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刘叶秋先生的《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即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再版，编辑约我写篇导读文章，作为先生在南开大学带过的唯一的入室弟子，我当然义不容辞。

一

先生1917年生于北京，原名桐良，字叶秋，号峄莘，因文章均署名“刘叶秋”，故以字行。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由孙中山创办于1912年，初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文学系，后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主编，并在天津工商学院女子文学院兼课。1949年之后，在天津津沽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校任教。1958年调到商务印书馆参加第二版《辞源》修订工作。从1958年到1980年，先生因所谓“历史问题”，一直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修订《辞源》，以其扎实的学问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80年，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先生力争之下，先生才得以以正式国家干部身份成为商务印书馆编审，继续修订工作，并与吴泽炎、黄秋耘先生同为修订本《辞源》三位编纂（主编）。改革开放后，先生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楹联学会顾问。1980年，经南开大学中文系校友、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黄克先生介绍，先生被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1988年，先生因心肌梗死不幸逝世。

从先生的生平履历中可以看出，多方面的经历境遇，尤其是两度编辑生涯，特别是修订本《辞源》的主编工作，形成了先生渊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他与一般学院派学者的明显不同在于，他不是围绕在一块学术园地上反复深入耕作，而是具有更加广阔的知识视野和多方面专业素养。先生早年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编辑，主要涉猎文学艺术领域和相关人物。当时一些文艺名人都是先生的作者队伍，与先生有很好的专业和人际交往。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和散文，有许多是经先生之手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的。而先生后来在商务印书馆担任《辞源》主编工作，则又属于语言学、词典学方面的专业领域。按现在的学科划分，语言和文学属于“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近年来还有不少学者呼吁将语言和文学拆分为两个一级学科。一位学者能够在语言或文学中的一个领域深入研究，取得成绩，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可先生在语言学和文学两个主要领域以及其他部分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相比之下，语言学研究应当算作先生的“主要职业”。作为修订本《辞源》主编之一，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建树主要在辞书研究和编纂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辞源》修订工作不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字典》《常用字书十讲》《中国古代的字典》三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字典学专著。此三书在社会上极受欢迎，很快售罄。1978年香港中国语文学社影印《中国古代的字典》和《常用字书十讲》，收入《语文汇编》第十四、十五集中。港台地区其他书店也曾有影印《中国古代的字典》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周策纵先生将此书列为研究学习《说文解字》的必读书。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以此三书为基础，综合自己及学术界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撰成《中国字典史略》一书。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外字典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受到学术界的极高重视。

先生在辞书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贡献，还要数他在《辞源》修订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修订本《辞源》三位主编中，商务印书馆占两位（吴泽炎先生和刘叶秋先生）。有人把两位先生誉为《辞源》的“两轮”或“双桨”，认为缺一不可。而商务印书馆的首席代表吴泽炎先生则说：“没有刘先生，不能说《辞源》出不来，但错误要多得多。”使用辞典的人很少理解编辞典之难，尤其是其中的苦衷。16世纪一位法国语言学家写过一首幽默诗来形容编辞典之苦，大意是：“谁若被判做苦工，忧心忡忡愁满容。不须令其抡铁锤，不须令其当矿工。不妨令其编辞典，管教终日诉苦衷。”对于《辞源》这样的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型古汉语工具书来说，需要的不仅是这种坐冷板凳的吃苦精神，更需要古代文化的多方面知识，诸如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艺术和人物事件、典章制度，以及风俗习惯、州郡地理、山川形势、天文星象、草木虫鱼等。先生正是具有这种精神与素养的学者。四册《辞源》一千多万字，光逐字逐句地审阅校样，反复就是四遍，更不要说在审稿过程中对全书所进行的各种修改、润饰和加工。如“采访使”一条，原文仅在“官名”的简单解释下，列举三条书证，内容零散，缺乏条理。先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修改为：

官名。晋石崇曾为交趾采访使。唐开元二十一年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简称采访使，掌管检查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略同于汉之刺史。天宝九年，改为但考课官吏，不得干预他政。乾元以后，各地兵起，废采访使而置防御史。参阅《通典》三二《职官》十四《总论州佐》、《文献通考》六一《职官》十五《采访处置使》、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八。

