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往往不是呈现在小说家与理论家的宣言和理论中，而主要渗透在小说家们的作品中。因为文学观念不光是宣言，它并非全由一人发表，然后大家起来拥护或反对。它常常是在一段时间内，人们按照不同的理解，以文学实践本身对它进行表述、补充和认同。总之，它是一个积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小说除了其自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外，还以每一部作品向人们宣告作家对自己所采用的这一文学样式的理解，从而显示出观念的进化。在《世说新语》这部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它在小说观念上对前人的承袭和反拨，也可以发现它对后代志人小说观念的启示和规定。它的出现，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    

1. 知识分子的文学

     

          志人小说应由谁来写，写什么人，给哪些人看，这个问题是《世说新语》形成的志人小说观念的核心。在先秦两汉时期，小说的作者是稗官，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最高统治者，因为“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1]。其反映对象的身分则很不明确，因为街谈巷语的传说中，各种人物都有。这可从《汉志》小说家书目中得到证实。魏代邯郸淳《笑林》是最早出现的志人小说。它也基本上体现了《汉志》中对小说作者、读者和反映对象的界定。邯郸淳虽非稗官，却是以稗官的身分在写《笑林》。史载他晚年被魏文帝辟为博士给事中，《文心雕龙·谐隐》：“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清姚振宗据此谓笑书即指《笑林》，则邯郸淳奉诏所撰[2]。他采集、编排民间街谈巷语中的笑话，向文帝进说。这既符合稗官的身分，又说明他的服务对象是统治者。至于书中所记人物，据现存佚文来看，除个别有姓名的官僚文人外，大多是象“汉世老人”、“某甲”一类身分不明的人。西晋时郭颁的《魏晋世语》，在观念上对前人有所突破。首先，郭颁虽身为史官，但他既非受命撰修正史，也非搜采街谈巷说贡于帝王。他是以一个做过史官的知识分子在写一部逸史。但史官的经历对他写作仍有一定作用。表现在描写对象上，既有对魏晋时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各类人物的行为描写，也有对这些人逸闻轶事的记载。这也就使其服务对象不很确定，可见《魏晋世语》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在于它改变了小说由稗官采集传说以闻于天子的传统观念。但它仍没有把作者、读者和反映对象构成一体，使志人小说成为社会上某一阶层人物的特有文学。东晋时出现的三部志人小说：裴启《语林》、袁闳《名士传》、郭澄之《郭子》则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实质。裴启在《语林》一书中把魏晋以来文人的清谈活动作为反映对象，其读者也是同类人物。《世说新语·文学》：“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可见裴启是在志人小说中把知识分子作为作者、读者、反映对象三者共同主体这一观念的开创者。接着《名士传》继之而起，从书名上就显示了袁闳全力表现知识分子的清醒意识。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袁闳在书中专记魏晋名士事迹，并按时代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三部分。这种做法在观念上的意义，决不低于它本身的价值。与《语林》、《名士传》相同，《郭子》也体现了这一观念。

          如果说这一观念在《语林》、《名士传》和《郭子》三部书中还处于酝酿、准备和试验阶段的话，那末到了《世说新语》，这个观念便进入了成熟的执行状态。因为在履行观念的自觉性上，《世说新语》已经远远超过了上述三部作品。

          关于《世说新语》的作者，诸家书目均题南朝宋刘义庆撰。其实这不够确切。鲁迅据《宋书》本传认为《世说新语》并非刘义庆一人所作，他说：“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尤《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3]这一见解颇有道理。作为魏晋时期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世说新语》任务量大，对编纂者水平要求高。刘义庆一人难以胜任；而由他身边的文人来共同分担；则极为可能。因而从广义上说，《世说》所采众书的作者，如裴启、袁闳、郭澄之等人都可称本书的作者；从狭义上说，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临川王周围的文人都很可能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编纂工作。如果此说成立，那就意味着秦汉时人们关于稗官为小说作者的观念已经从根本上受到扬弃，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地以知识分子队伍为《世说新语》这类小说的作者主体。

          如果仅此一点，尚不足以构成志人小说的独特观念，因为古代典籍中非文人所为者并不多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志人小说的作者能把自己的生活追求、审美情趣与作品中的文人相互作用，能从更为广阔的范围上，、表现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总之，是作者自我的对象化；又是对象化的自我。打开《世说新语》，从东汉末到东晋时期200多年间文人士大夫的总体精神面貌可尽收眼底。从建安文人到竹林七贤从哲学家、经学家到教徒、诗人，各种文人之态无不跃然纸上。即使一些人是政治家、军事家兼文人，作者也把他们置于士流之中，写出其作为文人的个性。

