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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 我的学术之路(六):充实的三年攻读硕士学位生活
发布时间:2019/12/3  阅读次数:97  字体大小: 【】 【】【


摘要:本文从两位导师亲炙指导、学位课程学习、课外学术活动、毕业论文写作等四个方面,回顾三年硕士求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并感受到三年学习生活很充实,很有收获,无论是知识积累,还是学术素养,都有了飞跃式的提升,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学术之路   硕士学位

19829月,我负笈入关,来到南开大学,开始三年的攻读硕士学位生活。这三年,无论是知识积累,还是学术素养,都有了飞跃式的提升,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一、受惠两位导师亲炙指导

       由于那个时代信息比较闭塞,在报考这个专业之前,我虽然读过刘叶秋和宁宗一两位导师的著述,但和两位导师没有多少交往联系,也不清楚我报考这个专业方向为何要以他们两人的名义招生。考试之后曾给两位导师写信致意并了解考试情况,地址也写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收到宁宗一先生的亲笔回信,才大致知晓,原来刘叶秋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编审,南开中文系兼职教授,主要负责我的专业方向指导,宁宗一先生负责其他专业基础课指导和一般学业管理。

因为刘叶秋先生平时不在南开,我到南开后先拜见了宁宗一先生,从他那里得知,几天之后,刘叶秋先生将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范宁先生一起到南开来参加我的两位师兄(李剑国和罗德荣)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宁宗一先生安排我在这个时间拜见刘叶秋先生。当时学校办公条件非常简陋,论文答辩连个像样的会议室都没有,只能安排在只有南开大学主楼105十几平米的中文系主任办公室。这间狭小的屋子除了五位答辩委员(范宁、刘叶秋、朱一玄、宁宗一、鲁德才)、答辩秘书和答辩人之外,已经无法安排其他人坐下,所以我们其他人连旁听答辩的机会都没有。我只能在答辩开始之前,在走廊里拜见几位先生,并与刘叶秋先生约好,当天晚上到两位来自北京答辩委员下榻的天津大学专家楼拜见并接受导师刘叶秋先生的指示。

因当时条件所限,范宁先生和刘叶秋先生在天津大学专家楼合住一个房间,所以我到这里同时拜见了两位先生。范宁先生和我寒暄几句之后便在一旁休息,刘叶秋先生和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对我的学业发展和知识积累提出非常具体和明确的要求,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眼界要宽,做通才,不能只盯住眼前那一亩三分地。因为天下事理相通,要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方能悟出事物规律。他还特别给我举了例证: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草书笔法,吴道子由裴昱剑术揣出线描神韵,都印证此理。其二是要夯实专业基础,尤其是文献考据功底。先生明确提出:至少在一到两个学期之内,专心把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丛书类书,各种文史工具书使用的基本功打好,然后才有搞文史研究的资格。

按照先生的指示,我在硕士入学后第一个学期内,除了其他必要的课程和要务外,基本上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泡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新开湖旁图书馆文中馆二楼工具书阅览室,摸遍了那里所有的工具书和各种大型丛书类书,基本上了解了翻阅各种古籍和查找各种语词典故和典章制度路径方法。那时候研究生的课程制度不像现在那么严格清楚,但效果远比有明确时数规定的课程好很多。我在这个学期在下的这些日日夜夜的工夫没有反映在学籍课程学分记录里,但有足够理由底气说,回顾这些年走过的学术之路,如果说有什么成功秘诀或治学要领的话,那么首先要感谢和归功于恩师第一次见面给我的“面授机宜”!

在学术背景和专长方面,宁宗一先生和刘叶秋先生有很大的反差。如果说刘叶秋先生基本上属于老一代学者传统治学路径的话,那么宁宗一先生的学术个性主要表现在理论思维和思辨能力上。他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即兴发言,总是高屋建瓴,语惊四座。他的理论体系来源主要是前苏联的哲学美学,尤其是“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他把这种理论系统运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最成功、最经典的案例是关于《儒林外史》悲喜剧美学风格和《金瓶梅》对于中国小说美学贡献的论述。他这种学术风格在八十年代各种学术思潮涌动(如方法论讨论、文学史讨论)中更加显得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他这种学术风格有形无形中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我本人对于西方和苏俄学界哲学美学理论体系的了解关心,除了入学前的一点积累外,主要来自受他影响对于中外美学哲学理论的关注。因为他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所以我请他开列了这方面的一个要籍书目,其中包括: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亚里斯多德《诗学》、莱辛《拉奥孔》、维柯《新科学》、康德《判断力批判》、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席勒《审美教育书简》、黑格尔《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葛爱尔《罗丹艺术论》、摩尔根《古代社会》、鲍桑葵《美学史》、克罗齐《美学原理》等。这些书我都程度不同地阅读过,虽然当时不能全部消化,但大体上摸清了西方美学的脉络和阶段性特征,并努力在学术研究中去挖掘它们的用处,从中受益。

