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的方法论解读

宁稼雨

2009年10月许昌会议上结识了木斋先生，并了解了他近年来为探索《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年代问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卓有成效的成绩。在深深为他的详细缜密论证和精彩结论所折服的同时，也在深思，他取得成功的理由何在？对当今乃至以后的学术研究是否有示范的价值和意义？在拜读了木斋先生的部分成果和几位大家的序文评价意见之后，我个人感觉木斋学说（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木斋有关十九首作者研究的成果简称为“木斋学说”）的学术贡献除了《古诗十九首》作者断代这一学术观点本身的价值之外，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思考和主动实践。因为这种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把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带入一个全新和有效的境界。

木斋学说的自觉方法论意识

首先，木斋先生在方法论问题上有着非常自觉的思考。他是把自己的研究置于一种方法论探索的实践过程之中的。他在书稿后记中把自己对于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概括为：

以我来看，学术研究应该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应该是探索的、创新的，而非因袭的、陈旧的；应该是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而非局部的、僵死的、孤立的；应该是超越古人的，而非迷信盲从的；同时，更应该是超越本时代的，而非受当下意识形态支配的。[1]

其中涉及到学术研究的创新问题、动态把握和整体观照问题，以及对时代和个体的超越问题等等。正是因为有如此自觉和主动的思考和实践，他的《古诗十九首》作者研究才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和令人震撼的效应。而这一自觉意识和实践又是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在方法论方面尽管不是轰轰烈烈，然而却扎实前进，以方法带动研究实践的重要实绩突破的可喜成果之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讨热潮过后，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似乎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由于当时方法论讨论中不少人生吞活剥国外某些研究方法，不顾中国学界和状况和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强行灌输，致使很多所谓采用“新方法”研究的学术研究搞成了“皇帝的新衣服”般的“亮丽风景”——大家都看不懂，但谁也不说自己不懂。这种路子虽然风行一时，但无形中给新方法抹上了难以褪去的黑色。人们似乎在痛定思痛中开始对所谓新方法深恶痛绝了。似乎新方法成了浮躁的代名词，返璞归真，求实考证才是真学问。于是乎，人们开始走向反面：学界不但关于方法论的理论探研似乎有些偃旗息鼓，而且在研究实践上，对方法论的自觉应用更是凤毛麟角了。对新方法“谈虎色变”之势势必造成理论方法缺失之后的平平之作。在人大复印资料后附的论文索引中，这样的论文应该不在少数。在每年审读的博士论文中，有为数不少的以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作为整体论文框架的传统作家作品研究。其中既无多数材料发现，更难找到什么方法与理论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缺乏理论和方法支撑的陈陈相因的准重复劳动或许也正是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学术泡沫激增的重要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能从新方法讨论的意见中吸取教训，认真把新方法研究中的合理因素变为有利因素。在他们看来，新方法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人们未能有的放矢地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或者从根本上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采用了什么方法，而在于研究过程中对方法问题的自觉意识和实践运用。在此风气作用下，出现一批具有突破和建树意义的研究成果。比如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从史学角度对文学的关注，罗宗强先生从思想史角度研究文学史的系列成果，孙昌武先生从宗教文化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系列成果等等，都是得益于由方法方面的自觉突破而取得学科前沿的突破性进展的。

我本人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关注古代文学研究方法问题。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方法论讨论热潮过后，我把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把新方法有效地加以中国化的实践方面。具体就是用西方学者研究民间故事所使用的主题学方法移用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力图建构适合中国叙事文学作品实际状况的中国叙事文化学[2]。近二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使我对用先进方法带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更新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深信不疑，因而对木斋先生以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来带动《古诗十九首》作者研究的深化表示由衷的敬意。并愿意继续深入思考，把我个人对木斋先生有关研究的具体方法论意义的理解，献给读者。

木斋学说的假说思维和怀疑方法

木斋学说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创新性，也就是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推陈出新。这正是他本人自觉奉行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中的“创新”和“超越古人”这两方面内容的具体落实。而他之所以敢于“创新”和“超越古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敢于大胆怀疑前人旧说。

一次旅途中为解闷之需而随便翻翻《古诗十九首》后产生的关注和疑惑，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发而成为洋洋三十万字，在中国学界引起重磅炸弹效应的重大学术建树。而酿成此举的先决条件就是木斋先生敏锐的怀疑精神和为此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作者问题的质疑是起源于他对曹植诗歌的熟悉，由对曹植诗歌的熟悉而假想到他或许就是《古诗十九首》作者的可能性，由这种假想出发，又萌发对来自于梁启超有关《古诗十九首》为东汉作品这一传统权威断语的质疑[3]。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构成了他全部研究工作的起点，看起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深合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的国际套路。

读过曹植的诗歌同时又读过《古诗十九首》的人肯定不止木斋一个人，但想到并论证曹植就是《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人却只有他一个。区别就在于他在联想的基础上大胆运用了假说的方法。

