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   恩泽广被
——纪念朱一玄先生110周年诞辰
                                                     
宁稼雨
(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K825.6;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XX）00-0000-00                   


今年是著名中国古代小说资料专家、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诞辰110周年。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所有师长中，朱先生对我的恩惠最大，是我在南开最值得感恩的人。回想当年朱先生对我的提携，感恩和激动之情难以遏止，遂挥笔书之。

  失之交臂的授业导师

  1982年，我大学本科毕业，打算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那时候报考硕士学位有点像现在报考博士学位，是直接报考到导师名下的专业方向的。因为我从大二开始就一直在着手准备报考明清小说方向，所以在查阅报考专业方向导师目录时，主要检索范围就在这个圈子当中。那一年招考明清小说方向的学校和导师不多，除了南开之外，记得还有辽宁大学的高明阁老师和河北师范大学的朱泽吉老师。相比之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导师本人，我感觉南开大学的朱一玄老师能更胜一筹，所以最初的报考目标就是朱一玄先生的明清小说研究方向。
让我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是，我发现在当年的招生导师方向目录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了刘叶秋先生招收的“笔记小说研究”方向。这个发现对我触动很大，并对最初的报考想法产生动摇。
动摇的主要原因是，我从大二开始的备考工作，一直受到《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主编、当时大连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研究员王多闻先生的指导帮助。报考明清小说研究方向，本来也是他为我拿的主意。主要原因就是大连图书馆那批富有特色的“大谷文库”所藏明清小说，他的想法是把我作为未来这批小说研究的后备力量。为此他全面设计安排了我的全部备考复习计划。在这个备考学习计划中，之前我未曾想过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要我加强重视对古代笔记的学习。他说，治明清小说，不可不熟悉古代笔记。为此，他亲自给我开了一个古代笔记必读书目。就在我按他的布置全面复习明清小说，同时兼顾古代笔记的时候，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出版。我又通读了刘叶秋先生这部著作，同时还按书上的介绍选读了部分古代笔记作品。对古代笔记有了初步基本了解，并且也对古代笔记产生浓厚兴趣。看到招生目录上竟然会有我已经比较熟悉的笔记小说研究方向，就动了报考的念头。但这样要放弃准备三年的明清小说研究，事关重大，我特地就此请示了王多闻先生。他了解这些情况后，果断为我作出改变报考方向的决定。他说，笔记小说与明清小说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即便研究笔记小说，明清小说的知识不会没用，只能更有帮助。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清小说是个热门方向，准备的人会比较多。而笔记小说从来没有招过生，所以有准备的人也不会多，相对来说，竞争对手会少些。而且如果能师从刘叶秋先生学习，将来在京津一带的发展空间也应该更大。于是，我便听从他的意见，改变了最初的报考方向和导师。
尽管没有报考到朱一玄先生门下，但我没有失去对朱一玄先生的敬重和仰慕。来到南开大学之后，也正是在朱先生所在的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求学，不仅能与朱先生经常见面，而且还能经常向他求教。
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时，我还特别汇报了当年那段曾经想报考他的打算。朱先生听说后不但没有不快，反而热情地对我说，刘叶秋先生学问好，你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咱们同在中文系，交流很方便，你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找我。朱先生的热情态度和坦荡胸怀打消了我的顾虑。从来到南开我就一直把朱先生作为自己亲近的师长，不断地请教和学习。

  答辩困境的关照提携

    朱先生对我的第一次重要帮助发生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
我硕士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影响了我的硕士论文写作和答辩。1985年寒假过后回到南开，当时有位老师住院，需要人陪护，我在医院呆了一个多月。虽然寒假之前我的硕士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已经有了初稿，但刘叶秋先生看过后认为还有比较大的修改空间。而如此状况也就不能不影响到正常的毕业论文修改。与此同时，因为刘叶秋先生五六月间要去香港开会，所以本来定于五月底六月初的答辩又临时提前到四月底进行。这样给我留下的论文修改时间就更少了，这个临时状况造成我对自己的硕士论文不甚满意，乃至于发愿以后要做好修补工作，这也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志人小说史》撰写的重要缘由之一。
就是在如此尴尬困难的情况下，朱一玄先生出任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我去向朱先生说明这些情况，请求他给予我的论文以指导和关照时，他对我说：“你的学习情况和论文情况我都了解。从目前你可以达到的目标水平来看，的确还有提升的潜力和空间；但从硕士论文的一般水平标准来衡量，应该说已经基本达到了硕士论文水平。所以你既不要紧张有压力，又要虚心听取答辩委员的意见，争取以后进一步打磨好这篇论文。”朱先生的话给我吃了定心丸，让我放松下来，坦然地面对论文答辩。由朱一玄先生任主席的答辩委员会还包括我的两位导师，刘叶秋先生和宁宗一先生，另外还有当时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主任鲁德才先生，以及天津师范大学著名戏曲研究专家陈玉璞先生，答辩秘书由我的师兄许祥麟老师担任。在朱先生的主持关照下，答辩得以顺利通过。但同时也提出一些问题，我都悉心记下，留作备用。这是我在南开的学术人生中第一次得到朱先生的恩惠。