表面上看,两位导师的学术风格迥异,会给我这个做学生的造成困惑或纠结,乃至无所适从,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从两位导师不同学术风格中受到的教益,让我形成了自己理想境界的学术理念和追求:把文献考据与理论思辨结合起来,形成既有文献根基,又有理论思辨,让二者相互支撑的完美学术风格。如果说我后来的《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主要是继承刘叶秋先生学术路径的话,那么后来的《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乃至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范式的提出,正是来源于两位导师不同的学术风格融汇而成。这正是受益并发扬两位导师的学术亲炙恩惠。

二、受益于硕士就读期间各类课程

尽管八十年代我们读书时硕士课程的管理没有现在严格规范,几门重要的专业课尽管不是按课表按部就班上课,但对于我的知识积累进步和系统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课程主要有:

1、   刘叶秋先生的“笔记概论”

因为第一学年我按照刘叶秋先生的授意已经在文献学和工具书使用方面下过一些功夫。加上我下一届的古代小说戏曲专业方向硕士在我研二时开始入学。在宁宗一和鲁德才先生安排下,从1984年开始,刘叶秋先生开始为我们两届硕士开设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的内容是我本人的专业方向“笔记小说”的主干知识。虽然我从准备考研时就系统读过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入学之后又陆续拜读过先生与此相关的其他论文,但在听课时仍然发现,有很多内容是著作和论文中所没有的,尤其是一些例证。显然先生在这方面的深厚积累远远没有在著述中完全释放出来。

与我同时听这门课的是当时南开中文系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室各位老师的学生,包括朱一玄、宁宗一、鲁德才、薛宝琨几位先生,主要是白话小说和戏曲史专业方向。大家普遍感觉这门课既有之前相对生疏知识的系统介绍,又有很多深入翔实的知识点介绍,对于扩大知识视野,夯实学术基础帮助很大。

2、   宁宗一先生的专题性课程。

宁宗一先生在协助刘叶秋先生指导我的学业同时,自己还单独指导一位硕士研究生,就是我的同窗同学陶慕宁兄。我们两人是198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招收的仅有两名硕士研究生,所以宁宗一先生的课只有我们两人听。

我原以为以宁宗一先生的学术专长,课程内容一定是要突出理论思辨色彩。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宁宗一先生的课尽管包括理论思辨方面的内容,但主要内容却突出了文献学方面的知识。他的课大致属于专题性质,总共有五个专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关于乾嘉学派、类书与丛书、戏曲文献学、小说戏曲词汇。这五个专题中只有第一个是理论思辨方面,后面四个都属于文献考据类。可见他虽然理论修养好,但并不轻视放弃文献考据功底。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他的师承。五十年代他毕业留校后,系列安排他做著名戏曲小说文献专家许政扬先生的助手。他的戏曲小说文献学功底完全来自许政扬先生。据他讲,他给我们讲课讲稿的文献学部分,直接就是使用当年许政扬先生给他一个人讲课时的听课记录。所以,我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小说戏曲文献学知识,实际上是间接来源于许政扬先生的师承。

3、   鲁德才先生的小说艺术论课程

鲁德才先生当时担任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主任,专攻古代白话小说艺术方面研究,并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用于给我们的授课上。他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来自西方,基本上是采用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理论的理念来剖析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现象。诸如小说艺术的空间意识问题、叙事问题等等。我对现代西方小说理论的知识,最早就是来源于鲁德才先生这门课的介绍。