这样的改动，不仅使一般读者对“采访使”的建置演变有了简明的了解，也给专业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先生历来主张治学要做通人，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1982年我来南开报到，第一次和先生见面，他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嘱我文学艺术门类众多，但相互间可以启发和补充。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笔法；吴道子由裴昱的剑术，揣出线描的神韵，都能印证此理。先生在读书治学之余，雅嗜颇多，诸如书法、篆刻、作诗填词、鉴赏与收藏字画，以及做印泥、粘扇子、拉琴唱戏等，无所不好。他从蠡县吕梅（熙宇）先生认字启蒙，从歙县吴检斋（承仕）先生习语言文字之学，从盐城孙蜀丞（人和）先生学作诗词，从武强孔贺才（培新）先生学作古文及书法、篆刻，又从怀宁邓叔存（以蛰）先生学习鉴赏文物、书画等美术知识。在大学期间，他又聆听顾随、朱自清、俞平伯诸师的教诲，还向叶圣陶、吴玉如、陈邦怀诸先生执弟子礼。善于从诸师学问中择善而从，融会贯通，形成了他渊博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学问功底，使他在相关文史领域中造诣颇深。1949年之前，他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过若干谈书画鉴赏的文章。数十年间，他又经常挥毫作书，操刀治印。他曾作《自题印草》七绝一首云：

从来笔阵尤军阵，寸铁纵横百万兵。

一艺自矜还自笑，雕虫射虎两浮名。

既可知其胸襟，又可见其作诗的功夫。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曾举办过几次迎春征春联活动。看过这个节目的观众应该还会记得，先生和程毅中先生、吴小如先生、白化文先生、董洪利先生一起荣膺这个活动的评委，大家都目睹过他赏析佳联、裁夺名句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在《学林漫录》《燕都》等刊物中也时常见到他回忆京津文坛掌故、风土人情的文章。先生谢世后，师母汪元澂先生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为《刘叶秋讲北京》一书出版。先生还曾受王朝闻先生的聘请，为多卷本《中国美术史》的编纂人员介绍历代典籍与民俗对中国美术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曾约他写过《笔记与哲学》的论文……

书外功夫给先生带来了伏案倦读后的消遣，带来了养心健身的调适，更带来了治学上触类旁通的契机。一次，先生在为修订本《辞源》审稿时，看到“渭川”一词，头脑中忽然跳出“渭川千亩”一语。原来，先生在观赏郑板桥和其他古代画家笔下的竹子时，常在题跋或题诗中见到以此词形容竹子繁茂。鉴于其他词典未收此条，先生查书证，找释义，在修订本《辞源》中添上了这一条目。

在诸多雅嗜中，先生用力最勤的要数书法。记得先生跟我说过，他年幼时曾酷爱绘画，但因祖母的劝说而放弃。原来，祖母为大家闺秀，颇擅丹青。她看过先生的绘画后，认为他在绘画方面发展前途不大，便让孙子改习书法。从此以后，他对画便只是欣赏，对书法，却是身体力行。他的字，楷中带行，遒劲挺拔，疏朗舒阔，深得行家的青睐。除经常书写大字外，每天晚上他还坚持用蝇头小楷写日记，多年不辍。1988年春，先生早晨乘公共汽车上班时，因汽车急刹车而将右臂摔伤。在养伤期间，先生试以左手写字，竟颇有异趣，曾用左手书《戏作》一绝，诗云：

西园左笔人争宝，赝作曾由郑板桥。

自笑无端追老辈，居然今古各风标。

很多行家和友人争先向先生索讨左笔书法，先生便将此绝书写后赠送之。程毅中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先生逝世后，程先生追步原韵书挽歌一章：

评联说稗编辞典，甘为他人作渡桥。

两米栖中文百万，遽存遗稿著风标。

二

先生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在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笔记小说方面。

古代小说虽然算是一个以文体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方向，但实际上其内部又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条线索轨迹。这两条轨迹分别代表了文人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其中文言小说起源较早，而且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在历代史志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消遣之作；白话小说则主要是宋代以来伴随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崛起后而面向市民阶层的欣赏娱乐作品。

与传统诗文研究相比，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内的古代小说研究整体起步较晚，体系构建也相对不够完善。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白话小说研究方面分别有王国维、鲁迅、胡适、孙楷第等学者在小说史、作家作品，以及目录学方面有过开拓性的建树，但在文言笔记小说方面，除了个别单篇作品研究外，整体上还是一个空白。而作为中国学界开创文言笔记小说领域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则是恩师刘叶秋先生。

对于先生来说，文言笔记小说研究只能算是一项非本职工作的“副业”。但他的这项“副业”却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天地。

