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百日峰会学术研讨会”）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孙昌武先生的学术人生




宁稼雨


学人小传
孙昌武（1937年9月—   ），男，辽宁营口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任营口师范学校，营口教育学院教师，1979年调回南开大学，任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大学、韩国岭南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攻隋唐五代文学、佛教文学与文化，为八十年代以来国内较早从事宗教与文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宗教与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著有《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佛教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禅思与诗情》《隋唐五代文化志》《柳宗元评传》《道教与唐代文学》《中国佛教文化史》（五卷本）等二十五种。2019年春，中华书局结集孙先生全部著作和论文，重新审阅、编辑、校订，编排为《孙昌武文集》三十卷，已陆续出版二十六卷，将于明年出齐；古籍整理有《观世音应验记(三种)》《祖堂集》《韩愈集》等六种；译作有《中国诗歌原理》《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古小说》等五种；论文200余篇。




当一个人把一种精神追求视为第一生命后，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世间所有的利害关系和物质欲求。无论怎样的艰险与困境，都不能动摇他心中那份对真理和精神价值的渴望和执着。只有具备这样的执着忘我精神，才能达到进入佛教所谓修成正果的境界。而孙昌武先生学术一生便是这种执着追求达到成功彼岸经历的真实写照。

一，荆棘坎坷，艰难求索
孙昌武祖籍东北辽宁营口，幼年失怙，后随母亲到北京上中学。中学时期就勤奋好学，不但读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而且还自学俄语。中学时他的俄语就已经达到口语笔译顺畅交流的程度。他中学时候翻译的《巴甫连科的创作道路》为他后来的国际学术交流奠定重要基础。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节点。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情况，中共中央提出著名的“向科学进军”口号，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尊重知识，尊重文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满怀读书热情的孙昌武这一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希望能在书海遨游驰骋一番，实现读书兴国的宏愿。
南开大学自建校起即有国文学科，并一度设有文学系。1937年组建西南联大时，原南开文学系张清常、邢公畹等几位重量级教授加盟西南联大中文系。至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返回天津后，南开大学正式建立独立建制的中文系。除了引进大量著名学者加盟外，教育部特别选派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先生出任南开中文系主任。到孙昌武1956年考入南开，经过调整整合的南开中文系已经渐入佳境，进入全盛时期。
这个环境背景下入学的青年学子，孙昌武和很多同学一样，满怀热情，踌躇满志，很快投入紧张而充实的学习和读书生活中去。他现在还记得，那时喜欢学习的同学除了上课，课余大量时间都投入在图书馆的苦读中。每当结束一天的课程和自习后，他往往和一二好友买一袋小吃，漫步于新开湖畔，分享交流一天的学习收获和想法，再回宿舍休息。他说这是大学生活时代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光。
就在孙昌武进入学习最佳状态，准备进入更深入、更广泛的学习状态中时，转眼到了1957年。这一年开始，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被“拔白旗”和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所取代。风云突变不仅打破了大家平静而惬意的学习生活，对于孙昌武来说，更是遭遇到人生最为严厉的打击和不幸。在这个过程中，他因为说了一句同情被打成右派的一位中学好友的话，给自己带来二十多年的悲剧坎坷命运。作为一名本科生，他先是在班级受到批判，继而在全系大会受到批判。最后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因为这顶帽子，这位大学本科生在一边上课读书的同时，还要被迫接受劳动改造；因为这顶帽子，1961年毕业分配本来应该回到北京母亲身边的去向，变为发配到东北小城营口。在营口，一待就是18年。
对于一位曾经满怀热情，憧憬美好未来的二十出头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命运似乎过于残酷。但尽管如此，严酷的打击也并没有改变孙昌武对于真理的执着和对于学术的追求。
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遭受不公，到1961年大学毕业，还有四年的大学学业；从1961年大学毕业头顶一只“阶级异己分子”发配到辽宁营口，到1979年平反昭雪调回南开大学，又是18个年头。在这前后22年的坎坷遭遇和不幸命运中，孙昌武从未放弃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大学生活的后四年中，他白天要被迫接受劳动改造，晚上还要在灯下消化课程内容，阅读经典文本，思考学术问题。在营口师范学校完成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他给自己制定了读书和研究计划，并且长年持之以恒付诸实施。那个时候，他们全家住在窄小的平房中，冬天的墙上挂着白霜，墨水瓶中墨水都要结冰。为了每天晚上的青灯摊书能得以维持，妻子每晚烧一盆开水，放在孙昌武脚下，让热气温暖他的身体，融化墙上的寒霜和瓶中的墨水。这22个年头孙昌武虽然身处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逆境当中，而且当时的形势确实又每况愈下，看似简直是“万劫难复”。能够支撑他没有被打击压垮，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都锲而不舍地坚持读书，钻研学术的动力，正是来源于他对真理的执着和对国家社会光明前景的信心。