4、   王达津先生的文学批评史课程

我们入学之后,宁宗一先生指示我们,王达津先生正在给即将毕业的79级本科生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要我们去旁听。这使得我们有幸聆听这位当时南开古代文学顶级专家的课程。王先生这门课没有把重心放在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勾勒上,而主要是进行原文解读。从陆机《文赋》到刘勰《文心雕龙》,他基本采用串讲原文的方式。在串讲解读中不仅疏通语词,更注重文章内容所涉及的文学批评史价值。这种小中见大的授课方式能使人切身感受到大师的学养和表达艺术。后来有一段时间王先生身体欠佳,此课则由王先生刚留校工作不久的高足陈洪老师代课。

5、   来新夏先生的文献学课程

来新夏先生在八十年代担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南开历史系教授,是著名的目录学家。本来我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系,培养计划上也没有来先生的课。一个偶然机会,我和从辽宁师大一起考到南开历史系的校友杜洪义兄闲聊起入学后各自的课程。当我听说如雷贯耳的来新夏先生正在给与我们同届的所有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方向硕士开设文献学课程后,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表示要听这门课。在征得来先生同意之后,我又拉上同窗陶慕宁兄一起成为来新夏先生文献学课程的学生。我们跟班听课的南开历史系82级硕士班中,有几位后来成为史学专家和南开顶梁柱的同窗,像李治安、常建华、乔治忠等。

来先生这门课讲得非常系统翔实,严格按照每周周二学时上课,并上满一个学期。是所有硕士课程中课时上的最满的一门。从目录、版本到句读、校勘、考证,从工具书到方志、类书和丛书,古典文献学几乎所有内容基本都涉及到了。最后期末作业是从史部传记中找同一个人的两种版本文献进行校勘。我选择的是《南史》和《宋书》中沈约的传记进行校勘,虽然做得比较认真,但仍没敢想到来先生能给出比较高的成绩分数。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戏剧选修课

南开大学是国内高校较早开设戏曲课程的学校,这归功于我的师爷华粹深先生。他在五十年代就在南开大学开设了中国戏曲课。南开戏曲课程与其他高校有所不同的是,非常注重戏曲理论与场上表演全方位的知识体系。华粹深先生在五十年代就亲自为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编写《秦香莲》剧本,成为这方面教学与场上表演相结合的典范。这个传统在宁宗一先生手里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作为宁宗一先生的弟子,有幸全程跟随该课所有教学和观摩活动。

在宁宗一先生多方努力和奔走下,南开大学中文系79级本科生在毕业前夕开设了一门中国戏曲课程。课程的主讲教师虽然是宁宗一先生,但他本人实际上只讲了开场白绪论,后面一个学期的全部课程内容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各个专业领域的顶级专家来讲授。具体操作方法是每个专家每周一讲,专程从北京赴南开讲半天课。讲他本人在该领域的学术专长。还记得几位主要授课者有:戏曲导演由阿甲先生的高足黄克保(女)先生讲授,戏曲史由余丛先生讲授,戏曲行当由王安葵先生讲授、戏曲创作由颜长珂先生讲授,京剧艺术由李大珂先生讲授,等等。

除了如此强大豪华的授课教师阵容外,这门课程还非常强调课外戏剧观摩。观摩的对象基本都是当时大陆最前沿的戏剧演出。当时北京人艺最火爆的实验演出我们基本都看过,如由著名戏剧家英若诚翻译翻译并主演被誉为“战后美国最伟大的剧作”的美国当代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该剧演出结束后,由英若诚和作者阿瑟·米勒同时出场谢幕,那场面堪称震撼。还有由中国剧作家高行健创作的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也是当年中国实验话剧的经典之作。此外,还陆续在北京和天津观摩过中国歌剧院演出的歌剧《培尔金特》,以及大量京剧评剧等。

这样的课给人在戏剧理论知识和剧场现场表演的感受方面的收获,可以用“无与伦比”来形容。

那时候北京到天津火车单程时间需要两个多小时,无论是授课者从北京到天津讲课,还是选课者去北京观摩戏剧(选课者大约三四十人),都需要提前一天赶到,第二天返回。现在回想起来,这门课光是往返路费、住宿、课酬和观摩费用,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天文数字。以当时的经济条件,能开设这样一门本科生选修课,在中国教育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起码也是相当罕见的。开设这门课的头功是宁宗一先生,但还应该特别感谢南开大学,特别是时任南开中文系主任邢公畹先生的大力支持。

