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3年至1978年五年间，我在前旅大38中学任美术教师，并承担学校图书管理员和其他多门文科课程。这些工作为后来学术研究的目录版本学和文史知识积累，乃至学术思维和论文写作都产生重要作用。

关键词：学术之路   中学教师   知识   学术积累

1973年2月，我结束了在前旅大师范学校美术班的师资培训，被分配到前旅大38中任教，直至1978年我考入大学为止。在上大学之前，我的职业理想还是美术绘画，还没想到以后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中学任教五年多的时间里，除了担任美术教员外，我还承担过该校政治、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等几门文科课程。这些课程的备课教学，加上之前的知识积累，为后来的学术生涯起到了重要的铺垫和良性准备。其中图书管理员工作为后来文史研究的目录学和版本学打下一定基础，而“批林批孔”和“评《水浒》”两次政治运动中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为后来的相关知识积累和学术思维都产生重要作用。

一、图书管理员之梦

我是作为美术教师被分配到大连第38中学的，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竟然实现了我少年时候自办家庭图书馆时想当图书管理员的梦想。

事情要从学校领导为了解决我的工作室问题而引起。作为美术教师，除了美术课教学之外，还要负责全校的日常宣传事务，诸如开大会、宣传栏之类写写画画的事情，都由我负责。可做这些事情总要有一个空间，但这个中学以前是个民办中学，由市里出面，搬进了前大连商业学校的校址。学校的房间非常有限，想给我一间独立的工作室的确比较困难。这时，校革委会副主任（即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我在中学时期的老师韩行恩先生为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我兼任校图书馆管理员。这样，把学校图书馆和我的美术工作室合在一个房间，这样学校各个方面也就无话可讲了。我当时年轻，既急于有自己的工作室，同时也对图书也是早已情有独钟，于是也就欣然接受了。

说起图书馆，人们一定以为里边书架林立，书香扑鼻。可我要是说这个学校的所谓图书馆的全部藏书竟然只有一个书架的上半层，也许很多读者难以置信。可这是确确实实的情况。该校以前作为民办中学时，根本没有图书馆，现有一点藏书也是迁入新校址之后为紧跟“革命形势”，新近采购而来的。而当时的书店里，和今天的图书市场简直不啻天壤之别：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再就是和“革命形势”紧密配合的书籍。我所管辖的所谓学校图书馆实际上只有90厘米宽的书架的上面三层。革命领袖的著作占了一层，另外两层也不过是当时形势所能允许的书籍。文学书籍少得可怜，连四大名著都没有，只有《李自成》、《高玉宝》、《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当时轰动的文学名著。人文社科方面的书更是贫乏，记得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红色学者的书。比较庆幸的是竟然还能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从数量上来说，这些所谓学校图书馆的全部图书还不足今天我个人藏书的三十分之一。但它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和管理欲望。我从小学时期形成的书虫子瘾，一下子再次被激发出来。看着这三层图书，我不由得想起少年时期那个自己的家庭图书馆，心想这也许是上苍的安排，让我圆一个图书管理员之梦。

于是，我大有重操旧业之感，把以前自己建立家庭图书馆的那些雕虫小技都调动出来，登记入帐、建立图书卡片，建立借阅登记簿等等，搞得煞有介事似的。虽然今天看来那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当时可绝无“过家家”的感觉哦！

图书管理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采购图书，可当时的采购工作非常简单。那可是绝对的“计划经济”。图书的分配不是由学校的财力和需要来决定，而是由市新华书店统一分配。他们把所有发行的图书按照全市各个单位的级别，每个单位设立一个书箱。过一段时间，书箱里边有自己单位的图书了，新华书店会来一纸公函。我们带钱取回即可。

尽管我对偌大书海如饥似渴，但眼前的处境仍然觉得聊以自慰。因为和别人相比，我还是一个幸运者，多少可以接触一些图书，并且还能经管它们。好比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尽管大家都在饿肚子，可那些商店里卖食品的售货员是何等地为人们所艳羡！同时我也感觉到，精神的饥渴原来和肚皮的饥饿也是同样可怕的！

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意外收获

本来我们在师资培训班的学习期限是两年，从1971年12月到1973年12月。但计划不如变化。因文革初期结束后，社会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大量大跃进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要进入中小学，大连市（实际上也是全国）各中小学的师资由于文革中有相当一批人仍然还处在政治审查阶段，还有一批人则已经被送到“五七干校”学习。为解决师资奇缺的矛盾，市领导决定让我们提前结束学习，于1973年2月立即上岗工作。

