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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心理和学术风气之外,两晋时期南北语言的流变,也极能说明语言作为文化的一支对政治强弱的依赖关系,亦即政治优势如何决定语言定向。
陈寅恪先生说:“自司马氏平吴以来,中原众事,颇为孙吴遗民所崇尚,语音亦其一端。”(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从史实论切韵》)即是指此。这包括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北方洛语成为大江南北时鬃的语言,二是部分中原政治家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不耻而为吴语。
吴人学习洛语,这是他们从政治服从到文化服从整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西晋时起,一些希冀爬上上层地位的江南大族,在入洛前后,为免受中原人讥讽,与染习玄学一样,也很注意学习洛语。陆云在《与兄平原(机)书》中,提出“音楚”和“文楚”的问题。因为吴人生怕这一弱点被北方人耻笑。王敦就是因音楚而为人不齿(见《世说新语·豪爽》)。陆云在书中述提出他作文时,“会结使说音”,“结使”为“给使”之误,为伺候官吏的使役,作文要他说音,不外给使为洛阳人。这里的“楚”是个形容词,它是由地名之“楚”的引申,用作“都邑”及“文雅”的对文,如同今天所说的“土”和“俗”。而这里的楚音,主要是指吴地的口音,说明二陆入洛后,努力学习洛语,以防被嘲。因为这是十分可能的。当支道林在江东见到王徽之兄弟后,中原人间他:“诸王何如?”支道林回答道:“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见《世说新语·轻诋》)在中原人听来,吴语如同鸟叫一般,呜里哇拉。要避免别人这样的耻笑,就必须学好洛语。葛洪曾抨击这般学习洛语的风气说:“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见《抱朴子·讥惑篇》)
到了晋宋时期,北语在江南的上流社会中已经十分普及了。《宋书·顾琛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陈寅恪先生以反证的方法来推断既然在江东的贵达中唯有这几位吴音不变,则其余土族,虽本吴人,并不操吴音,断可知矣(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东晋南朝之吴语》)。其说良是。而他们所操用的,显然又是北语。《宋书·刘道怜传》云:“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刘宋皇室的先世,本非清显,而又侨居于北来武装集团所萃聚的京口,故没有受到吴中士庶所操洛语和吴语的同化,而未改其彭城楚地的乡音。从沈约的话中,可以看出南朝士流对未操北语的楚音十分鄙视。
但是,在众多的讲北语的人中,口音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南北语言本来就存在着先天的差异。颜之推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见《严氏家训·音辞篇》)陆德明也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经典释文》序录)这些天然差别的存在,使那些学习洛语的南人和其它地区的北人,难免与标准的洛语有一定距离。颜之推进一步指出他们各自的毛病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见《严氏家训·音辞篇》)而他们找出这些弊病的参照系,或云当时标准的语音,便是当时以洛阳及近傍为代表的旧音。因为从东汉至西晋,洛阳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过江的大族中,又多是在洛阳生活了几代的达官贵人。他们的洛阳口音,不仅是永嘉前入洛吴人的仿效楷模,也是过江后江南士族所奉的圭臬。前所叙张融临危时犹能作洛生咏事,已可见其端倪。这种洛生咏本来是指东晋以前洛阳太学生以诵读经典的雅音来讽咏诗什。这种都邑雅音不仅与时伤轻清的吴越方音相差悬殊,即与多涉重浊的燕赵方言也不尽相同。
后来经谢安带有鼻音的洛生咏之后,众名流遂东施效颦,学起谢安的鼻音咏了。因为谢安患有鼻炎,所以他的发音比较混浊,厚重。这种鼻炎音本是一种缺陷,但因谢安名望极重,众名士虽不曾患有鼻炎,也都想访效一下这位风流宗主的风采,竟甘心情愿地学其讹变。谢安在当时的确具有这样令人倾倒的威望,言行多为士流效仿。一次,他的一位老乡被罢官遣回,临走前去向谢安告别。谢安问他路上盘缠是否够用。乡人说除了五万把蒲葵扇之外别无长物。谢安就拿了一把蒲葵扇到闹市上散步。结果几天之内,京师土庶竞相以持扇为风,蒲扇不仅一销而空,而且价值倍增(见《晋书·谢安传》)。从这如痴如狂的社会潮流中,人们自然可以感觉到,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杠杆,还是北方大族的政治优势。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阴阳怪气的腔调不感兴趣,他们试图追踪谢安之前那种纯正的洛生吟咏。当有人问顾恺之为什么不作洛生咏时,他回答说:“为什么要作那种老婢的声音?”(见《世说新语·轻诋》)顾恺之所反对的,是时流对谢安洛生咏讹变的模仿,但他并非不为洛生之咏。《晋书·顾恺之传》记载因为顾恺之刚愎自信,很多年轻人要拿他开心取乐。他们有时请顾恺之来作洛生咏,可顾恺之却以洛生咏为“老婢声”为由,不屑为之。并自称在朗诵方面自得“先贤风制”。陈寅恪先生认为,顾恺之所说的先贤风制,很可能就是指谢安以前的旧规洛生咏(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从史实论切韵》)。不过,谢安有时掩鼻,并不是作洛生咏,而是开玩笑时的一种姿态,故与此无关。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当初谢安在东山隐居时,他的同族兄弟中不乏富贵者。他们动辄高朋满座,车水马龙。谢安的妻子刘夫人打趣地问谢安:“大丈夫不应如此吗?”谢安便幽默地捏起鼻子,发出怪怪的声音:“恐怕将来也难免如此啊!”
如果说吴人贵族学习洛语是吴人政治服从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部分北方政治家的操用吴语,则是他们政治征服的一种手腕而已。一个盛暑之日,刘惔去找王导,王导为了凉快,把肚皮贴在弹棋棋盘上,惬意地说:“多么渹(吴人谓冷曰“渹”)啊!”刘惔出来后,别人间他王导怎么样,刘惔说:“除了会讲吴语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见《世说新语·排调》)
(本文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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