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女世说》二种
宁稼雨


清代文言体志人小说开始多样化的态势，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赓续明代《儿世说》的编纂思路，继续以人物群体身份来取材编书，如章抚功'的《汉世说》和乔从颜的《僧世说》等。其中一个比较惹眼的类型便是继承《世说新语》写人传统，专收女子故事成书的小说样式。李清和严蘅各有一种《女世说》，便是其中代表。
李清《女世说》
《女世说》，四卷，李清（1602—1683)撰。《八千卷楼书目》小说家类著录。清字映碧，一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直隶兴化（今属江苏省）人。天启辛酉（1621)举人，崇祯辛未（1631)进士，授宁波府推官，擢刑科给事中。以谏语侵尚书甄淑被劾。甄淑败后起吏科给事中。弘光朝迁工科给事中。在他三任谏职期间，先后数十次上章奏，指斥时弊，皆不行。寻迁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镇，未及杭州而清兵克南京，遂隐松江，又寓高邮，久乃归故里。杜门不与人交，晚年著书自娱，尤潜心史学，康熙间征修《明史》，辞以年老不至。除本书外，又有《澹宁斋集史论》《史略正误》《南北史合注》《南唐书合订》《三垣笔记》《南渡录》《明史杂著》等 。
本书约成于康熙时作者隐居期间，传本罕见，唯见道光乙酉（1825)三月经义斋刊巾箱本。陈汝衡《说苑珍闻》所云“无意中获一刊本，书凡四卷，又补遗一卷”，与道光本相同，当为同本。书题“昭阳李清映碧辑”，“雪溪钱时霁景开校”。前有作者自序和凡例。自序情感挚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是一篇出色的序文，具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序中略述作书缘起。清早年丧父，伯父维凝抚育、教诲成长。二人感情不减亲生父子。维凝有《世说》癖，曾以《世说•贤嫒》一门“未饫人食指”为憾，欲撰《女世说》以续之，志未竟而卒。作者为报伯父养育之恩，辑此书以竟伯父遗志，其用心可叹。其书摹仿《世说新语》体例，分三十一个门类。
在清初志人小说遗民意识与歌功颂德两大潮流中，本书属于前者。作者在书前凡例中，已交代本书取材，为正史《列女传》和其他传记，以及各种野史。这与作者所处时代有关。作为崇祯进士，一个大展宏图、施展才干的难得机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成为泡影。所以遗民意识对他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康熙时他以年老为由，谢绝了朝廷征修《明史》的抬举，而躲在家里却自撰若干史学著作，也包括本书。这不能不认为是遗民意识使然。这些遗民型小说的作者对满清王朝怀有抵触情绪，可惮于清政府的淫威，又不敢正面反抗。于是他们搜集前代或明人事迹，或以思古隐含贬今之意，或言隐逸以否定现实。如《白氏妇》写白氏妇年轻守寡，于宅中造祭室纪念古时文人，香火严洁，躬自洒扫 。这里作者笔意，不能简单看成旌表封建节妇，而是在其中隐含着民族气节的意向。《黄巢姬妾》条叙唐僖宗平黄巢后责问其姬妾从匪。姬妾云：“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相于何地乎！” 在这段故事中，恐怕寄托了作者对明王朝覆灭的责难、同情，也隐含着他对清王朝的不信任态度。又如：
吕徽之隐仙，居万山中，耕渔自给。后有人乘雪物色之，惟草屋一间。忽米桶中有人，乃其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问徽之何在？答曰：“方捕鱼溪上。” (《女世说•高尚》）
文中吕徽之夫妇的远离尘世行为，给故事蒙上一层冷峭、孤寂的气氛。这种氛围也正表现了作者思念故国的难言之隐，并与作者当时的隐居心境完全一致。
除了这些遗民意识的内容外，作品中还有些故事则显现了部分传统观念的痕迹。如《杜羔不第》条写杜羔屡举不第，其妻竟写诗羞辱他，杜致羞而不敢归家 。反映儒家入世思想作用下人们对科举功名的注重。又如：
石氏有女嫁尤郎，情好甚笃。郎为商，远行不能阻。忆之病，临亡，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致于此。后凡有商旅远行，吾死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人呼石尤风。(《女世说•忿狷》）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地位决定了她们离开了依附对象便难以生存下去。这并不仅仅是生理的霈求，更主要的是灵魂的空虚与自我的失落。而作为商妇怨的主题，又表现了历史上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
由于本书由前代史书网罗而来，并非作者自作，故在故事情节规模、语言风格诸方面不甚一致。但就其艺术风格来说，—种冷俊、孤峭，又有些凄婉的格调，却弥漫于整个书中。这也正是作者遗民心情的下意识反映。


严蘅《女世说》
严蘅（1825—1854)《女世说》，未见著录。严蘅其人事迹。史传未载。据书后红烛词人陈元禄跋，知严蘅为陈之妻。字瑞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精于女工，工小词、音律，笃信佛，唯有本书存世。此书为严蘅生前遗稿，死后被陈元禄发现，抄录编辑成书。陈跋作于咸丰乙卯（1855),可知书作于此之前。另书前有严蘅戚叶石礼纨女士小引，作于同治乙丑(1865)，则此书编刊于是年。此书未见它本，唯见清嘉善张祖廉编印《娟镜楼丛刻》本。