本来我中学的就读学校希望我能回母校协助徐世政老师工作，但因学校其他主要科目教师匮乏，名额又有限，我就被安排到一个以前没有美术教师的中学（大连38中）去独当一面，就任美术教师去了。

既然是美术教师，那么本职工作除了上好美术课之外，就是负责学校的一些日常宣传工作，像写写画画之类。好在我在中学时期的那套本领对付这些还是绰绰有余，所以没有什么新上岗职工的紧张和焦虑。然而时隔不久，时代再次把我卷入了被动的读书漩涡中。

1974年年初，毛泽东在江青一伙的怂恿下，错误地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周恩来的，但平民百姓并不清楚其中内情，他们本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要是毛老人家一声令下，他们大有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之势。

这“批林”好理解，因为林彪投敌叛国，你怎么批他也不过分。可那“孔老二”招谁惹谁了？干吗非要把这位圣人拉出来像批走资派那么批倒斗臭？我，也包括许多人很不理解。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是文革期间妇孺皆知并身体力行的一句话。我就是在这场运动的“执行”过程中不但加深了“理解”，而且还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可以说和今天的学术生涯不无关联。

当时各个单位的运动都是如火如荼，已经久违数年的大字报再次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各单位的宣传栏上面。不过，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往往不是学理上的分析驳斥，也难说是政治角逐的表述，要么是无知文盲的庸俗歇斯底里，要么是无聊文人的推波助澜。试举几例，以博一粲。

有的说：“这孔老二真不是个东西！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容易把我们妇女从苦海里解放出来，他还要‘调戏妇女’（好多大妈把‘克己复礼’听成谐音的‘调戏妇女’）！真该千刀万剐啊！”——大妈们并不清楚“孔老二”和“毛主席”谁先谁后，相隔多少年，以为“孔老二”是要和毛主席对抗的反革命分子。

也有的文人搜肠刮肚，把孔老夫子那些“隐私”或“丑闻”都给抖搂出来了。什么孔子是他母亲和叔梁纥野合的私生子啦，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连问路人家都不搭理，成了丧家之犬，等等。

因为我们中学没有好好开过历史课，对这些说法也分辨不清。所以对这些内容也不免发生一点兴趣。就在这时，学校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和地方领导的指示，在全校对学生进行批林批孔方面的专门教育。为此，每个班级除班主任外，另外配备一个任课教师，协助班主任进行运动方面的教育工作。

作为学校的专职美术教师，我不当班主任，所以这次被派到一个班级进行运动教育。那个班主任是我们师范学校语文班的同学，我以为她是教语文的，对这些内容应该比我更熟悉，所以心想不过走走过场，应付一下。不想这位班主任平常对我们不当班主任的老师一肚子意见，这次见我落在她手下，非要我专门负责给学生讲运动方面的课程。我心想何不趁此机会自己也学学这方面的知识呢？于是也就欣然接受了任务。

接受任务之后，我利用自己掌握学校“图书馆”的有利条件，还真煞费苦心地找来好多参考材料。从中央到各级政府的重要文件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各种重要文章材料，到各地宣传部门为配合运动编写的各种参考材料，不能说应有尽有，反正是数量可观了。我把这些材料认认真真地好好读了下来，把其中重要并有心得的地方做了笔记。然后按照学校和我的直接领导——那位班主任的指示精神，做了认真的备课，并在他们要求的时间内给该班学生做了专门辅导。

记得我辅导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孔子说过一些什么，这些话的大致意思是什么？二是今天的运动中按照上级的宣传口径，为什么说这些意思是错误的。今天回忆起来，那时的宣传口径不是可以随便更改的，那要冒很大风险，而且我当时也没有那个分辨能力。但第一部分对孔子的部分言论所做出的大致介绍，对我个人了解孔子的思想言论和向学生推广介绍，还是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辅导竟然对我的个人人生道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那位班主任原本认为我是教美术的，对孔子不会有多少了解，也不会下什么功夫，所以不过想出出我的洋相。让我无可奈何之后向她求援，再显出她的能量。没有想到我还真的下了功夫，而且学生们的反映竟然相当地好。这件事情不知怎么就传到了上边，学校领导竟然记住了我在这方面的能量，并且在我身上打起了别的主意。

