于余水。

按《四库》的观点,这当然是小说,因为它所写非“军国大事”,乃“词章细故”,且文笔上也是笔记体的,简明扼要。

邹衍,六国时燕人也,尽忠而事惠王,左右嫉妒,数谗于王。王遂信受而欲诛之。邹衍仰天呼叹。盛夏五月,天为降雪也。

邹衍之死,为历史上著名寃案。他的被嫉致死,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作为典故,这个故事多为后代文人引用。

刘向字子政,汉高祖从父兄楚元王刘交之后也。宣帝时,开输厲山。山岩石善下得二人,身被桎梏。将至长安,变为石人。宣帝见之大惊,广集群臣,多召方士,问其所由,皆无知者。唯刘向对曰:“此人是黄帝时诰窳国臣,犯于大逆,黄帝不忍诛之,乃枷械其身,置输属山,幽在微谷之下。若值明王圣主当得出外。”宣帝不信,以向言妖,执向下狱。向子歆,字子峻,自出应募,云:“须七岁女子以乳乳之,石人当变。”帝如其言,令女子乳之,即变为人,便能言语。帝问其状,皆如向父子言。宣帝大悦,拜向为太中大夫,歆为宗正。又王莽即位,歆为国师。歆读《孔子秘记》,知光武中兴姓刘名秀,遂改名为秀,字颖叔,冀当其运。歆王莽时病死。及光武中兴,名秀字文叔,与歆年几正相当也。

这个故事又属志怪一类,虚构性比较强,当然全是无稽之谈。而在二千年前,却颇能使人们相信鬼神的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作者用夸张的手法,虚构想象,使故亊蜿蜒起伏,忽张忽弛。这种以故事本身的虚构性与故事中人物的真实性结合的手法,更增加了志怪内容的真实感和说眼力,从而作为—种表现方法在小说的发展史上占据一定的位置。

陈遵字孟公,王莽时京兆人也,为河南太守。会客饮酒,将酣,恐客走避,辄令人拔车辖投于井中。客虽欲去而不得也。

陈遵投辖,《汉书·陈遵传》已载之。后来用为主人留客之典,唐杜甫即“甘从投辖饮,肯作置书邮”之句。《类林》故車之杂采史传,可见一斑。

满旧,山阳人也。不知在于何帝,为人甚肥,每至夏日,膏流堕地,有人以器承取,用为灯烛。

故事嘲弄胖人,令读者失笑。这种建立在—定现实基础上的夸张,在古小说中是常见的。看来,《类林》内容比较复杂。从时间上,它包括从周时到东汉的故亊,从方法上,志怪、志人兼而有之。这是这两种小说发成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 1985年第四期)


 



[i] 清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史·杂史》。

[ii] 其中《魏志》注八十六条,《蜀志》注三条。

[iii]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

[iv]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杂事类跋》。

[v] 《魏志·锺会传》注引,又见引于《初学记》卷十一、《太平御览》卷二二 〇。

[vi] 《魏志·刘放传》注引,又见引于《初学记卷十一,《艺文类聚》卷十八,《太平御览》卷二二0、九一八,文字小有出入。

[vii]  《魏志·王粲传》注引。

[viii] 叶德辉《世说新语佚文序》,见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附录。

[ix]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x]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xi]  清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史·杂史》。

[xii] 《魏志·武帝纪》注引。自“太祖……莫之能害”,又见《御览》引。自“尝问许子将……太祖大笑”又见《世说》孝标注引,文字大致相同。

[xiii]  《魏志·武帝》注引。

[xiv] 《魏志·夏侯玄传》注引。

[xv]  《世识鉴》篇注。

[xvi]  知几《史通·述》。

[xvii]   琐语》,《隋志小说类一卷,题“梁金紫光大夫顾协撰”,书已佚,未见佚文

[xviii] 太平御卷》三八二引。

[xix]  初学记》卷十四引,又见引于《太平御览》五五六。

[xx] 蒲松龄《聊斋志异·曹操冢》。

[xxi]  太平御览》卷五一三引。

[xxii]  太平御览》卷五一九引。

[xxiii]  太平御览》卷五一九引。

[xxiv]  据《晋书》本传,,张华卒于太康元年(300)。

[xxv]  见《古小说钩沈》本《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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