二，锁定目标，持之以恒
学界大都了解，孙昌武先生的学术研究起步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继而扩大到唐代文学研究，再进一步发展到整个唐代文化研究。这个轨迹和走向，充分显示出孙昌武学术视野的扎实和开阔。纵观他的唐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有一个突出感觉就是在该领域中的不断追求与不断更新、不断升华。
最早选择唐代文学专业方向的定位，从大学入学不久就明确下来了。
1956年，大学入学不久，在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上，系主任李何林向全体学生宣讲了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和大家为此应该做好的准备。大意是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所以，大家要按学者的方向打造自己，早些选择确定自己研究方向。
李何林先生的话在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学生中有些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听了这番话大失所望，有的甚至干脆退学了。而另一部分则大受鼓舞，开始踌躇满志，大干一场。孙昌武属于后者打算走学术之路的。他从中学时就读过《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古代文学选本，对古代文学产生浓厚兴趣。所以从那时起就立志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其中唐代文学又是重要主体部分。从大学时期，到毕业之后在营口工作期间，孙昌武的主要精力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
作为这个时段读书研究成果检验的是孙昌武先生文化革命前发表的唯一文章，发表于1965年第四期《文史哲》，题目是《关于司空图<诗品>研究的几个问题》。从今天的眼光看，虽然这篇文章还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其主要观点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批评否定唐代司空图《诗品》所提诗歌神韵意境说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及当时学界肯定这一诗歌主张的学术观点。这个观点与今天学界主流观点显然相左，但回到六十年代那个历史环境，显然能够理解。而且即便在那个时代，这篇文章在批评司空图及其推崇者的同时，仍然对司空图《诗品》强调艺术表现的完整自然和形象的含蓄，以及对形象深刻内涵的要求，对于某些诗境的说明，以及他阐明理论的形象比附方法等等，都给予充分的肯定。除此之外，这篇文章的重要价值，就是能够证明这个时候孙昌武先生在学术上已经具备的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该文发表的时候，孙先生年仅28岁，大学本科毕业也就刚刚四年。抛开文章观点，无论是司空图《诗品》，还是学界相关研究前沿状况，堪称了然于心。同时又能从前沿动态中分析思考，拎出一家之言，自圆其说，并且能够在《文史哲》这样的学界重量级刊物发表。由此可见，无论是大学时期头顶“阶级异己分子”帽子的劳动改造，还是毕业后继续头顶此帽发配小城，都没有动摇孙昌武对于真理和学术的追求。他在磨难和迫害中坚持追求学术理想的惊人努力，已经换来成功的验证。此时的孙昌武，已经完全具备胜任高端学术研究的能力。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当时的处境下，这篇文章能够顺利发表，应该得益于背后许多善良正直人士的默默帮助和支持，这样的帮助几乎体现在孙先生逆境中的各个时段。
1976年形势变化到1978年拨乱反正，这个期间形势变化给孙昌武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和无限的学术希望。他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时曾经对未来学术人生的无限憧憬和热烈期待，终于变为现实。随着那顶压了他近20年的沉重帽子一旦卸掉，母校又向他伸出关怀之手。在毕业18年之后，终于回到母校任教。从此，激发了孙昌武先生的学术新生，他的学术生命以势如破竹之势，厚积薄发，琳琅满目。
文化革命后，获得学术新生的孙昌武把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锁定在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唐代古文运动代表作家上。先后出版过若干学术专著，发表过诸多学术论文。从这些成果的内容来看，他们既各有特色，又相互支撑。尤其明显的是，这些成果题目内容一直处于不断补充变化和升华中。能够看出孙昌武先生对这些研究对象的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不断升华。

