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两千年来，说部如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主要样式，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于中国古代小说日益重视，研究者闻风而起，成果卓著。在中国古代小说目录的编纂方面，前哲时贤，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皆有专门书目，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然而，随着一个世纪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许多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史料的陆续发现，系统地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目录学的成就，编纂一部囊括文言与白话作品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古代小说书目，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学术课题了。因此，我们不揣谫陋，决心编纂《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为中国古代小说目录学的建设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著作，始于汉刘欲《七略》。但自西晋荀勖分书籍为四部以后，便历代相沿，将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从属于子部。然而，由于历代对小说这一概念理解的差异及发展变化，何谓小说，并没有统一的界说，以至在小说的著录及分类上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也给今人编纂古代小说书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在充分尊重与继承古代小说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依照今人对小说概念的理解，确定古代小说的范围，是我们在编纂本书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流传于世的古代文言小说，有相当的数量著录于历代书目，这自然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方便。然而，在历代书目中被当作小说著录的作品，亦有大量的如诗话、花木谱之类的并非小说的书籍。而一些明显具有小说性质的作品，又被排斥于小说之外，置于史部或子部其他类，或者根本没有著录。这种情况，直至清末，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对历代书目中著录的小说家作品，予以认真甄别，选取其中大致属于小说的作品，剔除那些完全没有小说因素的文言笔记。而对于历代书目并不著录于小说家之列或未予著录，但明显属于小说的作品，亦尽量予以收录。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与基本事实，对于一些含有小说因素，并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如一些笔记和诗话等，亦酌情采录。

    至于古代白话小说，除了宋元时的一些单篇作品以外，历代书目鲜有著录。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摒弃白话小说，可见古代中国对于小说的轻蔑态度。因此，在处理这一间题时，我们尽可能地搜集史料，著录已知的白话小说。但是，在宋罗烨《醉翁谈录》、明晁氏《宝文堂书目》等书中著录的不少早期白话小说，大多亡佚，对此，我们一一加以考证，予以收录。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工作的成果本身，来说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这一文体概念界限的理解，并以此作为这一学术问题的一家之言。

    为了更为全面与准确地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概况与发展面貌，对于已知的作品，无论存佚及刊刻与否，我们均予著录。在编纂过程中，原则上我们只著录已经成书的作品。但是，有些见于历代书目著录，或曾经单行的单篇作品，如唐元镇《莺莺传》等，考虑到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影响与实际情况，我们亦予著录，单独立目。而一般小说集如明冯梦龙《古今小说》等里面的单篇作品，除了其中确为前人旧作并曾为历代书目单篇著录或单行者外，则不予一一著录。但是，编辑或刊刻于民国以前的各种小说类书、丛书、总集、选集等，由于其不仅单独成书，而且有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亦在我们的著录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少作品与他种著作混杂，难以区分。完全依照今人的小说标准加以衡量，未免过于严格，不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情况。但全盘继承或迁就古人的小说概念，则势必会造成混乱，不利于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采用的是以今人的小说标准为主，辅之以古代小说概念的衍变及古代小说发展的客观实际，前宽后严，即早期作品适当放宽标准，后期作品则稍微从严收录。

尽管事实上并不可能，但我们仍然希望，按照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理解，本书是迄今收录古代小说数目最准确而又最完整的一部小说目录书。

二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文言与白话作品，虽然同出一源，互有联系，但区别甚大，各有其独特的发展史。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将两类作品，分别处理，厘为文言与白话两编，以使眉目清晰。但是，两编作品在分别著录时，所采用的标准与体例仍是一致的。

    由于本书是中国古代小说书目，所以，我们著录作品的下限为清宣统三年(1911)。民国及民国以后作家撰写的作品，一般不在本书的收录范围之内。然而，始撰于清而终成于民国者，如曾朴《孽海花》，虽然全书的最后完成已是1930年，但其书的前半部分在清末已经行世并产生影响，学者历来将其视作晚清小说，我们仍然予以著录，以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特殊情况。

所有著录的作品，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均按照作者生卒年的先后予以排列。但是，有大量的作品的作者已经佚名，我们则依其成书年代先后排列。至于有的作品，不仅无以考知作者，而且其成书年代亦难以遵定，我们就尽可能地按其问世、刊刻年代的先后，并根据有关资料，酌情插入相关作家作品之后。

三

    编纂书目，当以有提要者为上。所以，我们著录古代小说，就考虑到要对作者生平，作品种类、数量、版刻及内容源流与影响等，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与介绍，并尽可能作出科学的归纳与判断。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在著录作品时，首先对作品的时代及性质作出判定，然后介绍作者生平、作品版刻、内容，对于有本事或来源的作品，亦作相应的考证。同时，对作品的艺术特点及其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地位、影响等，进行适当的评价。在做这一工作时，我们本着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尽量介绍历代学者、尤其是现代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采用学术界所一般公认的观点，有时亦断以己见，然力避主观臆断。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使本书目成为历代小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特别是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作一个总结，以便学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下一个世纪进一步开拓研究领域，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学术研究深入发展。

    在提要撰写中，我们对于已佚作品也撰写了合适的提要。这类业已亡佚的作品，有不少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对于了解与把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源流与演进轨迹有很大价值。为此，我们搜集资料，予以考证，寻找有关线索，尽可能地对其作者、作品内容及影响等情况进行介绍，以增加本书的信息含量。

    此外，中国古籍中的同书异名或同名异书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尤为突出。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一般只采用作品的原名予以著录，撰写提要，而将其他书名作为异名处理，另立一目，然不撰提要，仅书“见某某”字样，以节省篇幅。但是，有个别作品如清曹雪芹《红楼梦》，原名应为《石头记》，然考虑到《红楼梦》一名更为通行，妇孺皆知，深入人心，为一般读者与学者所习用，因此，我们即取以立目，而将《石头记》列为异名。这虽然是一种变通办法，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做比较符合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及其研究的具体情况，是较为合适的。

在撰写提要时，我们根据作家作品的实际情况，采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灵活处理。在作品内容的介绍上，我们对于一些人所熟知的作品，适当简略;而有些罕见或不为人熟悉的作品，则增加篇幅，较为详细地叙述梗概。在作者生平及作品版刻、本事源流等的考证、介绍方面，我们也力求做到简明扼要、言而有据，既避免繁琐冗沓，又不致流于空虚浮泛。

四

    我们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空气的活跃，不少有关著作的间世，以及古代小说作品的大量发掘、整理和出版流布，也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得本书的编纂不仅适应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同时也具备了成书的可能与条件。

    为了较好地完成这一工作，我们查阅与参考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书目以及古代小说作品，并从中汲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或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与观点。在征引这些成果或观点时，根据本书的体例以及行文的需要，我们尽可能地一一注明出处。这不仅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在此也向前哲时贤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纂《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夙愿。由于种种的原因，这一工作直到今天才得以完成。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慨然应允，梓行本书，以繁荣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弘扬中华文化。这使我们由衷地感谢与敬佩。

    郑振铎先生在为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一书所作的序中说:“‘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间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尤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间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的暗中摸索之苦。”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够给爱好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读者起到一个“门径”的作用，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