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作者问题的认知视角与融通


宁稼雨


————————————————————————————————————
            [摘要]《世说新语》作者归属，一直有刘义庆说和成于众手说两种观点。我们试图从两种观点认知视角解读的角度，希望另辟蹊径，审视和解读这个问题。具体思路是：将“刘义庆说”解读为文献学视角，将“成于众手说”解读为文化学视角。通过对两个不同视角的性质分析，找出二者各自的学术价值和认知特征；再将其置于魏晋士人文化大背景中去重新估量二者的认知作用，并且从成书过程与方式等其他相关要素综合考量两种认知视角对于《世说新语》作者问题的认知启示。
            [关键词] 《世说新语》 作者   认知视角   融通   魏晋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17ZDA251）
            [作者简介]宁稼雨（1954--     ），男，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300380）




            一部名著的受关注程度，会直接导致其受关注问题的多样和复杂。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和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世说新语》作者问题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但因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家之说又难以融通冾合。如果固化这种态势，势必会形成盲人摸象，鸡同鸭讲的分离局面，不利于该领域学术推动和深化。这里不揣浅陋，尝试换一种思路逻辑，希望能从作者问题认知的视角区分角度，加以剥离缕析，争取将此问题认识思考进一步深入发掘，更能接近事情本来真相。
            任何一种学术观点都要收到其立论视角的制约。各种学术观点难以实现融通冾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是不同立论视角之间的难以兼容。只有认清不同立论视角的属性及其差异，才能在不同立论视角之间去寻找可能的融通冾合线索，为问题的深入认识和解决寻找可能方案。


一，
《世说新语》作者问题大致有刘义庆说和刘义庆门客众手说两大观点，这两大观点的立论视角实际涉及三个方面。
刘义庆说的立论视角主要是文献学的层面。它的立论根据和支持材料基本属于文献学的视阈和属性。
文献学是史学的下属分支，而史学的根本属性就是质实，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刘义庆说就是因为得到文献学的支撑而得以成立，而且成为《世说新语》作者归属的主流观点。从《南史》本传和《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公私书目中《世说》的作者就一直题为刘义庆。本传和史志都是文献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材料支柱。由它们形成刘义庆说的立论依据，坚实有力。此外，支持刘义庆说的论证依据基本也是文献学的思路和逻辑。如明代以前部分典籍也一直直称刘义庆《世说》，如《世说新语·假谲》“诸葛令女”条刘孝标注云：“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 案“康王”为刘义庆谥号，他去世后后人屡以“康王”称之。如慧皎《高僧传》有六处提到刘义庆，均称之为“临川康王义庆”或“临川康王”。则刘孝标明言《世说》的作者为刘义庆。刘知几《史通·杂说中》：“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 这些都是在明代以前人们从在认定刘义庆为《世说新语》作者的问题上，从文献学角度可以找到的支持材料。
刘义庆门客众手说的立论视角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视角，二是文化视角。
文学视角说的影响比较大的是鲁迅，实际上从明代开始就有人做出这样的推测。这个视角的基本观点是从文学创作能力的角度，质疑刘义庆本人独立完成《世说新语》这部重要典籍在文学能力方面的可能性，而主张该书应该完成于刘义庆身边那些文人墨客。这种质疑仍然还是有据可依。如《南史》本传称刘义庆本人“才词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根据这段记载，文学视角论者提出了两个疑点：一是既然刘义庆“才词不多”，那么他是否有能力以个人力量编纂这样一部千古名著？二是刘义庆和他招揽在身边的几位文人“并为辞章之美”的所指，是否应当包括《世说》一书？所以明代陆师道在《何氏语林后序》中说：“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世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 明詹子忠《南北朝新语又序》亦称：“……不知临川以典午之风流，为六朝之映带，当时幕府之宾如太尉袁淑、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诸公，皆彬彬风雅，则其时士大夫所兢尚可知。” 清初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也说：“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显然，他们充分注意到本传中有关刘义庆才词不多和他招揽文学之士共为辞章之美的潜在含义，所以实际上间接提出了《世说》的编纂者还应当包括他身边幕僚文士的看法。尽管这种观点还是出于猜测，但因与刘义庆的经历十分吻合而显得合情合理。后来经鲁迅对此观点加以总结，于是成为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见解。在《选本》一文中，鲁迅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又明确地说：“《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一说法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除个别学者外 ，后来出版的各种小说史有关论著，基本上都采用了鲁迅的说法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也认为：“此书之撰述，当非出刘义庆一人之手。”  
文化视角是近些年来出现的新视角。主要是作者的社会文化修养角度来肯定众手说。大致认为《世说新语》涉猎广泛，非刘义庆个人可以独撰。笔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世说新语》是一部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基于这个认知，部分学者提出刘义庆本人的知识积累和文化修养不足以支持其得心应手完成《世说新语》其书包罗万象的复杂内容。不过近年也有人从文化视角认为刘义庆本人恰恰具备这样的能力 。