在科学研究中，人们根据已知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原理，对所研究的问题及其相关的现象作出一种猜测性的陈述或假定性的说明。这种猜测性的陈述或假定性的说明，就是假说。假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剑桥大学著名教授W.I.B.贝弗里奇说：“假说是研究工作者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其主要作用是提出新实验或新观测。确实，绝大多数的实验以及许许多多的观测都是以验证假说为目的来进行的。[4]”木斋学说正是沿循这个规律来操作运行的。他的假说先是建立在《古诗十九首》诗句与曹植诗歌十分相似这一联想的基础之上的。进而进一步萌发《古诗十九首》作者为曹植所在的建安时期的假说。这个假说的提出，奠定了他整个《古诗十九首》作者问题考辨的核心观点所在。如同贝弗里奇所说，木斋先生所有的相关文章都是围绕着验证《古诗十九首》作者为曹植所在的建安时期这一假说的真实性来进行的。显而易见，没有他对《古诗十九首》与曹植关系的联想，就没有曹植是《古诗十九首》作者之一的假说，没有这个假说，也就没有他全部工作的基点了。木斋先生这个思维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现创新选题的经典范例。

与假说相关就是怀疑方法的使用。《古诗十九首》作者为曹植所在的建安时期这一立论的最大障碍就是前代权威梁启超提出的《古诗十九首》为东汉作品的断语。这一断语成为在此之前文学史的通行说法。木斋先生要验证其建安乃至曹植说的成立，首先要搬掉《古诗十九首》为东汉人作这块沉压已久的大石头。所以，用怀疑的方法来对东汉说进行质疑，并将其否定，就成为木斋学说整个链条中的必要环节了。

迄今为止，很多人对怀疑方法本身的合理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混淆了怀疑主义和怀疑方法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实际上，怀疑方法既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朴素怀疑，也不同于主张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义。朴素怀疑缺乏的是科学论证，怀疑主义则是把怀疑绝对化。而科学怀疑则把怀疑对象视为一种需要经过实验来证明的演算题。一方面，它并不先入为主地肯定怀疑事实真伪，而是通过事实的推演来决定是否接受怀疑的成立。另一方面，它又反对怀疑主义一成不变的绝对怀疑，而是随着怀疑现象的不断调整更正怀疑的部位和分寸，使之成为澄清事实、解决问题的必要途径[5]。

从木斋先生的论著来看，对梁启超等人提出的东汉说的质疑尽管是他全部学说的一个必要逻辑链条，但作者并非简单从事，一般地用建安说来直接否定东汉说，而是实事求是地靠事实和道理来说话。他不仅点出东汉说只凭“直觉”，缺乏事实依据的软肋，而且还认真分析这一不可靠的“直觉”说法之所以长期延续的原因所在。这就很容易使读者从情理上接受这种质疑，沿着他所设置的十九首作者问题的连环套，一步一步流连忘返。

虽然前人对东汉说大都人云亦云，但不等于说大家对东汉说都没有任何疑问。只是怀疑者没有勇气去把这些怀疑用科学态度加以研究和陈述而已。木斋先生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的怀疑实际上是一种责任，而不是捕风捉影式的八卦传闻。没有科学的理由，怀疑也就失去了它科学的基础。所以，充赡丰富的材料，强大而缜密的分析论证，是把普通怀疑上升成为科学怀疑的必要条件。

木斋学说的系统方法

有了假说和怀疑，只是提出了问题，离解决问题还相距甚远。梁启超的东汉说不难推翻，其主要原因就是他既无直接的材料依据，也没有能够支撑其说法的强大逻辑链条的分析论述。类似情况，在当今古代文学研究界也不乏出现[6]。而木斋先生的建安曹植说之所以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主要原因不是在于他假说和怀疑，而是在于他所构建的从不同角度侧面来支撑其基本观点的庞大论证体系。这是对《古诗十九首》作者研究的贡献，也为传统考据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策略。同时，这种方法又是科学研究方法中系统研究方法的有效实践。

20世纪4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在改善武器装备系统中首先提出并使用系统方法这一概念，为世界各国所瞩目。二战之后，这一方法沿着两条路线继续延伸：一是继续在社会上广泛应用与军事、交通、通讯等各个领域，一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于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体系。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就是从整体出发，把与研究对象相关的诸多因素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把复杂的情况当作结合在一起的一整块来考虑……观察一定数目的、不相同的、相互作用的事物，看它们在多种多样的影响作用下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7]。

木斋先生的《古诗十九首》作者研究，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作。在这个系统中，作者勾划了一个相互关联的证据链条，这些链条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咬合，形成一个系统证据效应。如果说每个单个链条只是解决局部问题的话，那么它们组合起来，完全就是1+1+1≦3的效果。

