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文献-传播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评王齐洲等《<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


宁稼雨

（2006年作者与王齐洲先生在哈尔滨太阳岛合影）

      我与王齐洲先生是交往近40年的学友。他在学术方面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有想法，而且总是能够把想法付诸实施。这样的素养正是他成为学界常青树的重要原因。近期拜读他的新著《<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更加坚定了我的如是印象。
有想法的人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能够在常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本《<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就是这样一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新著。我曾在课堂上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不同的研究对象，应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研究项目来说，文献材料考据工作已经基础雄厚，很难再有新突破。应该把研究重心放到思想艺术美学的探究方面；对于新发现的研究领域，则应该先做好文献材料考据工作。但齐洲教授这部大著却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的固有认识。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无论是文献挖掘考据，还是思想艺术美学分析，都可谓“汗牛充栋”了。但齐洲教授偏偏在这几乎严丝合缝的平台上硬是找到了缺口。
一部名著的成书时间对于它的内容和艺术分析，乃至价值判断，都至关重要。但由于材料匮乏，《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众家关于该书成书时间的推测，基本都集中在成书时间本身相关材料的比对。研究视角的定势，大致能够决定结论的范围。齐洲教授对此问题关注思考由来已久，但他在思考这个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不是按照老路子去走，而是先从方法角度入手来做文章。这就如同烹饪，用鲁菜系的方法永远做不成粤菜的口味。齐洲教授深谙此理，他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就把切入角度的更换置于头等位置。抛开传统窠臼，另辟蹊径，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切入《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的考量。这应该是该书最大的成功之处。
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多学科交叉，经过传播学的倡导，若干学科在相互交叉对比中，得出很多重要新发现。很多学科通过传播学理论学说促进了本学科的进步和创新，但在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的成书年代考证研究，尚未见过相对成功的案例。而齐洲教授这部大著却在这方面做出了极为可贵的探索。
按传统考据学方法，通过一部书问世之后社会影响的蛛丝马迹，来追寻其可能的成书时间。这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途径。但传播学理论知识的介入，会在原有基础上如虎添翼，让传统的方法更具科学性，更接近科学的真相。比如西方新闻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将新闻要素归纳为“5W1H”，即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WHAT)、何故(WHY)、如何（HOW）。实际上，这个套路反映出世界上很多事物的共同认知发现规律，所以很快为很多领域视为领航法宝。像著名的拉斯韦尔《传播结构功能》提出的属性传播学5W模式，中国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同样也提到了历史研究的5W模式。而齐洲教授这部大著堪称是贯通这个模式的实践操作。作者把《水浒传》的早期传播和成书时间作为该书的研究目标，即把“何时（WHEN)”设定为主体要点。作者认为通过作者和版本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基本陷入困境，而通过文献—传播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则相对有效。这个所谓“文献—传播学方法”实际上就是拉斯韦尔和梁启超两种5W模式的融汇使用。
本着这样的理念，作者不惮辛苦，从大量文献材料中，遴选二十六种与《水浒传》传播现象有关的文献材料，并且就其中七种文献做集中深入研究分析。分析的基本思路就是努力在《水浒传》传播时留下的各种蛛丝马迹中去寻求那些对于证明其早期传播和成书时间有辅助作用的轨迹和证据。为了有效解决从传播途径判断《水浒传》成书时间这一难题，作者设计了两个重要的传播学色彩强烈，然而又必须用传统文献考据方法去证明的两个指标：一是早期传播时间，或曰该书传播的下限时段；二是成书时间，即为该书完成并付梓问世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段基本上构成了《水浒传》从传播角度可以截取的两个节点。尽管两个时间段构成的时间范围不够精确，但由于作者对这两个时间段的定位是通过传播渠道各种材料的比对，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其作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一家之言，完全能够成立。
关于第一个时间指标（早期传播时间），作者在众多相关材料中遴择出李开先《一笑散》）等七种文献材料，对它们进行地毯式比对甄别，努力从中寻找出一条清晰的时间演进痕迹。令人敬佩的是，这个寻找过程极其艰苦而繁琐。所谓艰苦和繁琐，好比荆棘乱丛中去劈开一条新路，也好比是建楼打桩，要把每一根桩子打得坚实牢固，大楼才能稳固屹立。艰苦繁琐工作的效果便是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惟其如此，才能发前人所未发，或发前人所未尽发。比如作者考察《水浒传》早期传播的重要史料依据是李开先《一笑散·时调》中这段文字：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
作为《水浒传》其书早期传播的重要证据，这条材料在学界基本是广为人知。但众人也只是一般性地将其视为《水浒传》大致传播时间的一条证据。而齐洲教授却从中发现了寻找《水浒传》早期传播的准确时间节点，进而证明《水浒传》成书时间下限的可能性，并且把这种可能性付诸实施，变为现实。
为达此目的，作者采用传统文献考据方法，对李开先这段文字中相关每一个人的生平履历，交游经历等等几乎所有线索一一进行甄别遴选，力求从中找出相关者参与这场讨论活动的时间佐证，从而得出《水浒传》早期传播的具体时间范围。在经过缜密的考证之后，作者认为：“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肯定，崔铣与李开先、唐顺之、王慎中、陈束、熊过五人曾在嘉靖九年(1530)聚首，交往过一段时间，他们这时都已阅读过《水浒传》，并在一起谈论过《水浒传》，并且共同给予《水浒传》很高的评价。也只有这一年，他们这些人才有和崔铣聚首一处交流切磋的机会。”