二，
笔者认为，考察刘义庆本人及其门客与《世说新语》其书丰厚历史文化内涵关系，不应孤立从相关人物个人文化修养角度来思考分析，而应该把目光视野扩大到从《世说新语》书中反映的内容社会风貌，到其书作者所处时代社会文化性质属性及其传播路径过程这些大背景中。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国文化的阶段发展态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总体风貌特征角度来考察分析，或许可以得出符合历史实情的结论观点。
按照笔者关于中国文化“三段说”的理论观点，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主旋律转型的时期。先秦两汉帝王文化的主旋律被魏晋时期新兴的士人文化主旋律所取代。所谓士人文化主旋律就是笔者归纳总结的四个方面 。如果这个立论能够成立，那么也就不妨把《世说新语》其书的内容与刘义庆及其门客的知识积累、文学才能和文化修养置于这个大背景中考察分析。
大多从文学视角来否定刘义庆为《世说新语》作者基本都是沿着照鲁迅提出的“才词不多”思路，通过刘义庆文采与其门下几位门客的文采水平对比分析，得出刘义庆在文采方面不如袁淑、鲍照等门客，因而《世说新语》作者应为其门客而非刘义庆本人的结论。这个结论以往为人们所忽略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推测而不是铁定事实。既然是推测，那就存在其模糊和弹性的空间。这个模糊和弹性的空间，恰好可以和应该用魏晋时期社会文化大背景来协助显影和透视。
魏晋是中国文化由先秦两汉帝王文化的政治主题转向士人文化的文艺主题的文化转型时期，其显著变化标志是：以注重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判断（神超形越）取代了以往注重政治和道德判断（以孝治天下）的功利价值判断。其外在表现是，文学艺术从此开始走向了自觉和独立，文人诗和文人书画作为士人文化的符号象征，脱颖而出。而其背后的强大杠杆动力则是门阀士族文人从获得经济崛起和政治权力到魏晋士人人格的独立，以及由此派生的魏晋玄学注重形而上和精神价值的思想潮流。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不仅造就了《世说新语》一书中的主人公群体，同时也把影响和熏陶了《世说新语》一书的编纂者。尽管这样的社会背景对每个人的影响熏陶会有程度差别，但总体社会氛围的熏陶和浸染却是机会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是刘义庆本人，还是其门下文人门客，都具备编纂《世说新语》一书的基本条件。