  走入学术殿堂的引路人
我硕士毕业留校工作之后，虽然人事隶属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与朱先生不在一个教研室，但我和朱先生的私人交往丝毫没有受此影响，相反我得到了朱先生更多的份外帮助和恩惠。这些都让我感铭无已，深入肺腑。就在我留校工作第二年（1986年），朱先生的故里山东桓台要召开“王渔洋全国学术研讨会”，朱先生作为乡梓和学术名家受到邀请。朱先生专门为此把我找去，告诉我这个会议的消息，并对我说：我从你的硕士论文中知道你研究过王士禛的笔记。现在有这个会议的机会，你最好能写出一篇关于王士禛笔记小说研究的论文，我帮你转送并申请参加会议。朱先生的主动热情帮助让我喜出望外，赶忙认真撰写了《〈香祖笔记〉的小说价值》一文，由朱先生转呈给大会组委会，得到与会资格。于是，我作为朱先生的晚辈跟班参会，极大开拓了学术视野。
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学术会议。说它高规格是指参会人员基本都是专门的特邀专家代表，年轻学者基本都是山东本地代表。像我这样的外地年轻学者，几乎很少见到。毫无疑问我完全是沾了朱先生的光才得以跻身如此高档的学术会议。虽然这是一次桓台县举办的学术会议，但实际的大会学术东道主是山东大学的袁世硕先生。他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威望及广泛人脉，邀请到当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名家巨擘，其中包括前上海市社科联主席，《汉语大辞典》主编罗竹风先生，以及萧涤非、钱伯城、蒋维松、朱一玄、吴调公、金性尧、严薇青、何满子、袁行霈、袁世硕、徐城北等一大批名流硕儒。当时在参会人员中，袁行霈、袁世硕先生还只能算是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对我个人来说，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开阔了视野眼界，见到并结识众多学界名家，同时还能有机会当面向他们讨教学习。比如我曾单独拜会袁行霈先生，向他请教他和侯忠义先生编著《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的入选标准问题。袁先生给我的答复是，他们基本采用“客观”原则，即凡是历代公私书目中子部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一概揽入。会议期间还拜会了何满子先生，何先生人非常随和，和我们年轻人相谈甚欢。他自称自己是“烟酒生”，并随口历数自己的“烟酒”往事。如此轻松融洽的气氛下，我们几位年轻人甚至还和何满子先生凑了一桌桥牌。他的牌技显然比我们高出一筹，但好像大家并不在意输赢，那种和前辈先生的融洽交流是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除了结交前辈学者，还结交了不少同辈朋友，尤其是当时袁世硕先生门下的三大弟子：王平、王小舒、孙之梅。从那时起我们就来往密切，成为三十多年的挚友。与此同时，这次会议还结识了齐鲁书社的几位领导和编辑，如孟繁海、任笃行等。尤其是结交了我的大连老乡，齐鲁书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周晶先生。正是这次结识，才为后来《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的成功合作打下坚实基础。而当时宫晓卫兄也是硕士毕业不久，到齐鲁书社供职。从那时起我们也经常交往，成为多年好友。可以说，引荐我参加此会，并非朱先生的份内事情，完全是他提携后进的精神在我身上的具体体现；是朱一玄先生把我带入学界广阔天地，并融入其中。这个恩泽我是永远也难以忘怀的。

  第一部学术著作的引荐恩人
1988年6月，恩师刘叶秋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猝然逝世，这对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精神打击。曾经有过的很多美好设想（和先师一起编著《中国历代笔记总目提要》，期盼先师为我留下墨宝和篆刻等等）顿时化为泡影。仿佛有一种没长大的孩子失去父母的孤独痛苦感。然而在这方面为我化解痛苦，承担起导师一样的关怀提携义务的，是敬爱的朱一玄先生。