基于这个事实的确认，作者又进一步推断：“基于上文的详细考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开先《一笑散·时调》所载崔铣等人评论《水浒传》的准确时间为嘉靖九年(1530)，其他时间都不能满足崔铣和李开先等五人在一起评论《水浒传》的客观条件。”
李开先诸人评论《水浒传》时间的确定，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提供了坚实依据：“如果承认上述证据和结论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早在嘉靖九年(1530)之前，‘一事而二十册’（可推测为百回本）的长篇通俗小说《水浒传》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至少是在京师文人学士中间传阅，否则，崔铣、李开先、唐顺之、王慎中、陈束、熊过等人在嘉靖九年(1530)相聚时就不会谈起这个话题，并对《水浒传》做出很高的评价。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长篇通俗小说《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应该不晚于嘉靖九年(1530)。这样一来，有学者提出的所谓《水浒传》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了。”
与此同时，其他相关文献材料也各自从不同角度为这一说法提供有力支撑。作者也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挖掘、梳理和论证。
明确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为寻找和确定其成书时间提供了方便条件和有力基础，关于第二个指标（成书时间，也就是成书时间的上限）的寻找和确定也就呼之欲出，水到渠成了。
作者选取陆容《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作为考察确定《水浒传》成书时间上限的切入点。通过对陆容所记“叶子戏”本身的深入考察，并以之与另一部同类内容的潘之恒《叶子谱》的比较，能够看出：潘之恒十分熟悉《水浒传》描写的内容，但陆容则恰恰相反，能够肯定他没有见过已经成书的《水浒传》。于是作者也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通过对陆容及其《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的考察以及与潘之恒《叶子谱》的比较，可以断定：明弘治初年《水浒传》并未成书，所谓《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弘治元年是1488年，嘉靖9年是1529年。这中间相隔41年，要想解决《水浒传》成书更明确的时间，还需要用证据缩小时间范围。作者把解决这一难题的突破口放在崔铣和杨慎二人相互关系和相关材料的考察上，通过对崔、杨二人与《水浒传》密接与疏离两种截然相反传播现象的考察，终于得出《水浒传》成书不会早于嘉靖三年（1524）的结论。这个结论连同此前得出《水浒传》最早传播时间下限为嘉靖九年（1529）的结论，那么作者最终合成的《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嘉靖三年至嘉靖九年这六年期间。
这样的结论虽然最终没有把《水浒传》成书时间锁定在某一具体年份，但与此前很多相关研究成果相比，这个结论的时间范围更加明确和具体，而且能够经得起很多材料的推敲和反驳。可以说这个研究结果把《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是近年来该领域研究的一项重量级成果。
当然，从科学研究的严密角度看，尽管本书研究的过程是艰苦而繁琐的，而且论证的过程是科学的，但这个研究成果的结论还难以成为最终的铁案，还有待进一步发现材料和科学论证。因为，作者通过传播学途径所瞄准的切入点基本都是围绕几个相关人物是否见过《水浒传》这部书为形成结论的主要立论依据。这样的思路和论证过程当然也是可行和科学的。在“见过”与“没见过”两种情况中，“见过”比较好办，都是第一证据；可“没见过”无论如何就只能是一种推论，不是铁证。正如作者在书中引述的学术常识那样，“说有易，说无难”。说某人没见过此书，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会影响到《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判定：一是所谓“没见过”只能说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不能绝对排除的确有材料能够证明他见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它。一旦这些材料被发现，那么现在这些“没见过”的结论就要重新考虑了；二是即便真的能够证明他没见过，也不能绝对认为该书就是没有成书。世界上什么偶然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一个本应该见过已经成书的此书却真的没有见过的情况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就我们每个人而言，有些知识盲点的存在或许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作者在书中也认为这些“可能”与“不可能”各占50%。既然如此，所以对于这种“没见过”的情况，还是应该在目前已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寻找白纸黑字的铁证，使其最终真正成为铁案。
不过，本书有一个特点我本人是非常赞成推崇的，那就是作者在书中所涉猎使用的材料，大多为学界常见，以至于有人还将此书缺少冷僻罕见材料作为缺点提出来。我个人认为，在相关冷僻罕见材料发现之前，能够在大家司空见惯的材料中去重新考索，寻找新的科学结论线索，这未必是缺点，且不失为一种正确而有价值的研究范式。前些年有人写文章讥讽陈寅恪已经过时，理由是在古籍数字化的高科技时代，数据库的功能完全能够取代此前人脑的记忆。但这位作者却偏偏有所不知的是，陈寅恪之所以能为大师，并不是靠发现了多少冷僻材料而征服学界的。恰恰相反，陈寅恪论著中使用的大多为人们熟悉的常见材料。他的功力在于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这才是大师的质量所在。而齐洲教授此书也恰恰体现了这个特点，主要不是以冷僻材料取胜，而是重新爬梳解读大家非常熟悉的旧材料，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我以为，这是本书所体现的学术个性的一个重要优长，值得学界重视和提倡。
最后我还有一个期待，齐洲教授这部著作，除了其自身对于《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研究的推进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价值，就是它同时具有一种示范效应，它向学界贡献了一部将传播学引入古代文学重要问题考证研究的范本，对于文献-传播学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广泛使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热烈期待它会变为现实！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博览群书》2024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