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老的围棋相比，樗蒲在汉魏时期要算是新兴的娱乐项目了。虽然相传樗蒲为老子所造，但一般认为这一说法证据不足，难以成立[1]。宋代程大昌认为樗蒲当系由春秋时期的六博发展演变而来[2]。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也延续了这一说法[3]。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樗蒲的器具和玩法都与六博有较大的不同，而樗蒲的一些新奇之处往往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樗蒲传自于西方。其根据是马融《樗蒲赋》中说：“枰则素旃紫罽，出乎西邻。”[4]意谓樗蒲用的用紫色或素色织成的棋盘出自西方邻国。而宋代洪遵《谱双》中讲到的阿拉伯帝国流行的“大食双陆棋”的棋盘也是“以毯为局，织成青地白路”。可知当时西方游牧民族因自然条件限制，多用毛织物作棋盘[5]。其实，可以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一些文字材料。《晋中兴书》载：“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6]这里虽然还说是老子入胡所作，但已经明确指明樗蒲为“外国戏耳”。又《太平御览》卷七二六引《博物志》言老子入胡造樗蒲时又说：“或云胡人亦为樗蒲卜。”可见樗蒲确实与外国胡人有关。

既然樗蒲与外国胡人有关，那么也就必然带有鲜明的异族文化特征。钱穆先生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钱氏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一为游牧文化，二为农耕文化，三为商业文化。其中游牧和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为流动的，进取的。……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具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征，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7]樗蒲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活动，正是体现了西域游牧民族的这一文化精神[8]。马融《樗蒲赋》在形容樗蒲活动的赌博场面及其对于游戏者的心理影响时说：“是以战无常胜，时有逼遂。临敌攘围，事在将帅。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磊落踸踔，并来猥至。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9]这种“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的激烈场面和“胜贵欢悦，负者沉悴”的终了效果，与钱穆所概括的游牧文化精神可谓不谋而合。

马融《樗蒲赋》在谈到老子发明樗蒲这种游戏的目的时说：“昔伯阳入戎，以斯消忧。”从他描写的樗蒲活动场面及效果来看，这种带有强烈的刺激感的赌博活动的确可以起到消除忧愁的作用。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种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相悖的文化活动如何能够在中国找到合适的生存土壤。从文献记载来看，魏晋时期的正统主流人士显然对樗蒲这一与中国固有文化精神相悖的外来游戏活动持抵制态度。首先，樗蒲这种赌博活动的流行引起了有关人士的警觉和担忧。庾翼曾对下属官员中日益炽烈的樗蒲热忧心忡忡地说：“顷闻诸君有樗蒲过差者。初为是，政事闲暇，以娱乐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渐以成俗。闻之能不怃然？”[10]这种担忧的直接后果就是庾翼等官员公然对樗蒲采取取缔的办法。当庾翼的下属官员参军于瓒上书，陈述樗蒲等嬉戏的危害，并建议“宜一断之“时，庾翼立即批示：“今许其围棋，余悉断！”[11]与庾翼类似的还有陶侃。《晋中兴书》记载陶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12]在陶侃和庾翼等人看来，所有容易起到涣散人心，有悖儒家入世精神的活动都应在取缔之列，更何况樗蒲这种外国之戏？

然而既然儒家的正统人士连儒家思想本身在汉魏时期的颓势都无法挽救，那么他们对于樗蒲等有悖儒家教化精神的游戏活动的禁止，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樗蒲能够在魏晋时期广泛流行，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随着儒家思想的衰微，以往社会对于个人那过多的束缚和责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和逆反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反礼法之士的行为选择是唯与儒家思想观念相悖为是从。所有儒家思想反对和禁止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新潮而大加提倡。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到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也”，再到整个魏晋时期士族名士的种种放诞举止，都是作为儒家思想观念的反动的产物。东晋时期的葛洪曾以极大的愤慨，来谴责这种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以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訚訚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业。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13]又说：“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事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14]葛洪的话不无偏激，但却大体上反映出当世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土崩瓦解的真实情况。

受惯了儒家思想循规蹈矩的观念教诲的人，一旦抛掉头上的紧箍咒，便以极大的自由精神去寻求一些越轨后的快感。而樗蒲这种外来的赌博游戏恰恰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心理[15]。作为士族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收录了许多名士以樗蒲活动展示其个性魅力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有关樗蒲活动记载的珍贵史料，而且也有助于认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由于樗蒲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输赢的筹码很大，甚至顷刻间可以使人倾家荡产，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寻求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弄潮儿：

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刘注引《中兴书》：“峤有隽朗之目，而不拘细行。”）（《世说新语·任诞》）