孙昌武第一部学术力作是《柳宗元传论》，这部著作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实际上它是蛰居营口时期多年苦读钻研的结晶之一。在书稿正式出版之前，书中部分精华内容改写的论文已经在国内一些高层重要刊物（如《文学评论丛刊》《中国哲学史研究辑刊》《南开学报》）公开发表。而发表的时间基本集中在1980年前后。不难看出，从1979年调回母校到这些重要文章井喷式发表，仅有一年时间。他不可能在回到南开之后才开始写作完成这些文章。符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这部洋洋四十万字的巨著是他在营口落难的18年期间，在并不能预见此生还是否有翻身机会的情况下执着完成的。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和意志，才能成就一位优秀学者的基本素养和学术成就。这部著作奠定了孙昌武在国内柳宗元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20世纪八十年代初由匡亚明先生发起，完成出版于2006年的《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中《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由孙昌武受邀撰写完成出版。可见从八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末这二十年间，孙昌武在柳宗元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愈加强化。但孙先生却将该书中文学研究相对不足引为遗憾，并且希望在另一位古文运动大家韩愈研究那里得到弥补。

在深入进行韩愈研究之前，孙昌武曾出版《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一书，将韩愈、柳宗元等古文运动领袖人物个人研究汇入到对整个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并由此拉开韩愈研究大幕。韩愈研究是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的又一重镇，先后出版《韩愈散文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韩愈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2013年4月新一版），《韩愈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韩愈集》（袁行霈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与柳宗元研究相比，孙昌武的韩愈研究似乎更偏重于艺术方面。他在《韩愈散文艺术论》 “后记”中强调说明，《柳宗元传论》《唐代古文运动通论》二书谈艺术偏少，希望能在《韩愈散文艺术论》中补充。从中可以看出孙昌武先生在学术问题上不懈努力和虚怀若谷风范。

在柳宗元、韩愈和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的基础上，孙昌武又将唐代文学研究提升扩大到整个隋唐五代文化研究。21世纪初，萧克将军主编百卷本《中国文化通志》。这项浩大工程包括中国文化纵横两个维度的多种角度方向，并且采用向国内外公开招标的方式组织编纂。孙先生在已经年近古稀的情况下，仍然主动请缨，积极申报并获批承担《隋唐五代文化史》撰写工作，于1998年随全套通志出版（该书于2007年由东方出版社改名《隋唐五代文化志》单独出版）。该书在总结梳理隋唐五代文化背景和特征基础上，从教育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宗教、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全面总结梳理隋唐五代文化的基本脉络和总体面貌，是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文化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从中可见孙昌武在唐代文学与文化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持续不断和逐步深入的学术追求与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重大转变和无限生机。此前机械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体系为古代文学研究所设下的众多障碍不断清除，代之以历史文化学及文学本身的研究视角，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孙昌武先生就是这个时代进步潮流中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三，另辟蹊径，精益求精