  朱先生对我又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提携是在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撰写、出版过程中。因为担任过我的硕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朱先生不但了解这篇论文的情况，也非常了解我本人不太满意自己的硕士论文，计划进一步深入钻研的愿望。就在先师刘叶秋先生逝世之后不久，20世纪80年代末，辽宁人民出版社规划出版一套“中国小说史丛书”，并邀请朱一玄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朱先生在推荐自己的嫡传弟子罗立群将其硕士论文《中国武侠小说史》列入该丛书出版后，又向出版社推荐，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增补扩充成为《中国志人小说史》。可见我自己心底的宏愿，早已被朱先生了然于心，而且遇到合适机会，就见缝插针地帮我完成实现。因为朱先生的推荐，加上刘叶秋先生的学术威望，这部书稿很快通过选题，进入撰写程序。在我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朱先生仍然不厌其烦，继续对我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因为写书的重要基础就是图书资料，当时这本书还没有机会申报项目，争取经费支持，只能自力更生解决困难，并且很多图书也很难买到。朱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还对我说：凡是我书架上有你有用的书，尽管拿去用，也不用归还了。就是这样，直到今天，我手里还有不少从朱先生手里拿来的部分文言笔记作品和文史工具书。同时他还为我写了一封信给南开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和古籍部，说明我的情况，请他们对我开放绿灯。就这样，那时我进入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和善本特藏部查阅文献，非常方便。这大大减少了我写书稿时图书资料获取的困难，加快了书稿的撰写速度。大约经过两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我的学术处女作《中国志人小说史》。书稿完成后，还有一个请人写序的问题。按照常理，这篇序言理应由先师刘叶秋先生来写，但先师已经过世，无法实现。于是，我又像一个没娘的孩子一样请朱先生出手。结果朱先生二话没说，爽快答应，很快就写好交给了我，序言如下：
宁稼雨同志的《中国志人小说史》，经过数年的努力，即将付梓问世。我很高兴在这本书前谈几点感想。
首先，比起白话通俗小说来，志人小说所从属的文言小说，在传统文人心目中的地位，要稍好一些。历代公私书目小说家类中，都著录了不少这样的作品。但比起四部中其他著作来，小说家的地位恐怕最为低下。所以，千百年来，志人小说并没有作为小说中的一支，受到应有的注意和研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辟有《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一章，应当说，这是中国志人小说研究的起步工作。但鲁迅在这一章只是大致勾勒了志人小说（主要是《世说新语》一类体制的作品）的产生发展轮廓，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来出版的各种小说史中关于志人小说的介绍，也不外是鲁迅此章的改写或补充。近年来有些论文对志人小说的某些理论问题作了些有益的探索。但毕竟没有一部专著，深入、详尽、系统地描述志人小说的产生发展经过和一些理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无疑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作用，具有开创性意义。
其次，诚如作者在引言中所申明的那样，作者的研究方法是实事求是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文献考据学的方法，对现存和已佚的志人小说及其作者经过了很多辨伪存真、钩沉辑佚的工作。如书中提及的《魏晋世语》《宋齐语录》《宋拾遗》《倦游杂录》《杨文公谈苑》、仇远《稗史》诸书，都是散佚多年而无人提及的作品。作者不惮辛苦，从历代典籍中勾稽爬梳，在掌握这些佚书可靠佚文的基础上进行小说价值分析，使其立论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一些孤本、善本，作者也广为搜寻，从而为这些沉睡多年的古籍找到了在志人小说史中的位置。书中对一些小说作者的分歧意见，如对《西京杂记》《清异录》《玉堂闲话》等书作者的认定，也都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二是作者有一定的理论探索的勇气。对志人小说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志人小说范围的界定、历代志人小说与各代文化思潮、社会心理的关系、“世说体”小说的界定及其文化蕴含和审美风格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些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这两方面的努力，不仅表现了作者比较扎实的治学功底和理论修养，也使本书的内容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再次，稼雨同志是已故著名学者刘叶秋先生培养的我国第一代笔记小说专业研究生。刘先生的道德文章，向为海内学人所推崇。稼雨同志从刘先生那里不仅学到治学之道，也学到做人之道。数年来，我亲眼看到稼雨同志从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志人小说发展史论》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入学术研究的殿堂。他的治学，既体现了对老一辈学者的严肃认真精神的继承，又不乏青年学者应有的锐敏和创新。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青年学者成长的过程。而本书则是他成长过程的结晶之一。  
1990年8月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
手捧朱先生的序言，我心情激动万分。这部书稿从最初的硕士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作为胚胎，进而到向出版社推荐立项，再到提供各种帮助，再到最后撰写序言，全过程都饱含朱先生的拳拳爱心和山海恩情。没有朱先生的关怀提携，这部书稿绝不可能那么顺利出版。朱先生对我的再造之恩，天地可鉴。