首先，木斋先生从五言诗这一诗体形成时间的考证分析入手，用富有想象力却又缜密扎实的分析，为五言诗、十九首和建安诗歌三者之间勾划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顺序关系：没有五言诗的成熟，就没有十九首的问世。而五言诗的成熟只能在建安十六年之后，那么十九首的作者也只能在建安十六年之后了。为此，作者还专门对传为汉代五言诗作品的秦嘉三首五言诗和《陌上桑》进行了专门考辨，认为传世秦嘉五言诗为伪作[8]，《陌上桑》系从黄初年间得宠的左延年《秦女休行》脱化而来[9]。这不仅基本上搬掉了十九首成于东汉说的主要依据，而且也为十九首作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主题铺平了道路。至此，十九首作于东汉的说法已经被推翻，五言诗只能成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说法已经成立。这一部分自成体系，证据充分，令人信服，标志着作者对于十九首作者问题的“破”的工作已经完成。

但是，“破”只是作者全部工作的一半，他还要用“立”的工作来把有关十九首作者的断代问题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所以，“破”这个体系只是作者更大的论证体系中的一个局部。当“立”的系统工程竣工后，“破”与“立”两方面的工作绩效就会相得益彰，显示出超出各自独立价值的增大效应。

木斋为有关十九首作者“立”的系统又设置了三个子系统：一是通过对建安风骨和文学自觉的分析，为十九首作者的建安说搭建时代平台，二是通过对曹操、曹丕和七子其他成员五言诗的考辨，说明五言诗成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真实性；三是通过大量篇幅的考论，证明曹植为十九首作者的可能性。三个方面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与“破”相对应的 “立”的独立系统。这一部分，应该是木斋学说的精华所在。一篇篇字字珠玑的文章异彩纷呈，洋洋洒洒，从不同侧面，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把十九首作者的建安说渲染得逼真而立体，令读者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木斋先生本人体貌不算魁伟，但他在处理十九首作者研究问题时，好像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既有战略上的宏观作战意图，又以战术上细微作战技巧为之支撑，纵横捭阖，运筹帷幄，把系统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木斋学说的定量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方法本来是自然科学的强项，但近些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纷纷上马使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古代文学领域已经有过一些采用定量统计方法的成功经验，如近些年来陈大康先生运用数字统计方法对古代小说研究的有关成果等。但相比之下，古代文学领域对于定量方法的运用基本上还处于零散和初起的阶段。因此，任何一点有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定量方法的使用，都是应该受到提倡和鼓励的。

木斋学说中部分使用了定量方法。他经过统计，发现曹植诗歌中有三十多句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至少有四句与十九首完全相同的语句。同时，至少出有十二个首先由曹植在诗文中使用的语汇[10]。这种从语句、语汇角度入手，建立在确凿数字基础上的证据，令人信服，对于作者力主曹植为十九首主要作者的观点，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尽管这样的研究在木斋学说中所占的比重还不是很大，但它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证明和承认。我们有理由把它和其他几位用数字定量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列在一起，作为古代文学领域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来审视，并表示敬意。

这里要补充几句的是，定量方法本来对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迄今为止，它的重要程度和人们对它的使用频率显然是不成正比的。实际上，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社会科学领域就多多得益于定量分析方法的支持。早在19世纪，著名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对数学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表示过热切的期待，他说：“……数学由于帮助自己的近亲，所以也学会了帮助它的亲属。在数学，亦即在计量技术的管理之下，精密科学的联盟也在逐年扩充新的知识领域，增加新的外来人。……现在加入这一联盟的还有人文科学。现今的人文科学，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爱好虚荣但处于贫困卑微之中的人们一样。这些人的一门远亲（数学）不像他们那样有高贵的出身和空前的美德足以自豪。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和诚恳的人，但却很富有。自命不凡的贵族长期以来极力装作瞧不起他，然而贫困又迫使他们去指靠他的施舍[11]。”而时至今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已经为我们人文科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了[12]。大约七、八年前，我曾就古代文学研究的电子文献使用问题对有关部门提出过这样的预想：当电子文献刚刚问世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三五年后，能否有效和习惯地使用电子文献进行包括定量统计在内的各种文本查询和材料挖掘，将是决定研究水准和研究步伐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木斋的定量分析方法使用的成功显然对古代文学领域同行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综上可见，木斋先生有关十九首作者研究的成功，首先是方法的成功。他的研究成果必将会对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给我们大家提供很多教益，其中研究方法的影响和教益是不能忽视的。当然，本文是就木斋学说来谈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或许其中有牵强附会之处，抑或不乏曲解作者本意之弊。但无论是木斋学说本身，还是本文的写作，均非圣贤，失误荒谬也许在所难免。倘若我们的工作能激发世人关注十九首作者问题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论问题，那么我们都会引以为荣，欢迎并致谢的！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 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一书后记。

[2] 参见宁稼雨《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中州学刊》 2007年第1期。

[3] 参见木斋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后记》。

[4] 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4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

[5] 参见欧阳康、张明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153-15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6]如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不下几十种，但有说服力的却极少，理由也盖莫其外。

[7][美]E.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文1版，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8]参见木斋等《论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为伪作》，《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9]参见木斋《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

[10]参见木斋《从语汇语句角度考量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1]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文1版，4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12] 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我相信木斋先生的定量研究是得力于计算机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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