回想那三年学习,在所有的课程和学业中,我个人认为对于后来学术发展影响作用最大的是在文献学方面。刘叶秋先生、宁宗一先生、来新夏先生的课均与此有关,加上刘叶秋先生对我本人的“面授机宜”和我个人的努力,文献学知识和能力成为我能在学术上入门并立足的坚实基础。

三、丰富多彩的课外学术活动

除了导师授业和课堂学习之外,课外学术活动也是硕士求学三年中重要的学术收获之一。

比较幸运的是,我硕士求学三年正值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起步时。国内学界的活跃程度堪称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段。受这样大环境的影响,南开大学当时的学术氛围极为浓厚,各种学术报告和交流活动此起彼伏,让我受益匪浅。

首先是中文系内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报告。当时宁宗一先生担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他的学术眼光非常敏锐,不仅关心古代文学领域,也关心整个文学艺术领域的各种前沿问题。当时文学研究领域很多名家都曾来南开讲学,印象中有敏泽先生、高尔泰先生等。

在宁宗一先生的奔走运作下,当时中文系举办了介绍国内外电影最新潮流的系列讲座和现场观摩。不仅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郑雪来先生等当时国内电影界最权威的专家来南开做学术报告,为配合学术报告,同时还搬来几部当时国内尚未公演的国外国内最新影片放映。印象中当时分几次放映的电影有:《三十九级台阶》《出租汽车司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和八个》等。

记得当时学术报告在南开大学主楼东侧111大阶梯教室,电影放映在主楼西侧101大阶梯教室。101是当时南开大学的电化教室,能放影视,但只有一百多个座位。很多学生闻讯蜂拥而入,教室爆满,管理员只好关上铁栅栏门。但顽强的同学依然不肯离去,有人试图从铁栅栏门挤进来,但被卡在铁栅栏门与木门之间,出不去,也进不来,万分窘迫。全场看电影的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又看了一场真人秀精彩表演。

其次是校内其他学科的各种学术讲演。南开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不但化学等理科在国内居领先地位,人文社科中的经济、历史也都有很强实力。依托这样的实力背景,各学科不但自己经常举办学术讲座,而且还经常外请一些著名专家来校讲学。因为有恩师刘叶秋先生“要做通人”的训示,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都会力争去听,丰富学识。

第三是多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八十年代天津有个非常活跃的学术团体,就是南开大学宁宗一和鲁德才,天津师大李厚基和陈玉璞、姜东赋,天津日报滕云等几位先生联合操办的天津市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会。天津市古代小说戏曲研究界的专家学人基本都能在这个学会活动中见面。除了以上这些组织者之外,我在学会活动中还能经常见到天津这个领域的重要学人,如著名戏曲理论家张赣生先生,吴玉如先生的哲嗣,吴小如先生的胞弟吴同宾先生等。这个研究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会上不但能听到各位专家学人的高论,我们自己也力争提交论文,向业内专家请教。

硕士在读期间最重要的学术会议活动是协助主办并参加由恩师刘叶秋先生作为东道主,南开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古小说研讨会。为了扩大南开大学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展示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的实力,研究室经研讨决定召开以刘叶秋先生领衔,以古代文言小说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古小说研讨会。我作为刘叶秋先生的唯一弟子,不但努力撰写论文,还承担了会议主要会务工作。会议学术问题由刘叶秋先生负责,食宿后勤工作由宁宗一先生负责,鲁德才先生协调总管。我则是具体负责这几个方面的主要执行者。从拟定参会人员名单,联系参会人员,到拟定大会初步程序,以及接站送站方案等,基本都从我这里提出初步方案,请几位负责先生审核批准后,再下发到研究室全体研究生,大家分工执行。

国内许多文言小说领域重要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南京师大段熙仲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欣然与会。著名文言小说文献专家周楞伽先生也参加大会。此外如武汉大学吴志达先生,苏州大学郑学弢先生、辽宁大学李骞先生、山东聊城学院王汝涛先生等三十多位学者参加会议。

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世说体”初探》被前来参会的南开学长弥松颐先生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研究论丛》,获得发表。该文被《世说新语》研究专家刘强教授认为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体”小说艺术特征研究的重要推进。

四、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大约在研一第一学期的时候,刘叶秋先生很早就为我选定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他强调了三个方面:其一,作为笔记小说方向的研究生,选题应该文言小说范围之内。但考虑到师兄李剑国已经在唐前志怪小说方面取得重要成绩,所以应该避开志怪小说,把目标放在志人小说。其二,与志怪小说相比,志人小说范围相对集中,作品数量也不像志怪小说那么丰富。所以不做志人小说的断代研究,而是做志人小说的通史概览研究。其三,作为通史概览研究工作量仍然比较大,所以应早些动手,力争主动。