  泉水之恩的滴水报答

  《中国志人小说史》出版后，我开始着手进行《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方面的研究，并同时构想《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的蓝图。就在这个时段，我终于有机会来报答先师刘叶秋先生和朱一玄先生了。
大约是在我毕业留校工作一两年后，天津师范大学的姜东赋先生和张守谦先生找到朱一玄先生，并通过朱先生向先师刘叶秋先生发出邀请，担任一部大型古代小说工具书《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的主编，朱一玄、张守谦、姜东赋三位先生为副主编。本来先师十分繁忙，但碍于老朋友的情分，不但痛快应允了，而且很快投入工作。先师亲自动笔，撰写了该辞典编写体例和样条，列出全书大纲细目，而且还依靠他的人脉网，亲自邀请学界众多名家学者担纲词条编写作者。像端木蕻良、程毅中、袁行霈、吴小如、王多闻、于植元、李汉秋先生等大牌学者，都受邀撰写词条。但十分不幸的是，先师于1988年去世，使这项工作陷入瘫痪状态。大约过了一年左右，在出版社的敦促下，朱先生和另外两位副主编协商，决定接手先师未竟大业，重新上马这个项目工作，并决定把作者署名改为四位先生共同主编。但几位先生遇到的一个大麻烦是如何接手先师生前已经完成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如何得到先师为此项目已经完成的所有手稿，以及如何与先师已经联系的所有作者重新接头工作。为此朱先生找到我，要我协助他和另外两位先生，完成先师未竟的事业。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联系先师家属，拿到先师生前所作该辞典的全部手稿，并设法联系先师已经联系过的全部相关作者；二是我自己也身体力行，多写词条。我向朱先生表示：无论是先师与我的特殊关系，还是您对我的巨大恩泽，鼎力支援该书工作，都是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份内工作。我为此专程找到师母，说明此事。师母深明大义，非常支持。我从先师家里和单位所有遗稿中，分拣出与该辞典有关的文件，以及联系相关作者的全部信件，交给了朱先生。同时，除了完成先师生前交给我的词条撰写任务外，还完成了朱先生交给我的一部分补遗词条撰写工作。最后我为该辞典撰写的词条大约有二十多万字。这些工作得到朱先生肯定和答谢。遗憾的是，当这部辞典最后出版面世时，师母也已经离世三年了（1998年）。但我相信，先师和师母在九泉之下看到此书的面世，一定也会满意微笑的。然而，无论是对先师，还是对朱先生，我都远远够不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最多也只能算“泉水之恩，滴水相报”而已。

  最后一次教诲与合作

  我最后一次得到朱先生的教诲，同时也是共同完成的一项工作就是由朱先生领衔，我和朱先生的高足陈桂声兄参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的撰写。此书组稿启动于1992年，出版合同签订于1997年，最终出版于2005年，前后历时13个年头。在此之前，国内已经陆续出版了几种古代小说方面的工具书。但要么是文言白话分开单独出版，要么是只有书目没有提要。鉴于这种情况，朱先生的得意门生，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刘国辉先生为发挥南开大学古代小说文献学研究的整合优势，提出编写一部涵盖中国古代文言和白话小说两个部分，而且全部加上提要的完整工具书的选题方案，并邀请我们承担这个工作。启动这个选题的时候，朱先生已经八十高龄。以此耄耋之年，朱先生还是主持制定了该书的体例，撰写了前言，并亲自撰写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六部经典白话小说的大词条。
除了全书体例为我们规定的工作方针外，在这项工作中，我再一次感受和体会到朱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知识学养。因为长期做小说资料学工作的缘故，朱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相关工作经验。对很多编撰细节都能够意在笔先，考虑十分周到。诸如很多跨朝代作家作品的年代归属（从前代还是从后代），作家或作品的异名问题，现存作品与亡佚作品的处理方式，文言与白话小说之间交叉问题，全书索引的编撰方式等等，朱先生都有通盘细致考虑和安排。该书能够成功完成出版，首先应该是朱先生这位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功绩。
除此之外，我本人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疑惑，往往也能在朱先生那里得到释疑解惑。在朱先生负责撰写的词条之外，陈桂声兄负责其他白话小说，我则负责全部文言小说。我负责的文言小说作品中有很多没有标点排印本，只能看线装古籍原书。尽管已经和古籍打交道多年，但仍然还是会遇到一些断句、释义以及部分草书序言的认字困难。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随时去向朱先生请教，而往往都能得到满意答复。记得一次某书的草书序言中有几个字书写潦草，难以辨认，便去向朱先生请教。朱先生张口就告诉我，这是《易经》里面的话（原句内容现在记不清了）。我震惊朱先生的博闻强记，他却坦然地跟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启蒙学习需要背诵的。正是有朱先生作为强大后盾和依靠，才使得我本人所负责部分乃至全书的学术质量能够得到基本保证，避免了很多错误。