          由于作者和书中描写对象均以知识分子为主，它所形成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也必定适于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世说新语》问世后，受到广大文人的青睐。明代陆师道说：“予惟《世说》纪述汉晋以来佳事语言，以垂法戒，而选集清英，至为精绝。……是故齐梁以来，学士大夫恒喜言之，宗工巨儒，往往为之注释缀续，叙录删校。尊信益众，而此书益显。”[4]所以鲁迅把《世说新语》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5]

   这个观念在《世说新语》中确立以后，便成为一种定势，为后代志人小说作者认同和摹仿。他们也往往按照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作者；读者、对象三位一体的构架来经营自己的作品，从而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文学这一观念。

     

   二． 从诸子、史传、志怪中解放出来    

     

          《世说新语》观念成熟的另一标志，是它已经从根本上与诸子、史传、志怪书划清了界限。使志人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样式。

          任何一种艺术新生命，总是既带有孕育它的母体的痕迹，又具备区别于母体的，启身性质，”中国叙事文学的成熟，大大晚于抒情性文学。而叙事文学的因素，散见于早期史传、诸子及各种文体中。故后代叙事文学之源，莫不与此相接。先秦两汉时期史传、诸子文学中的小说因素，对志人小说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没有它们，就不会产生志人小说。但志人小说又是在观念上对它们的继承和告别中，才得以使自己成为文学上一支独立力量。因为尽管从先秦两汉的史传、诸子散文到刘向的《说苑》、《新序》县备了很多小说因素，但它们本身毕竟不是小说。志人小说只有同它们脱离关系，才能另立门户。然而这个过程却很艰难。邯郸淳《笑林》选取了很多富有性格特征的人物故事，这说明它告别史书是成功的。但这些故事寓言式的说教气仍然较重，说明它还没有彻底脱离子书；郭颁《魏晋世语》只记事不议论，但书中军政大事和轶闻故事并举，：则没有彻底挣脱史书的束缚。裴启《语林》已经基本上以人物轶事为主，因而子史的痕迹已经消失。然而书中却又与志怪故事糅在一起，减低了它的志人性质。到《郭子》一书，不仅看不到子书的说教气和史书述军政大事的惯例，而且连志怪故事也剔除在外。《郭子》现存佚文多已收入《世说新语》，说明它为《世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说新语》的作者对于志人小说职能、界限的认识已经相当成熟。在刘义庆及其幕僚们看来，志人小说不能象诸子书那样把讲故事作为阐发道理的手段，更不能直接发出议论。如果有所寄托，也只能隐含在故事之中，不能象《说苑》、《新序》那样先讲故事，后讲道理。他仍对诸子的借鉴，只限于那些构成小说因素的成分。另一方面，志人小说也不能如同文书把记述历代军政大事放在首位，而应采集那些能作用于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灵深处的历史传闻。从《语林》到《郭子》，其中近史的成分愈来愈少，而《世说新语》中不但近史的成分减少，相反倒开始有个别虚构的成分。历代指摘《世说新语》记事失实者不乏其人。其中最用力者为唐代刘知几，他对唐代御撰《晋书》采用《世说新语》的故事大为不满。出于史家求真的信念，刘氏以为信史中不应该收入有虚构故事的小说。他虽未领悟到史书与小说亦有暗合之处，却也无可非议：但从另一角度看，被置于史家之外的《世说新语》，恰恰与文书划清了界限，成为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志人小说。从文学角度看，这并非耻辱，相反倒值得庆幸。当然，告别不等于绝缘。历史传闻、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经常与小说搅在一起，并成为志人小说的主要源头。说明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契合点，这就是叙事性文字中的文学性。如果具备这一契合点，一篇历史故事既可以是历史，也可以是文学，一篇寓言既可作为议论的手段，本身也是优美的文学故事。司马迁《史记》之所以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6]，就是因为书中具备这样的契合点。钱锺书先生说：“实际上，一桩历史掌故可以是一个宗教寓言或‘譬喻’，更不用说可以是一篇小说。”[7]此语切中肯綮。《世说新语》的作者也正是深得此中三昧，才成功地摆正了与诸子、史传文学的关系。书中虽有虚构故事，但为数很少，而且其主人公均确有其人。大多故事仍为真人真事，但这些真人真事不象史书传记那样是生平、家世、主要活动经历的罗列，也不象寓言故事连带那么多的议论，而是选取人物事迹中精彩、感人的片断。所以《世说新语》给人们提供的是魏晋文人挥麈谈玄的风彩，狂放跌宕的举止，而不是史的规律和睿知的哲理。而由于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史传、诸子的契合，所以书中故事除了小说价值外，对史学家和哲学家也莫不有助。这、一点是《世说新语》对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极重要的贡献。