根据导师的指示,我在了解一些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计划从重点从三个方面突出学位论文实绩与创新点。其一是关于志人小说概念范围的界定,其二是尽最大可能逐一挖掘搜集历代志人小说的第一手原始文献情况,其三是从文学史、小说史角度对于历代志人小说发展过程作出分析和评价。

这个计划得到导师批准认可之后,我开始构想涉及全文的框架结构。

从计划突出的三个重点来看,关于志人小说概念范围界定在框架结构安排上似乎没有异议,只能放在绪论部分。难度在于厘清志人小说概念范围这个问题的本身。因为文言笔记小说与白话小说不同,有明显的文体界限,章回体与话本体基本涵盖了白话小说的文体范围。相比之下,因为笔记体不是文言小说的独有文体,古代很多杂史、考据类著述均采用笔记体,那么研究笔记体小说,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划清界线范围。志人小说包括两种文体类型,一种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按内容分类的“世说体”模式。这类作品外在标志明显,不难把握。另一种则是以《西京杂记》为代表随笔而录的“杂记体”模式。这种模式的小说与很多杂事、考据笔记杂糅,需要明确裁定范围界限。为此我在绪论中从四个方面去寻找划清志人小说与其他关联文体的界限所在:与子部杂家著作看其故事性,与史部杂史看其传说性,与志怪传奇看其平实性,与白话小说看其文言化。这样就大致为志人小说的划清了界限范围,也为志人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框架结构角度看,后两个重点问题如何安排则颇费踌躇。具体来说,就是以史带论,还是以论带史?经反复斟酌,并请示导师后,最后决定采用以史带论的方式。

这个选题与其他很多选题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片荒地,需要白手起家。我所理解的“白手起家”的第一要义,就是从踏踏实实的文献工作做起,把历代志人小说的材料工作摸清楚。这样的工作对象不同于李白、杜甫、《红楼梦》这样的热点名家名著,材料工作大致已经解决,可以直接选取角度,以论述为主体,即以论代史。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量最大的部分就是按划定的志人小说范围,逐一去搞清每一部书的所有原始信息,包括作者生平事迹材料,作品版本情况,存佚情况,内容情况等等。这一工作之所以能够基本圆满完成,根本原因就在于硕士在读期间通过两位导师的课程和训示,以及来新夏先生文献课程等受过的比较严格的文献学训练。否则这一垦荒工作很难顺利完成。

论文题目几经调整,最后定名为《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虽然名曰“史论”,实际在“史”与“论”二者的完成效果上看,从文献角度摸清志人小说家底脉络的“史”的部分要强于总结论述志人小说发展规律特征的“论”的部分。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从主观上来看,当时的学力有限,对于“论”的宏观驾驭的确有力不从心之感;从客观上看,当时也的确遇到一些特殊情况。1985年寒假之后最后一个学期本来是毕业论文最紧张最繁忙的最后冲刺和打磨提升阶段,但开学返校之后立即遇到宁宗一先生身体发生意外,需要入院抢救和住院陪护。于是,从刚开学的三月初到四月中旬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放下手里一切事务(当然包括毕业论文的写作),全力投入抢救和24小时住院陪护中。另外,因为刘叶秋先生五月份要去香港进行学术访问,原定五月份的论文答辩提前到四月下旬进行。这样,我从四月中旬离开医院回到学校,用十几天时间对论文进行了最后打磨整合,形成最后的状态。并于四月下旬参加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为朱一玄先生,答辩委员有刘叶秋、宁宗一、鲁德才、陈玉璞先生,答辩秘书为许祥麟师兄。

答辩虽然获得顺利通过,但论文“论”的部分的不足,一直在我心中引以为憾,并一直寻找机会弥补。毕业之后有两次机会,一是程毅中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流派研究》,要我写《志人小说及其流派》一章。该文完全以“论”带“史”,系统总结论述志人小说的发展脉络和文学价值。二是在朱一玄先生推荐下,我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32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平抚了那块心病。

回顾三年硕士求学经历,能说的只有两句话:很充实,很有收获!





(原载《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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