三，
刘义庆本人与《世说新语》结缘关联大约有三点：其一，他虽然身为刘宋皇亲宗室，但却因受到宋文帝刘义隆猜忌宗亲之举虐待，产生“世事艰辛”的感慨和归隐之心，因而与魏晋风流举止产生强烈共鸣并萌生编纂《世说新语》的念头；其二，《宋书》本传关于他“才词不多”的记载，在其残存文章作品中大致能够得到印证。这通常成为文学、文化视角主张《世说》出于众手的重要依据理由；其三，在门阀制度之下，文人依附权门也是一时风气。权门与其幕僚共同“集体创作”也是一种习俗。《世说新语》为刘义庆与其门人合作而成，亦为流俗之一例。  
按照《南史》刘义庆本传所示其门下几位门客名字，下面逐一简略考核其与《世说新语》编纂的可能关联。
袁淑的性格才华与《世说新语》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个人经历和政治态度方面，他不仅对魏晋风度十分神往，同时对南朝反复无常的政局十分反感厌恶，以至为此送上性命；其次从家族社会地位和他个人社会交往来看，自魏晋以来，他所在陈郡阳夏袁氏家族成员不仅在《世说新语》中频繁亮相，而且还与其他各个世家大族过从甚密。这是他参与《世说新语》编纂的重要条件；再次，袁淑本人的文学才华和修养不仅充分显示出他对《世说》人物和背景的烂熟于心，而且他本人的文学专长也与《世说新语》的某些文风十分接近。比如其所作《俳谐文》与《世说新语·排调》的风格完全吻合。
鲍照是刘义庆门客中最有条件，有可能参与《世说新语》编纂工作的文人。首先，身为寒族出身的鲍照，本来难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是刘义庆不计门第，收留重用了，使他。如此知遇之恩让鲍照长期伴随在刘义庆身边承担襄助工作。同样因为寒族出身的许多境遇，使他和魏晋名士精神能够产生强烈而深深的共鸣，激发其搜集编纂《世说新语》故事集的欲望冲动。同时，鲍照作为南朝文学创作天花板级的人物，其文学水平为期参与《世说新语》编纂又能提供坚实的能力保障。
何长瑜的情况有点特殊，但仍然不会影响他作为《世说新语》编纂参与者的重要身份。其特殊性有三个表现：其一，他和南朝刘宋顶级诗人谢灵运关系非同寻常。谢灵运因为看重欣赏何长瑜的才华，硬是在自己族弟谢惠连那里当家庭教师的何长瑜挖走留在自己身边。作为知遇之恩的报答，谢灵运作为南朝人物破例被采入《世说新语》书中，这背后的人际关系和人情意味是否与何长瑜参与《世说新语》编纂有关，大可深究。其二，最复杂的是何长瑜与刘义庆关系。一方面，刘义庆十分欣赏何长瑜的才华能力，把他留为幕僚重用。另一方面，何长瑜因为写了一首《嘲府僚诗》嘲戏陆展而遭到刘义庆的贬斥和黜落。其三，何长瑜的某些作品与《世说新语》某些内容非常吻合。尤其是让他致祸的《嘲府僚诗》，与《世说新语·排调》的很多故事的风格乃至体裁都十分近似。日本学者川胜义雄甚至认为何长瑜是《世说新语》编纂工作的“主要撰写人”。
陆展的情况在这班人里面稍显模糊。一些零星材料可以梳理出一点与刘义庆暨《世说新语》有关的信息有：首先，在各种材料刘义庆几位主要幕僚的排名中，袁淑始终稳居首位，但牢牢坐稳第二宝座的一直是陆展。中可能与其吴郡陆氏家族地位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他本人能力和素养的缘故；其次，何长瑜是因为写了《嘲府僚诗》嘲讽陆展而遭到刘义庆贬黜，虽然无法了解其中具体详细内幕，但足以能够说明刘义庆对陆展的珍重和爱护。再次，陆展曾在车骑将军臧质多次任职，最后随臧质谋反伏诛而同诛。这种与皇权势统的微妙关系与刘义庆及幕僚中其他人均有共鸣之处。可视为与魏晋士人文化精神相通的元素背景。
以往学界在讨论《世说新语》一书作者时，还忽略了一个重要故实：《世说新语》这部书并非刘义庆（或其门人）自己创作而成，而是从前代同类小说故事集中摘录汇编而成。其中最主要的几部小说是晋代郭颁《魏晋世语》，郭澄之《郭子》，裴启《语林》，袁宏《名士传》 。应该说这几部书的作者才是《世说新语》很多内容的原创者。那么，从文化传播和故事流传的角度看，无论是这几部书的作者，还是《世说新语》的编纂者，都是《世说新语》书中主人公所绘制和创建的魏晋士人文化大潮推动带动的工作结果。这也是整个魏晋士人文化流传沉淀的一个侧面。所以，无论是刘义庆本人，还是他的门下文客，都不能排除成为《世说新语》一书编纂者的可能。
除了社会文化潮流背景，这种可能性还与《世说新语》其书的性质有关。如前所述，《世说新语》乃编纂者摘录前代文献汇编而成。那么对于编纂者来说，重要的主要不是实际写作能力，而是在充分理解领会魏晋士人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础上，按照他们对魏晋士人文化精神的理解去目标典籍中发现和遴选能够充分体现这种精神的故事材料。而这项工作的性质，无论是刘义庆本人还是其门下慕客，都能胜任。在那个没有现代通讯和电子智能技术的南朝时期，连雕版印刷还没有实现普及，他们所能翻阅摘录使用的文献材料基本基本是人工书写的缣帛和纸张本。编纂工作大致需要经过人工阅读，遴选并摘抄（或做出文献索引），拟定全书分类方案，将摘抄或索引文字进行分类，抄录，然后再汇总编排成帙。与个人独撰一部书相比（如此前的《郭子》《语林》等），这样的汇编工作虽然没有撰写构思写作之劳苦，但前期阅读遴选、摘录工作量巨大，后期汇合聚拢时又涉及全书统一平衡问题。这些工作既需要对全书全局的驾驭掌控能力，又需要所有细节工作的一一落实到位。全部这些工作由一个人完成固然也可能做到，但工作量比较大，需要持续时间久。相比之下，由多人分工合作，最后由一人统稿汇总的方式比较合理。从这个角度看来，刘义庆与门客之间采用这种集体合作方式，也是合乎这种书籍的编纂规律的。


要之，关于《世说新语》编者的文献学视角和文学文化视角两种思维模式角度中，文献学视角提供的是唯一指向，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文学、文化视角提供的是多维指向，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二者虽然各有其存在理由和价值，但不必将其绝对化。文献学视角虽然证据性更强，但也不必绝对排他。或者说，可以把文献学视角的使用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给文学、文化学视角的认知留出一定空间。实际上，从《世说新语》其书的文化精神接受和传播角度，文学、文化学视角更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