能够代表孙昌武先生学术成就，奠定其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的还是他的佛教文学与文化研究。为此他曾遭遇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终于获得卓越的成就和影响。佛教及其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界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79年孙昌武回到母校任教，正是佛教文化及其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刚刚起步之时。孙先生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从古代文学研究转向佛教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
孙先生对佛教与文学关系的兴趣，也产生于古代文学研究本身思考之中。此前他研究重心的两个人（韩愈和柳宗元），在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中，一直都在强调他们与佛教对立的“辟佛”一面。但孙先生在对两位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他们的文字作品表述，还是行为本身，都很难说与佛教是那种水火不容的关系。他在《柳宗元传论》一书中，实际上已经充分肯定和论证了柳宗元思想中的儒释统合问题。如果说这个论断主要基于思想层面的话，那么从八十年代开始，孙先生则化大气力从佛教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来研究唐代文学及整个中国文学。从八十年代初起，他发表了一系列佛教与文学关系的重要学术论文，如《王维的诗歌创作和佛教信仰》（《文学遗产》1981年第二期），《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文学遗产》1982年第三期），《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佛教影响的研究》（（《文学遗产》1987年第四期））等。这些论文已经基本奠定他在佛教文化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专家和权威地位。但他仍然不满足既有的成绩，还发愿化更大的气力把佛经佛典搞透，进而更加深入地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1983年，中国社科会学院哲学所举办了一个佛学讲习班，意在请老一代佛教学者（主要有黄心川、巫伯慧、虞愚等著名佛学专家）带一下中青年佛教学者和大专院校教师。孙昌武听到这个消息时班上授课已经过半，但他还是积极报名参加听课。这个班每周六上午八点半开始授课。那时京津之间没有高铁，快车也要两个多小时。听课这天，已经46岁的孙先生需要早上五点多赶最早班公交车到天津站，赶最早一班火车，八点多到北京站下车后，需要一溜小跑赶到建国门的社科院教室，才能在上课前赶到。在这个班上，孙昌武主要听了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弟子，精通法相唯识之学的虞愚先生所讲《因明入正理论》和《百法因明论》。这次学习让孙昌武眼界大开，感觉收获甚丰，他认为是虞愚先生的授课和点拨才使他真正进入了佛学大门。这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佛教和佛教学术注重点要放在准确理解名相即佛教概念；二是佛教部派的划分及其教理的基本内容、特点等基础知识。尽管师从愚愚先生的时间不长，但虞先生却是真正指点迷津，真正把孙先生学习佛学之路引向正路和入门的方向导师。这个学习过程也能充分看出孙昌武先生那种孜孜以求、永无止境的求学精神。
这次讲习班学习是孙先生从事佛教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使他眼界大开，而且由此形成自己独立的佛学态度和治学理念：一是把佛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自身去信奉实践的宗教信仰；二是始终把佛教的中国化作为全部佛教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底线和基础。从此开始，孙昌武先生出版发表了大量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论著，把自己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推向了高潮。

《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佛教文化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000年修订版，2002年韩国岭南大学韩文版），这是孙昌武佛教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两部起步著作，是国内较早全面介绍中国佛教文学与文化的普及性著作。在此基础上，他又继续深入挖掘，在佛教文化与文学的探索中又进入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水平。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再版）。这是孙昌武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从浩如烟海的文学材料中勾稽爬梳，挖掘材料，分别以维摩和观音作为中国士大夫佛教信仰和世俗佛教信仰的文学形象代表，进而总结梳理中国士大夫佛教与世俗佛教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佛教信仰体系，为学界中国佛教与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块重要开创性基石。著名学者夏星（黄夏年）说：“现在《中国》的出版，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撰写的又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全书脉络清晰，分析精到，论据平实，资料丰富，观点独到，自成体系。尤其是注重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再进行立论，反映了作者的良好学风和素养。”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读后感》（《佛学研究》1997年版）