书为一卷，多记当时才女故事。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人格追求，如记金士珊幼时于古入“竹炉汤沸火初红”小诗中看出逻辑错误，笑谓：“汤已沸矣，火犹始红耶？”可见其才华出众为作者欣赏之处。有了才能，这些女子便追求一种清高、超人的境界，以示绝俗。如：
柴夫人静仪，字季娴，与冢妇朱柔则并工诗画，风雅一门。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滣争饰，明珰翠珠，以相夸炫。夫人独棹小艇，偕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赧颊徘徊，自顾弗及。  
面对那些珠红玉翠、粉黛娇娆的庸俗女子，柴静仪等并不流于世俗，而是以近于挑衅的方式，用自己的装束本身去抨击那些太太小姐的庸俗之态，并表现出自己对高雅人格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可是在恶俗浇漓，世风日下的环境中，她们的清高之志往往为环境所不容，因而其命运也大都不妙，其中以她们的爱情悲剧尤为突出。如记黄媛介工诗善画，幼许杨氏，但杨久客不归。有人追求她，父母也同意改嫁，但她本人却坚持不肯，而杨氏却愈加轻视。在此情况下，黄媛介遂“航载笔格诣吴越间，傲居西泠段桥头 ①，凭一小阁，卖诗画自活，稍给便不肯作”。封建社会对女子价值判断的标准，不是才能和人格，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及“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社会标准与才女本人人格理想的冲突，构成了她们悲剧命运的基础。这些才女既不肯向世俗势力就范，放弃自己的人格，又找不到解放自己，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于是只能远离尘世，在孤独中排遣自己的心迹。文中黄媛介，正是这样一位无力挣扎的女子。还有些才女，也遇到意中男子，但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如愿，如：
嘉庆中，某王孙者，家城中，珠规玉矩，不苟言笑。某氏女亦贵家也，解词翰。以中表亲相见，相慕重。杏儿者，婢也，语其主曰：“王孙所谓都尔敦风古，阿思哈发都（都尔敦风古，言骨格异也。阿思哈发都，言聪明绝特也）。”再三云，女不应。王孙遘家难，女家薄之。求婚，拒不与，两家儿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儿私召王孙。王孙衣雪鼠裘至，杏曰：“寒矣！”为脱裘，径拥之女帐中而出。女方寝，惊寤。申礼，防不从。王孙曰：“来省病耳。”亦以礼自卫也。杏但闻絮絮达旦声。旦，杏送之出。王孙以赧绡巾纳女枕中，女不知也。后遂不复游相见。旬余，梦女执巾问曰：“此君家物耶？”曰：“然。”寤而女讣至。知杏儿取巾以体殓矣。王孙寻郁郁以卒，杏自缢。
这幅礼教精神的力作，在其功劳簿上又记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三条人命，对礼教的业绩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但对于人们认识其吃人本质来说，其作用则不可低估。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当事人双方以才貌和感情选择配偶的标准与其家人以门第为选择的标准之间的冲突引起，并以当事人的必然失败所致。二人相见时各申以礼，又絮絮达旦，固然是礼教道德对其熏陶的痕迹，但更能说明二人爱情追求的超功利、超肉欲性，不失为一种崇高、圣洁、美好的精神结合。在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那些怀才蹇滞、命运坎坷才女们深深的理解和无限的同情。
本书不分卷，亦未取世说体以类相从之法，这也许是书稿未完的原因。书中文笔似欠精练，但情感却十分真挚、动人。其风格是在凄冷之中渗透出一种淡淡的哀怨，反映出一个女性作家情感体验的细腻、坦诚。书前叶氏小引云：“卷中林下高风，不栉雅范，咳唾珠玉，如闻其语，牵萝倚竹，如见其人矣。”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严蘅本人也是一个清高、孤傲而又极有精神追求的女子。从作品所倾诉的感情和作品在作者生前竟不为丈夫所知的事实，有理由推测，在书中那些恃才傲世的女子身上，很可能隐含着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感受。叶氏小引云：“夫人当日脂奁粉盒之旁，不离砚匣笔床之具，偶尔晨书暝写，便能藻古鉴今。红烛词人，惟知双照比肩，眉餐夫秀色，不问三多负腹，皮孕乎阳秋。一旦镜里鸾飞，琴边鹄别，乃钿床兮廛拂，旋荩箧兮冥搜。一卷名言，获丛残之遗墨，千秋隽味，托著述于名山。”可见红烛词人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妻子。果真如此，那末陈元禄整理此书，庶几是良心发现后一种情感上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