          在志人与志怪关系的认识上，《世说新语》也超越了前代志人小说。《魏晋世语》和《语林》中都还夹杂一些志怪故事。“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8]。《世说新语))则明确地专记人事，剔除鬼怪，从而鲜明地表现出其志人性质。刘义庆及门人把鬼怪故事另成一帙帜，是为《幽明录》。这两部书同时编纂，也清楚地说明作者在志人、志怪关系上的清晰目光。甚至可以说，小说史上志人志怪第一次明确的分工，是从这两部书开始的。当然，它的意义也不仅限于分工，而是观念成熟了，“遂脱志怪之牢笼也”[9]。      

          后代志人小说的发展表明，能够领会并坚持《世说新语》走出史传、诸子和志怪这一观念，是志人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反之则易入歧途。唐以后笔记小说汗牛充栋，其中不少或重议论而近子，或只记军国始末而近史。这个对比，尤能说明《世说新语》对志人小说这一观念建设的重要意义。

         

   三．自成流派的体例

     

          文学观念既有内在形态，也有外在形态。内在形态是人们对某种文学样式的质的规定性认识。外在形态则是实现此种认识的载体方式二者相互作用，浑然一体。《世说新语》中以单篇丛残小语式的故事为基础，按内容分类的体例，就是志人小说观念外在形态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是志人小说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记录知识分子事迹为主的志人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显著标志。

          如果仅就分类而言，《世说新语》以前的很多子书如《韩非子》、《风俗通义》、《论衡》等均用此法。而寻根溯源，还是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类的观念意识，以及作为这种观念集中反映的早期类书。《易·系辞传》：“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晋代皇甫谧说：“事类相从，聚之义也”[10]。人们对事物“类”的观念觉悟，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体例影响自然不言而喻。但子书、类书分类的出发点，却与《世说新语》有着质的区别。举例来说，《淮南子》、《尔雅》的分类，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宇宙的类别认识，《吕氏春秋》的分类则主要从人的社会关系着眼，并把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这与《世说新语》对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气质进行分类迥然不同。在这方面对《世说新语》影响较大的是刘向的《说苑》、《新序》和刘邵的《人物志》。刘向二书中能把若干故事遗闻汇集起来分类，这已为《世说新语》作了示范，J而且书中一些类目，稍与人的品性有关，如《说苑》中“敬慎”、“善说”，《新序》中“义勇”、“善谋”等类。但总的来说，二书的分类，还是体现了儒家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规定，象“君道”、“臣术”等、刘邵《人物志》中没有故事，因此它的分类完全从理论思辨的角度进行。但书中论辩的内容，却是围绕人的品性气质等方面进行的。这对《世说新语》以人的品性为中心的分类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魏晋时期志人小说多已亡佚，是否为分类体例难以确定。只有《魏晋世语》可能采用这一体例。据裴松之《魏志·裴潜传》注，《魏晋世语》曾把韩宣的事迹列于《名臣》之流。与他流相应，则可构成书中分类之体。不过从“名臣”一类来看，作者的着眼点，仍不是人的内在品性，而是社会对人的地位和层次的估量和评价，因而带有一定的史传痕迹。

          在《说苑》、《新序》和《人物志》的直接影响和启示下，由于魏晋文人对自我认识层次的加深，《世说新语》的分类，则注意深入到人的内在方面，从人的品性、气质等方面设类，如“方正”、“雅量”、“豪爽”、“忿狷”、“捷悟”、“任诞”、“简傲”、“俭啬”、“谗险”、“假谲”等。这些门类均由一些性质相同而具体人物事件不同的故事组成，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文人的各个性格侧面，体现了刘邵对人的性情的认识。有些门类虽不是直接展示人物才性，但却是人们相互进行才性品评的记录，如“赏誉”、“品藻”等。另外篇首的孔门四科，则直接套用了孔子品评学生时的四个标准[11]。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门类集中表现了人们对自我道德、才能方面的认识。这种以人的才性、品德为中心的分类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人的价值取向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子书和类书的分类，是一种小说自身的分类。所以它与志人小说观念中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读者、作者、对象三位一体的构架以及脱离子史与志怪的观念是一致的，它构成了志人小说观念中的重要外在标志。

          《世说新语》对后代志人小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它以人为中心的分类体制。唐代有刘肃的《大唐世说新语》(一名《大唐新语》)，宋代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世说》[12]，明代有李绍文《明世说新语》、何良俊《何氏语林》、焦竑《玉堂丛语》，清代有吴肃公《明语林》、梁维枢《玉剑尊闻》、王晫《今世说》，近代还有易宗夔《新世说》等。有的书名就摹仿《世说新语》，有的完全沿用《世说》设立的门类，有的则另立一些门类，—从而体现出《世说新语》在志人小说观念的外在形态上的规定作用。

          总之，《世说新语》披沙拣金，吸收、融化了前入提供的志人小说观念的不同侧面，确立了志人小说自己的文学观念，使志人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小说流派和体系，并对后代的志人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继往开来的作用，无疑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13]

     

          （本文原载《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