《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年版，2006增订版）。该书为孙昌武先生的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例证。该书书名中的“禅思”指禅宗史上从东山法门到南禅宗、洪州禅、分灯禅的思想演变轨迹，“诗情”是指诗歌史上的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至五代诗、北宋诗的文学演变过程。全书的主题则是通过大量事例分析，探讨说明二者之间禅史与诗史、思想与情感的互动逻辑关联，进而发现总结佛教与文学之间的有机关联。该书角度新颖，论证缜密深入，也是学界佛教与文学研究的重大成果。马奔腾《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一文认为：“孙昌武先生的力作《禅思与诗情》以对历史清晰确切的把握，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而引人注目。此书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对中国禅宗的发展，禅文学的发展，禅宗对诗歌、诗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描述’，这些问题看似都已为很多人涉及过，但孙先生的研究论述精深，发人之未见，更令人信服。”（《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中国佛教文化史》（5卷本，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经过近30年的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孙昌武对于佛教在中国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和认识。这套五卷本，长达180万字的皇皇巨著，就是多年对此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晶。在作者看来，之所以要将中国佛教文化作为一个独立整体加以系统研究，这固然是由于佛教在与中华文化长期的相互磨合、相互交融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大思精的中国佛教文化，并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之一所致。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在于：尽管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但是在具有浓厚理性精神和人本观念的中国传统中，佛教文化本身已超越了纯粹的信仰意义，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就整体的中国历史文化价值来看，佛教文化的价值已经超过其信仰价值，具有更加深远广泛的意义。基于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深刻文化信念，孙昌武先生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一个精辟观点：“中国佛教的核心和特色不在其信仰层面，而在于其文化层面。”这个高屋建瓴的深刻论断不仅准确概括出该书的全部立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视角，并把学界的佛教文化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和水平。
《光明日报》2010年6月27日报道：“《中国佛教文化史》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6月24日在京举行。《中国佛教文化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作者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治佛教文化数十年学术成果全面、系统的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史》全面、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阐发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伟大成就，总结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规律。作者把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厘定全书为上、中、下三编，共计180万字。著名学者傅璇琮、楼宇烈、黄心川、方立天、刘跃进等在研讨会上对孙昌武教授的《中国佛教文化史》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迄今有关这一题目论述最为全面、说明最为翔实、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
作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佛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破冰方队的领军人物之一，孙昌武先生在该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为学界所共识；同时也是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在世界汉学领域中屈指可数的杰出中国学者之一。
四，水到渠成，如鱼得水
国内很多文史领域的学者，往往因为外语的限制，难以与国外同行交流，因而也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国际型学者。但孙昌武先生恰恰相反，他在早年能够熟练地用俄语进行会话阅读和翻译的基础上，又自学了英语和日语（阅读翻译）。外语方面的天赋和苦读使他的学术研究能够如鱼得水般地与国外同行交流，成为出类拔萃的国际型学者。
机会是为有备而来者准备的礼物。外语为孙先生加上了一副翱翔学术天空的翅膀，使他能够自由地在国际学界飞翔驰骋。1984年，孙昌武以中国教授身份，赴日本神户大学任教,1986年结束回国。在这两年期间，孙昌武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外，又以他扎实雄厚的学术积累和外语能力，打开了与国际学术同行交流接轨的大门。在此期间，他不但与国际汉学、中国学界的外国学术同行广泛进行学术交流，结识诸多国际同行，建立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并且由此代表中国学界多次参与出席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984年10月在日本参加日本中国学会与神户大学文学部长伊藤正文合影）

（1984年日本东方学会京都分会讲演，花园大学衣川贤次教授翻译）

首先是多次出席代表国际汉学最高水准的若干学术会议，如“国际东方学会议”“日本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美国东方学会议”等，发表许多关于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学的重要学术讲演和报告；
其次是多次受邀到世界各国进行主题讲学活动，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匈牙利、捷克等等；
再次是代表中国学者参与部分外国政府举办的重要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2014年5月在北京，出席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主办：A Regional Conference区域会议，做主题讲演《佛教输入中国：印度对中国的伟大贡献》等。
不仅如此，孙昌武还以他本人所获得的国际学术威望和重要学术地位，为国内学者对外学术交流提供大量帮助，促成了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对外学术交流事项。1993年，孙昌武曾应邀到韩国岭南大学任教，获得高度赞誉。1995年，韩国著名学府高丽大学又邀请他去该校任教。孙昌武先生在与该校进行沟通后，竟然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本人。让我有幸赴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又据现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东语系湛如教授向我介绍，他在九十年代赴日本留学前，曾专程拜访孙昌武先生。孙先生向他介绍了很多日本汉学学者，尤其是佛教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为他在日本的学习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2019年春节，笔者给孙昌武先生拜年合影）

我和孙昌武先生已经结识30多年，应该算是对他比较了解的学生和同事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大约70年的人生过程中，除了学术，他好像什么也没做过。他也几乎没有任何嗜好，甚至缺乏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1993年他去韩国岭南大学任教时，开始对方只请了孙先生一个人去。结果因为孙先生不会做饭，生活没人照顾，校方只好派专人来负责孙先生的饮食起居。尝到这个苦头，校方很快紧急办理师母高老师赴韩，这才解决了这个难题。俗话说“有舍有得”，孙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放弃之“舍”，换来的正是学术领域的惊人之“得”。
可见，“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正是孙昌武先生整个学术人生的精准概括和真实写照。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28日“学人剪影”栏目，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原文全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