  有口皆碑的无限恩德

  朱先生在学界广受赞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长年默默耕耘，打造出中国古代小说资料学的学科体系和成果实绩。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白话两个部分，总体上看，其社会地位均不如诗文等传统正统文学样式。相比之下，文言小说情况稍好一些。尽管其社会地位比不上传统主流文体，但毕竟还能进入历代公私书目，并且能够进入正常图书发行流通渠道。而白话通俗小说则完全是不入流的“非法产品”，不但很难进入正式公私书目，而且作家们还羞于署名。这样给后人的白话小说研究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困难。所以从20世纪中国古小说研究进入现代学术层面后，以白话小说为主的小说资料建设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从鲁迅到蒋瑞藻、孔另境，都做过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工作筚路蓝缕，厥功甚伟，但毕竟草创起步，规模与深度均受限制。在此基础上，朱先生从前人一部书囊括诸多种小说资料的规模体制，扩大为六大名著每部一套上百万字的专项资料，同时还为其他明清小说编有上下两册的综合资料，从而构建出中国古代小说资料学的宏阔格局和坚实实绩，为中国古代小说资料学的学科建构，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宏大局面。朱先生因而受到各种20世纪学术史学科总结的高度关注和表彰。凡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人，在资料文献方面，一般很难避开朱先生的资料体系。这种甘为他人做渡桥人梯的奉献精神，以及从中体现的学风和治学态度，都是我辈后学的楷模，终生受用。
二是他谦逊低调，广施恩惠的待人之道。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在朱先生这里似乎是个反例。据说朱先生年轻时候不是现在这样的脾气。20世纪50年代初，朱先生曾经担任南开中文系主任秘书（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或许是位置使然，那时的朱先生还时而有些年轻气盛的棱角。但随着1957年被打成右派，朱先生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谦逊和温和有时都让我们晚辈不好意思。记得有一次，南开中文系老校友，前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后任文化艺术出版社副总编的黄克先生回母校探望诸位师友。我陪黄先生从招待所到朱先生北村寓所去看他，结果快到他家时，正巧碰到朱先生出门。我们双方在大约100米外就看到了对方。黄先生为了表示对师长的尊敬，便主动加快脚步，以小跑般的速度迎上朱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的是，朱先生看到黄先生如此动作，也同时加快脚步，迎接过来。我们见状生怕朱先生发生意外，赶紧喊他别跑，同时也放慢了脚步。这种平等待人的谦逊态度在朱先生那里是不分辈分年龄的。我儿子在南开上学时曾经担任学生摄影协会主席，有一次他作为摄影记者去采访朱先生，也同样受到朱先生的优厚待遇。不仅热情配合他们采访拍照，还招待他们茶水水果，临走时还赠送给他们朱先生本人的书法作品和签名著作。
如果放眼学界就会发现，我从朱先生那里受到的恩惠，并非只是我一个人的幸运。多年来，在学界认识的学人中，只要提到朱先生，要么盛赞先生的仁者之心和宽厚人格，要么就现身说法，如数家珍地陈述从朱先生那里得到的各种帮助提携和特别关照。世人皆知的“有口皆碑”这个成语，在朱先生这里得到最精准的诠释。

         以上这两个方面我可谓是感知最深，受惠最深的后学。从名分上说，我虽然不是朱先生的嫡传弟子，但却是受到他恩惠最多的学生。我从1982年师从先师刘叶秋先生，到1988年先师逝去，仅有6年受惠时间；而我从1982年到南开学习，到2011年朱一玄先生去世，整整受惠朱先生三十年。因为朱先生的嫡传弟子基本都在校外工作，而且大多离开学术一线，连唯一在校内的弟子也改行了。而我毕业留校之后一直在朱先生身边，无论从专业上，还是从私人关系上，都是离朱先生最近，得到朱先生教诲提携最多的学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朱先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值此朱先生诞辰110周年之年，我愿向朱先生表示最衷心的谢意和最深切的缅怀！
         （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

(原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