从20世纪开始陆续问世的几部小说史中（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魏晋南北朝小说和唐代传奇，以及《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虽然占有一定篇幅，但内容相对简单。这一局面因恩师的学术贡献而出现较大的改变。

先生自幼喜读文史杂书，尤嗜笔记小说。这与祖母对他的影响有关。少年时祖母曾指着北京虎坊桥故居东隔壁的阅微草堂对他说：“如果日后你的读书成就能及纪晓岚十之一二，就不错了。”先生不负庭训，年轻时便曾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志怪传奇笔法，写成若干文言小说，投与报刊，均获刊载。几十年中，他阅读了大量历代笔记与笔记小说，并分别做了读书提要。这为他在此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50至60年代，他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古典小说论丛》（中华书局，1959年）两部著作，成为对这个领域系统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20世纪60年代，先生应中华书局之约，为《知识丛书》撰写《中国古代的笔记》一书，完稿后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能付印。至1980年，先生将原稿略加修订，易名《历代笔记概述》，作为中华书局《中华史学丛书》之一问世。这是先生的重要著述之一。该书第一次以横向的笔记小说、历史轶闻、考据辩证三个方面和纵向的魏晋至明清一千七百年的线索，将三百五十余部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笔记梳理缕析，勾勒出中国历代笔记发展的大致脉络。其时，国内有多篇署名文章盛赞此书于学术建设之功。著名学者程毅中先生在《书品》1988年第四期发表《甘为他人作渡桥——重读〈历代笔记概述〉》一文，指出：“笔记，爱读的人不少，而精读的人不多；专读某一类作品的人比较多，而兼读各类作品的人则很少。刘叶秋同志学识渊博，读书精细，既熟悉小说故事和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又精研考据辩证类的笔记。尤其他长于训诂诠释之学，还著有《中国字典史略》等书。只有像他这样博览群书，旁通杂学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综合性的概述。”该书一版所印二千七百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北京出版社出版“大家小书”丛书，此书收入其中，还是供不应求。

三

南开大学出版社初创于1929年，日寇侵华后，南开大学于1937年遭到日军轰炸，学校被迫南迁，出版社被迫停办。1983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重建。重建后的南开大学出版社急需一批学术名家的重要学术著作来提升学术品位，扩大社会与学术影响。当时刘叶秋先生刚刚受聘担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不久，很快被列入重点约稿专家对象。

当时刚刚重新组建的南开大学出版社编辑以本校转岗的教师为主，负责向恩师约稿并担任责任编辑的是前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马光琅先生。大约1983年春季，马光琅先生刚到出版社上任不久，很快通过宁宗一先生与恩师取得联系并约稿，确定出版这部《古典小说笔记论丛》。

这部书稿涉猎的学术领域主要为古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研究，所收文章为恩师在这个领域具有奠基性、开创性和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关于该书内容取材和编排，先生在自序中已有交代，毋庸置喙。这里主要就书中内容的历史背景和学术价值略陈己见。

首先是关于这部书稿及其相关内容的时代特征。先生的小说与笔记研究起步于1949年之前，20世纪50年代是成果集中问世的黄金时期。1958年之后至本书编纂的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先生的“笔记小说研究一直为辞书研究所替代”（先生该书自序语）。实际上，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先生的辞书研究和笔记小说研究也都停止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辞源》修订工作的重新启动，先生的笔记小说研究也重新开始，陆续为《读书》《文史知识》等有关刊物写过十几篇相关文章。但因为这时先生的主要工作还是修订《辞源》，包括小说笔记研究等其他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书结集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间，先生的小说笔记研究基本上还是1949年之前到20世纪50年代那二十多年时间厚积薄发的结果。但是这个时段的小说笔记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却具有特殊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之后，学界掀起一股总结回顾20世纪学术史的热潮。其中有几种成果都涉及关于20世纪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回顾和评价。这些回顾中有未曾引起一个人们关注的短板问题，那就是忽略了对于1949年至1978年这三十年中学术研究工作的发现与肯定。就中国小说史研究而言，不少研究者把回顾20世纪小说史研究的目光集中在1949年之前和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于1949年至1978年这三十年，则基本上是付之阙如。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有其历史原因：1949—1978年那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含量压倒了学术含量。总体上看，这个时段的学术研究缺少学术含量是个事实。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一刀切，都有与基本主流相悖的个案和特例。刘叶秋先生的文言笔记小说研究就是这个学术断档时期难得的学术建树特例。据有关信息统计，从1949年至1978年三十年间，关于中国小说史方面的著作，海外大约有六种，均为中国小说通史。国内学界也有六种，其中小说通史性质有四种：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撰《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吴小如《中国小说讲话及其他》（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其余两种为断代小说史：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和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64年）。这个简单的数字说明，刘叶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和程毅中先生的《宋元话本》是1949年至1978年三十年间仅有的两部具有断代小说史性质的学术著作（此前有刘开荣先生的《唐代小说研究》，出版于1947年）。如果再检索一下1949年之前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主编《六朝小说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发现除几部小说通史之外，关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研究只有部分关于单篇作品的研究论文，同样没有关于这个时段的断代小说史。那么就可以断言：刘叶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是学界最早的魏晋南北朝小说断代史。学界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小说研究就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发掘的。对此，《六朝小说学术档案》一书在介绍先生这部著作时指出：