当时处于文革后期，学校局面相当混乱。学生“读书无用”的思想盛行，教师队伍奇缺。我所在的学校很多学科没人上课。于是，学校领导认为我是一个现成可用的文科教师，于是三番五次安排我上各种文科课程，记得我在中学讲过的课程有“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共党史”、“政治”、“地理”等等。现在想起来觉得有趣并感慨的是，在中学所有的文科课程中，我没有讲过的课程只有两门，一是外语，二是语文——莫非是老天爷的安排，语文竟然恰恰成了我后来终生从事的职业？

不过我要感谢这段经历的有两点，第一，正是这段经历所打下的文科基础，才使我在1978年的高考中只用一个月的时间便轻松考取（具体过程拟专文介绍）；第二，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尤其是比较喜欢侧重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应该说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记得当时看得比较多的是杨荣国的《中国思想史》。虽然那时有很多东西看不大懂，从今天的角度看，杨的著作也有许多“左”的意味，但毕竟从中进入了一个门径，了解了古代思想文化这个领域的一些情况。可以说，这也算是“批林批孔”这场错误的运动对我个人的特殊而有益的培养造就吧？

三、从“评《水浒》”运动中获得营养

在我的研究论著中，《水浒传》占有一定的分量。除了两本专书（《水浒传趣谈与索解》、《漫话水浒传》）之外，还有几篇有关的论文。其中《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探迹》（《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2期）一篇的部分内容还被选入中学课本《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文的辅导读物，《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文学遗产》1995年5期）在学界也有一定影响。2000年当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首播时，天津《今晚报》还约我开了专栏，与电视剧同步，每天一篇关于《水浒传》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短文。可人们也许难以想到，这些对《水浒传》研究的基础知识，竟然主要是1975年从当时“评《水浒》”的运动中得来的。

1975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水浒》的谈话，他认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等。他认为《水浒》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所以，他同鲁迅一样，不满意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腰斩，说此举 “不真实”。

从学术的层面看，毛的这些看法对理解《水浒传》的主题内蕴，有一定独到之处，可为一家之言。但由于毛的特殊地位和江青“四人帮”别有用心的利用，毛的这些话成为当时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的政治运动的号角和靠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学术遭到政治残酷践踏和左右的例证。

在此之前，我只读过被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也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版本。当时在中学任教的我，本来的正业是美术教师，但由于此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在给学生做的学习辅导中小试锋芒，被学校领导发现在文科方面的“才能”，于是在美术课之外，还同时兼任学校文科的其他课程（语文、外语除外）。而当时的政治课是要紧密联系时事运动的，所以，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了解和掌握，成了我给学生讲政治课的需要。

那时候正是白卷英雄张铁生得势，“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无论你今天批“孔老二”，还是明天批“宋江”，学生们大多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抽烟、泡妞和打群架。可我并不能因此而降低自己的备课质量。相反，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备课，我利用自己掌握所在中学图书馆的便利，广泛寻找和接触了当时有关“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很多材料。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当时还的确了解了不少信息，学到不少知识。

在版本方面，了解了不少有关《水浒传》版本以前未知的知识。以前我只看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到梁山好汉排座次就结束了。然而这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梁山好汉排座次之后接受招安和攻打方腊及田虎王庆的那部分情节。本来《水浒传》这些古典名著还没有正式解禁，但为了“批判使用”的需要，当时国家安排有关出版社出版了运动需要的几个版本。利用我负责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我很快购置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回本《水浒传》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这些版本的最大特点是书前都毕恭毕敬地加上毛泽东有关《水浒传》的谈话内容，以及编辑部为配合运动所写的前言按语。除了这些国家正式出版的版本之外，还有些单位为配合运动自行印行了一些版本。比如我当时就收藏了一部简本一百二十回《水浒全传》。通过这些过程，我对《水浒传》的版本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知道该书版本有简本繁本之分。繁本中还有七十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之别。这些为后来的教学和研究都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不过收获更大的是在思维方面。这场运动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齐声喝彩和赞美的梁山起义英雄，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摇尾乞怜和丧失立场的投降派了呢？那几年政治、历史等文科教学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显而易见的是，《水浒传》这个作品对象没有变，是人们的看法变了。那就给人这样的感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的，如同郭沫若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无论是处事，还是面对学术问题，都要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也就成为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所在了。当然，有些深层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我还是考虑不到的，比如，特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学术活动的制约程度等等。

尽管“评《水浒》，批宋江”这个运动已经被历史证明其荒谬，但如同我在上文《“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意外收获》中所说的那样，聪明的人应该在哪怕是荒谬或坎坷的境遇中发现和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各种营养。