尽管是屡战屡败，却还要屡败屡战。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儿来自樗蒲活动尽管可能，却十分渺茫的胜利的机会。然而樗蒲的魅力也就在于通过对参与者这股冒险和竞争意识的调动。由于这种魅力的吸引，有些乐此不疲者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桓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方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对人曰：“汝意识袁彦道不？”（刘注引《郭子》：桓公樗蒲，失数百斗米，求救于袁耽。耽在艰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唤。”即脱其衰，共出门去。觉头上有布帽，掷去，著小帽。既戏，袁形势呼袒，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顷刻失数百万也。）（《世说新语·任诞》）

这篇故事可谓是马融《樗蒲赋》所描绘的“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的激烈刺激场面。文中袁耽能够放下父母的丧礼而去替桓温出气报仇，其动力既不是哥们儿意气，也不是挣钱的欲望，他只是想在樗蒲游戏中一展才华，证明自己的超人能力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西域游牧文化的冒险竞争意识对中原士人的影响，魏晋士人将个人的价值置于礼教礼法之上，于此可见一斑。从中亦可见习樗蒲者在性格和人格方面所形成的自信和自尊。又如：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世说新语·方正》）

“南风不竞”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16]意谓南边一方要输。说明王献之虽然年少，樗蒲水平已经不低。后文王献之“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一句殊为难解。余嘉锡从家门是否养畜门生的角度，认为荀粲和刘惔家门整肃，不畜门生，故不致为门生所辱。因而为王献之所惭。他说：“《法书要录》二梁虞和《论书表》云：‘羲之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晋书》本传略同。此羲之家有门生之证也。《魏志·荀彧传注》及本书（按指《世说新语》）《惑溺》篇并引《荀粲别传》曰：‘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时俊杰。’《晋书·刘惔传》云：‘为政清整，门无杂宾。’本篇又载真长言‘小人不可与作缘’。二人之严于择交如此，必不畜门生。即令有之，亦必不与之款洽。献之自悔看门生游戏，且轻易发言，致为所侮，故以荀、刘为愧。观其词气如此，可谓幼有成人之度矣。然虞和表云：‘子敬门生以子敬书种蚕后，人于蚕纸中大有所得。’则子敬后来竟不能不自畜门生。其发此言，特一时之愤耳。荀、刘二人为风流宗主，其行事播在人口，无不知者。故子敬童而习焉。孝标亦不复详注，后人读之，有不解其为何语者矣。”[17]诸家译本也多从余说。窃以为此解恐未得肯綮。从故事语言环境看，王献之的瞋目系由门生“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所起。则“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一句当承续上句，意谓与荀粲和刘惔相比，我或许可称“管中窥豹”，但与你们这些平庸之辈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以此表现王献之在樗蒲能力乃至人格上的充分自信。倘按余氏所解，此事当入《尤悔》篇，而不得入《方正》篇矣。

       正因为樗蒲能够充分体现出参与者的性格和人格，所以人们常以此来评价品骘人物：

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声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刘注引《论语》：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世说新语·忿狷》）

“齿不合”意谓樗蒲时投掷五木时所得齿数不理想，至少是未得贵采[18]，故为袁耽所激忿。从上引故事已经看出，袁耽是视樗蒲比祖宗都要重要的人，所以难以忍受樗蒲失败的痛苦，直抒胸臆。这在温文尔雅的儒家观念看来，是有失体统的。有意思的是，那个责怪他迁怒失态的温峤，本人也曾是屡败屡战的樗蒲迷，却要对袁耽指手划脚。这种评价正好从反面看出袁耽在樗蒲活动中对儒家人格规范的叛逆。又有人从樗蒲活动中去观察和分析一个人的政治处世习惯，如：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世说新语·识鉴》）

此事在永和二年（346）。其实当时李势成汉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不堪一击。桓温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决然进兵的。而刘惔对战局必胜的预见，却是通过桓温平常樗蒲时不作无把握之事的习惯而看出的。可见樗蒲活动已经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发生联系了。又如：

王大将军于众坐中曰：“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大将军曰：“我与周洛下相遇，一面顿尽。值世纷纭，遂至于此！”因为流涕。（刘注引邓粲《晋纪》：王敦参军有于敦坐樗蒲，临当成都，马头被杀，因谓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总角时，与于东宫相遇，一面披衿，便许之三司。何图不幸，王法所裁。凄怆之深，言何能尽！”）（《世说新语·尤悔》）

“五马领头而不克”即是以樗蒲为喻，说周顗已经胜局在握，如同樗蒲中的五马领头，但终于功败垂成。《晋纪》中王敦参军也是以樗蒲为喻，说周顗即将成都时功亏一篑，马头被杀[19]。可见故事中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樗蒲活动为喻，影射人们的政治命运。则可见人们已经从樗蒲活动的胜败难料中，看到它与官场政治命运顷刻风云突变的相似之处。说明他们对樗蒲活动冒险和竞争精神的向往，仍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官本位的本体樊笼。

       综上可见，樗蒲这一外来的竞技游戏形式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流行，成为体现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势颓，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晋时期，樗蒲活动中原有的体现西域民族冒险精神的内涵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魏晋士人追求刺激冒险、追求个性自尊、自由和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从而体现出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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