虽然《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限于篇幅，未能作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就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非常时期而言，由于历史等原因，这个时期小说史的编撰与研究几乎到了断层的地步。自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除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本小说史之外，几乎没有专门的小说史专著。魏晋南北朝小说、历代笔记一直没有专著论述，而《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是较早对魏晋南北朝小说进行较为系统的全面研究的专著，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研究方面的空白，推动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研究的发展。

本书所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一文和关于《世说新语》的几篇文章，就是先生《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的浓缩和精华。

先生是跨越1949年前后两个时代的学者。1949年之前民国时期的文化氛围下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和担任《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时的工作，尤其是个人兴趣，使他对传统旧学和文艺笔记小说下过深厚的功夫（详见本书先生自序）。而1949年之后社会环境变化对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渗透，这一点在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学术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应体现。

对于这个学术领域的时代变化，当下学界的评价基本是毁誉参半。誉者谓其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新潮流，毁者则指其导致意识形态对于学术研究的左右、干扰。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从学术的角度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2011年，我在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所撰整理后记中评价胡士莹先生类似问题时说：“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方法是荒谬的，但反过来，凡是染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从积极方面看，唯物辩证法能够帮助人们从事物的相关联系中去发现抓住本质和规律，起到提纲挈领、举一反三的作用。故而鲁迅称之为“明快的哲学”。但另一方面，如果将其无限夸大和绝对化，也就容易进入先入为主的机械唯物论陷阱，甚至步入学术成为政治运动工具的邪路，同样会走向科学精神的反面。

拿先生本书中的内容和1949年之前学界前辈的相关研究相比，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增加了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于相关文学现象的社会学解读和分析。这一点，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新建设》，1958年第四期）关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土壤的介绍与其他相关成果的对比中就能看得出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设有两篇，其中谈到历史背景和社会土壤的内容是：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鲁迅主要从佛教道教的社会土壤和文人搜奇猎异的角度阐释六朝志怪小说产生的根源，相当简略。先生《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一文则用了约四千字，分别从文学渊源、社会分化和矛盾对立、宗教文化等几个方面详细分析论述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这个文字数量和学术含量不仅远远超过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明显比晚于先生此文两年问世的北大中文系55级《中国小说史稿》一书的相关内容充分详尽。后来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渊源、背景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宽。先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就是融入了唯物辩证法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但先生此文没有堕入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偏颇，则是因为传统旧学功底为先生打下的深厚学术基础，牢牢把握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要义。即便吸收了新的方法也没有偏离中心线路。正是这样一些根基扎实而又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才能够成为迄今学界在这个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引领后学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

先生这部书稿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覆盖面大，涉及学科方向多。内容既包括文言小说，也包括白话小说，还包括小说之外的一般笔记，甚至还包括戏曲和民国小说。这正是先生知识渊博和学养深厚的体现。当今学界学科专业分工过细，搞先秦文学的搞不了明清文学，搞诗文研究的搞不了小说戏曲研究，更不要说搞文学研究的搞不了语言研究甚至历史研究了。先生此书的这个特点，对当下乃至以后学者的知识结构建立和学养形成，也具有极好的示范效应。

最后，我要替九泉之下的恩师和在世家属，向南开大学出版社致以由衷谢意！感谢出版社刘运峰总编辑的慧眼决断，感谢编辑田睿和王霆女士的辛苦工作。愿恩师在冥冥天界为本书再版感到欣慰！

2019年5月4日于津门雅雨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